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给《邓小平时代》打98分

《邓小平时代》作者傅高义。

傅高义为读者签名。

等待听傅高义演讲的读者排起了长长的队伍。 (本栏图片均由记者熊明摄)

　　本报讯 (记者 匡丽娜)“如果说非要给这本书一个评价的话,我给它打98分。”4月9日,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哈佛大学教授、《邓小平时代》作者傅高义接受本报独家专访,谈到了有关这本书和他自己的故事。

　　“我就是个拉关系的”

　　尽管傅高义已年过八旬,却依然保持着一颗年轻而开朗的心,用他的话讲,“我就是一个小老头。我已经83岁了,却觉得自己人生刚刚翻开了新的一页,后面还有很多未知的内容等着我去探寻。”

　　傅高义的语速平缓,娓娓道来,但说到精彩的地方,他会辅以各种手势,甚至毫不顾忌地开怀大笑,犹如一位天真的孩童。

　　“最初写这本书的确是因为好奇心,我想了解,想尽可能地正确了解邓小平这个人。”傅高义说,作为一个外国人,他写邓小平有三个优势——第一,“旁观者清”,能客观地看待中国问题;第二,接触的材料比国内学者更丰富;第三,利用“哈佛大学学者”身份,认识到了许多接触过邓小平的人物。

　　傅高义幽默地说,“我就是个拉关系的”,利用自己哈佛学者的身份,到处走访邓小平时代的人物,研究十年,终成《邓小平时代》一书。

　　“我不是个中国通,重庆是个很酷的城市”

　　中午吃工作餐的时候,工作人员问傅高义需不需要刀叉。他摆摆手,用筷子夹了一块麻辣肉片说:“筷子我用得很熟练呢。”见旁人有些吃惊,傅高义还得意地说,“我还能吃辣呢!川菜的味道我很喜欢。”

　　因为对中国事务精通,傅高义被称为“中国先生”。对此,傅高义并不认可。他谦虚地说:“其实比我了解中国事务的外国专家多得很,我只是对中国改革开放这部分特别有兴趣,做了些研究而已。”

　　“我与重庆有着不解之缘。”谈到重庆,傅高义说,他曾经先后四次到过重庆,第一次大约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相比以前,重庆城市有了更大的发展。

　　“这次,我的孙子也跟着我来重庆了,他25岁了,走了很多地方,他评价重庆是个很酷的城市。我也比较赞同。”傅高义说。

　　“我们有了解中国的责任,中国也应该想办法提高透明度”

　　“这本书的初衷是写给美国人看的,让他们更多地了解中国。我认为美国人对中国有复杂的心理。”傅高义说,1972年尼克松访华以后,美国掀起中国热。中国人来美国大学念书,来美国工作交流,都非常支持。

　　“现在的问题有几个,第一,美国一直是经济大国,要是别的国家超过美国,会有问题吗?第二,我们的失业问题,比以前严重一些。我个人看法是别的国家的工资比我们低,这是市场的事情,但有的美国人觉得是中国工厂做了这么多事,所以贸易不平衡,导致失业问题比较严重。我个人认为这不是真实的情况,但是有的美国人会这样想。”

　　傅高义说,有一个调查,调查美国的高级知识分子,包括大学的知识分子,他们对中国的看法,比较有地位的人对中国关系比较好,比较了解中国,所以,贸易、政治应该继续搞好关系。但是很多普通老百姓、教育水平不高的人不够了解中国,所以他们害怕的情况比较严重。我认为要处理这个问题,是让美国大多数人理解中国到底是个什么情况。我们有了解中国的责任,中国也应该想办法提高透明度。

　　“撒切尔夫人很能干,但也比较保守”

　　“人们称刚刚去世的撒切尔夫人为‘铁娘子’,您怎么看?”记者问傅高义。

　　“撒切尔夫人是一位非常能干的领导,有能力,很多方面都做得很好。但是我个人认为她比较保守。”傅高义说,和美国总统里根一样,他们俩人都比较保守,里根没有改变美国,撒切尔夫人也没有改变英国,只有邓小平改变了中国。

　　“《邓小平时代》原计划写上下册”

　　谈到自己对《邓小平时代》这本书的评价,傅高义爽朗地笑了。他歪着头想了半天说;“打98分吧。”

　　他解释,对这本书他总体比较满意,但是因为自己是外国人,受语言、资料的限制,难免有一些小的失误。

　　最令他遗憾的是,对邓小平上世纪70年代以前,特别是他早期的情况写得还不太清楚。“原本打算写上下册,但是听了哈佛大学出版社的意见,还是写成了一册。因为写这本书不是让专家来研究,而是希望让更多普通人来了解中国。”傅高义说。

　　傅高义在重庆图书馆演讲时

　　揭秘邓小平与西方世界的外交点滴

　　本报讯 (记者 强雯)西方政要是怎么评价邓小平的崛起的?他们如何看待邓小平的政治生涯?4月9日,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哈佛大学教授、《邓小平时代》作者傅高义来到重庆图书馆,举办了题为“邓小平与中国道路”的专题演讲,讲述了不少邓小平与西方政要交往的点点滴滴,获得满堂喝彩。

