昨天是上海电影博物馆开馆首日，一名观众正在仔细观展。
周斌 摄
本报记者 曹静
上海电影博物馆开馆第一天就迎来了两位著名电影人——奥利弗·斯通和杜琪峰。
前者始终坚持在电影中表达自己对现实、对历史的思考，坚持自己的电影理念；后者在商业化的市场压力下，坚持创作有个性的电影。两位导演既有“异曲”之处——各自的追求，也有“同工”之妙——相似的理念。对于本届文化讲坛“电影的现实影响”这一主题，两人都发表了独到的见解。
电影与历史：呈现非“迪斯尼版本”的历史
美国导演奥利弗·斯通的作品，以厚重的历史感著称。而这和他的个人经历不无关系：“我到中美洲去过，也参加过越战，看到过社会万象，这使我改变了很多想法。年纪越长，我就越开始质疑。”
斯通认为，美国政府所提供的历史多是“迪斯尼版本”的历史——把很多东西作了删减和改编，历史人物的意图、历史事件的真实细节等等都被遮蔽了。作为电影人，他认为有必要以自己的方式将其重新呈现出来。
正因为此，一部《不为人知的美国历史》，奥利弗·斯通拍了5年：“我们努力把很多事都搞清楚，我们重新剪辑、重新编写。这是我做的最困难的一个项目。我想这也是我最雄心勃勃的计划。”
当然，也有人质疑：具有主观性的电影如何呈现历史的真实和客观？在昨天的文化讲坛上，奥利弗·斯通作出了回答：“所有我呈现的东西，都是基于历史事实。你可以说对历史的阐述是我个人的，但是你不可以说我所描绘的事实不是历史。”
电影与商业：需要妥协，但理想无法磨灭
与斯通浓厚的历史色彩不同，以一系列警匪片为人熟知的杜琪峰，作品中既有鲜明的商业烙印，也有突出的个人风格。
电影市场体系日益壮阔，尤其在香港极度商业化的电影环境中，拍电影不得不考虑生存。杜琪峰坦言：“如果是商业化的电影，我们就做纯商业的。不能因为我杜琪峰而使得公司亏本，我觉得这是需要妥协的。”
但商业化始终无法磨灭电影人的理想。杜琪峰说：“我会在拍摄商业电影的过程中去发掘自己真正想拍的题材，我一直在等着这样的机会。”
如果遇到了这样一部“理想电影”，他就会按照自己的方法去做，“做到100分”。他说，“想完全执着于自己的理想和理念，那就不能容忍有任何损害自己个人风格的事情，这样才能够做成”。
电影与现实：电影可以给人带来更多的平静
对于电影对现实的作用，两位导演一致认为，“电影能够做很多事，但不能做得太多”。通过战争片传递反战思想，通过暴力片传递反暴力理念，斯通成功地用电影表达了自己对历史和现实的思考，并深深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观众。
他说：“我们对社会是负有责任的，因为我们是要面对所有观众。但很难把电影当做一种教育方式来告诉大家一些道理。我希望尽量留一片空白给观众，让他们自己去描绘、去感受。”
杜琪峰则说：“你不要以为电影可以改变世界。当然，电影对世界是有影响的，但是这种影响不足以让大家去停止某种行为或开始某种行为。”杜琪峰的观点是，电影可以给人带来更多的平静，也希望大家能够从电影中获得一些享受和启发。”
(来源:解放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