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为官之德是道德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全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中国古人一直很注重官德问题，并有许多精彩论断。从“为政九德”到“十思”，从《待漏院记》到《阅江楼记》，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古代针对官德的评说早已自成体系，而这个体系又是与中国传统文化紧密相连的。
一切法从心想生。“心能作天堂，心能作地狱。”正因如此，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往往会抓住任何机会提醒皇帝和各级官员修“官德”，督促他们经常保持“正念”。今天，重新温习古人对“官德”的阐述以及对“修官德”的谆谆提点，不无裨益。
从“九德”到“十思”
《尚书·皋陶谟》中，皋陶跟大禹讨论如何选拔官员，总结出了“为政九德”：“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皋陶认为，理想中的官员应该具备以下九种德行：宽宏大量而又严肃恭谨，性情温和而又有主见，态度谦虚而又庄重严肃，具有才干而又办事认真，善于听取别人意见而又刚毅果断，行为正直而又态度温和，直率旷达而又品行廉洁，刚正不阿而又脚踏实地，坚强勇敢而又符合道义。
“九德”可以说是官员道德水平的理想境界。对于一般人来说，很难天生就具有这九种美德。怎么办呢？古人也替我们总结出了修炼“九德”的方法——
魏徵在《谏太宗十思疏》中以“十思”劝谏唐太宗李世民，这“十思”就是通往“九德”的路径：“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溢，则思江海下百川；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惧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因怒而滥刑。”大意是：看见特别喜好的东西，要想到知足以自我约束；将要大兴土木，就要想到适可而止，以便能使百姓安宁；想到身居高位的风险，就要想到低调做人以加强自身修养；害怕自己骄傲自满，就该想到像大海一样处于百川之下，心胸博大；乐于打猎游乐，应想到古人“打猎只能围三面，网开一面”的规定，知道凡事不可过度；害怕自己懈怠懒惰，就自始至终都要谨慎；怕受欺瞒，就要想到虚心接受他人意见；害怕邪恶之人聚集在身边，就想到要自身先正直，然后才可斥退邪恶之人；要给别人以恩惠，就要想到是不是因为偏爱而错误地奖赏；将要实施惩罚，就要想到是不是因为生气而滥用刑罚。做到这十个方面，扩大“九德”的修养，一定会得到很多补益。
当年，唐太宗对魏徵的“十思疏”十分赞赏，亲写诏书嘉许魏徵，并把这篇文章“置之座右”，以警策自己。时代在变迁，但“九德”与“十思”依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待漏之时想什么
时光到了宋朝，著名文学家王禹偁写了一篇有名的文章《待漏院记》，这也是一篇探讨官德的文章。
王禹偁是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年）进士，曾任知制诰、翰林学士等职。他以直言敢谏著称，曾三次被贬，但仍守正不阿。
“待漏院”指的是百官在宫门外等候早朝的地方。古代用铜壶滴漏以计时，宰相及百官须待漏尽、宫门开启才可入朝，因此，百官在宫外休息的地方就被称为“待漏院”。《待漏院记》一文就是通过官员在待漏之时想什么这个问题来探讨为官之德的。
文章说，贤相忠臣在待漏院等待早朝时想到的是：“兆民未安，思所泰之；四夷未附，思所来之。兵革未息，何以弭之；田畴多芜，何以辟之。贤人在野，我将进之；佞臣立朝，我将斥之。”即如何使老百姓安居乐业，如何使四方少数民族归顺朝廷，如何使战乱尽快平息，如何使荒芜的土地得以开辟，如何使在野的贤人得以重用，如何将奸佞小人逐出朝廷等等。这些官员显然是心系苍生之人，其官德当然值得嘉许。
可并不是所有的官员都如此。另一部分官员在待漏之时想的则是另外的事——奸佞之臣想的是：“私仇未复，思所逐之；旧恩未报，思所荣之。子女玉帛，何以致之；车马器玩，何以取之。奸人附势，我将陟之；直士抗言，我将黜之。三时告灾，上有忧色，构巧词以悦之；群吏弄法，君闻怨言，进谄容以媚之。”他们想的是如果报私仇，如何得到子女玉帛，如何党同伐异，一句话，他们想到的是一己私利。与前相对，高下立判。
《待漏院记》虽然通篇没有一处提到官德，但却抓住了官德的关键之处。修官德的关键就在“起心动念处”，如果一个官员起心动念是为百姓苍生着想，那么这个人的官德一定顶呱呱；反之，若一个官员时时处处想的都是如何谋求个人私利，那么不论他如何作秀、掩饰，最后一定会以权谋私、徇私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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