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应该打好“抗战牌”,但决不能戏说

　　本报记者 匡丽娜

　　为什么我们要拍《大后方》这样一部纪录片?如何实事求是地反映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我们又该怎样利用抗战文化这一宝贵的文化资源为重庆树立品牌?就此,5月5日,记者采访了市人大常委、市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大后方》总撰稿人周勇。

　　最核心

　　为“中国梦”提供形象的教材

　　“《大后方》记录一个时代的侧影,它既是我们工作的需要,也是重庆这座城市的需要,更是时代的需要。”周勇说。

　　他称,拍摄《大后方》,就是要留下一部反映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转折点的历史,展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起点;提供一部中国智慧的历史画卷,推动两岸和平发展,当好促进祖国和平统一铺路石;塑造一部抗击日本军国主义的英雄史诗,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彻底清算日军侵华罪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也为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为世界和平繁荣贡献中国力量。

　　最困难

　　实事求是地反映历史

　　“最困难的是,我们如何在把握正确方向,弘扬主旋律的前提下,实事求是地反映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周勇表示,该片意在全面、系统地展示抗日战争时期,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人民艰苦卓绝的伟大历史,而这需要理论指导、认识能力、历史资料、研究水平、编导创新等各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这对创作团队是巨大的挑战。我们将充分吸纳近年来学术界有关抗战研究的最新成果,力求从形式上全方位、宽领域、立体化地展现抗战大后方历史,实现思想性、学术性、观赏性的统一。”周勇说。

　　最愤慨

　　历史不是编故事,破坏文物就是犯罪

　　“历史不是编故事,任何的戏说都是对历史的亵渎,对社会的误导。”谈到抗战题材的文艺作品,周勇对当下不少影视作品中对抗战历史的胡编乱造、戏说一气的现象提出了批评。“重庆完全可以打好抗战牌,也应该对抗战文化进行充分的传承保护,但我们不能靠‘编故事’来塑造城市的形象,得靠事实说话。文学艺术高于生活的前提是源于生活。”

　　抗战文物遗址保护也是周勇关注的重要内容。他心痛地指出,在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时,重庆还有767处抗战遗址,仅仅十年时间,到“三普”时只剩下395处了,消失了372处,占48.5%,损毁严重。

　　他特别提到,法律规定,历史遗址的异地复建只能是特例。但在有些地方,所谓“保护性拆除――把原物(遗址)拆除,在异地复建”的现象几成常态,“拆真文物,修假古董”,让历史遗址甚至是重要历史遗址为开发商让路。“国家制定了文物法,破坏文物就是犯罪,既是对先人的犯罪,也是对后代的犯罪。”“其实,保护遗址与城市开发是完全可以统一起来的,在中国,在世界不乏成功的例子。关键是有些人有没有这样的见识,想不想这样做。”

　　最重要

　　形象的表达、扩大对外交流、树立重庆品牌

　　“抗战文化更是重庆城市独特的不可多得的历史文化资源,是当下培育重庆文化核心竞争力、提升城市文化形象的宝贵资源。”周勇建议,充分利用文艺形式来宣传推介重庆,因为有了准确的史料,有了科学的研究成果,还需要有形象的表达,才能为广大的普通观众所接受。

　　他建议,还应当做一些抗战题材的大型城市雕塑景观或风貌区等,如已经完成曾家岩-红岩村抗战风貌走廊、沙坪坝山洞街区、渝北区龙兴镇民国风格影视一条街等的风貌区建设。同时,应加强对外交流与合作,尤其是要与西方主流社会开展学术交流,以推动西方学界实事求是地评价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

(来源:重庆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