　　邓小平走上外交舞台的内幕

　　在演讲过程中,傅高义展示了一张拍摄于1974年4月,邓小平到联合国出席会议前周恩来为他送行的照片,称“意义重大”。

　　“1973年,中国大陆被正式确立了在联合国的席位。此时,很需要一位中国领导人去联合国演讲,阐述中国基本的外交政策。按道理,应该是周恩来去,因为多年来,周恩来一直在领导外交工作。”傅高义解释,“但是,当时由于周恩来的身体已经有恙,于是邓小平替代了周恩来的这次行程。”

　　傅高义表示,从一定程度上来看,那是邓小平主持中国外交工作的开始,在此以后,邓小平开始正式走上国际外交舞台,“所以,这张照片不仅对邓小平,对中国都是意义非凡。”

　　基辛格纠正了对邓小平的误解

　　初涉国家外交的邓小平并未得到西方人的“一见钟情。”傅高义举例说,1974年,邓小平访问美国时,第一次见到了美国著名外交家基辛格,然而基辛格评价邓小平是一个“学徒”,远不如周恩来。“有些尖锐的问题,邓小平并不愿意谈,而是让当时的外交部部长乔冠华解释。”于是基辛格便认为邓小平对很多国际国内的事情不熟悉,感到失望。

　　在傅高义看来,这其实是基辛格对邓小平的一种误解。他分析,“邓小平当时刚调回北京,有些问题很敏感,所以他不想说错话。”傅高义表示,后来他为了此书的写作采访基辛格时,交流了这种想法,基辛格承认自己当年对邓小平有误解,而且时间和事实证明,邓小平是个很出色的领导。

　　外国政要对邓小平印象很好

　　关注、研究邓小平与世界各国的外交,可以说是傅高义的兴趣和重点所在。为此,傅高义没少采访过一些与邓小平会晤过的国家领导人。

　　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告诉傅高义,“我在二战以后见到很多世界领导人,但是没有见过一位比邓小平更重要的领导人。”美国前总统卡特一度想让中美关系正常化,最后是邓小平促成了这件事。卡特坦言,他对邓小平的印象很好。

　　“他还曾看望过一度处于低迷状态的原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傅高义表示,这也间接地改善了中日的关系。

　　邓小平在外交方面的才能不容小视,傅高义认为,这些是他个人政治魅力所在,也是解读邓小平时代的一个重要入口。

　　周勇:给傅高义提了两点建议

　　本报讯 (记者 匡丽娜)“为什么是傅高义写出了这样的书?”4月9日,市人大常委、市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周勇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道出了一个颇有意思的问题。

　　傅高义没有西方人的偏见,他描述了中国道路、中国精神、中国梦想

　　“他今天带给我们的完全是一场学术和思想的盛宴。”听完傅高义的讲座,周勇说,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今年1月在中国内地发行,不到三个月,已经卖了50万册,足以说明他当得起“享誉世界的学者”这个评价。听傅高义的报告,则是另一种风格,既是教授讲课,引经据典,有根有据;又如邻家大爷讲故事,他83岁了,图文并茂,绘声绘色;更如长辈教诲,娓娓道来,令人深思。

　　“傅高义为什么能写出这样的书?”周勇说,这是因为他能够实事求是地看待中国,研究中国,而没有西方人的偏见。他是一个美国人,《邓小平时代》是一本从西方人的视野看今日中国的书,是为西方人写的介绍中国的书。但是,傅高义描述的却是中国道路、中国精神、中国梦想,所以中国人看起来就感到非常亲切。

　　周勇认为,在傅高义的身上,有非常浓厚的求实务实的东西方相结合的治学精神。他完全是以一个学者的心态与严谨的方式来研究中国,实事求是地写中国,而不是戴着有色眼镜看中国。所以,他在书中所呈现的内容与结论,就比较真实可靠,这将大大地鼓舞今日中国人坚定对中国道路、理论和制度的信心。

　　“所以,他的这个严肃的态度,是我们今天非常需要的治学精神。这是一个真正的学者所应该的态度,这也值得我学习的。”周勇说。

　　建议补充邓小平早年在重庆和主政大西南的史实

　　“傅高义教授是我的朋友。作为朋友,我从学术上提两点意见,供他在修订出版《邓小平时代》的时候参考。”周勇说,一是可以适当补充邓小平早年(1919-1920年)在重庆的史实,并对那个时代作深入的分析。二是可以适当补充邓小平主政大西南时的史实,并对他当时的实践和理念与后来的邓小平理论进行比较研究。

　　周勇解释,邓小平1904年出身于四川广安,1919年到重庆求学,考入重庆留法预备学校,在重庆学习一年后于次年乘船东下,由上海赴法国勤工俭学。重庆求学这一段经历,对于刚刚从穷乡僻壤来到城市、年仅15岁的邓小平来说其影响无疑是深远的。另外,主政大西南是邓小平辉煌人生的重要篇章,他获得了重要的地方管理经验,是他走上中央领导岗位的伟大起点。他的这一段经历也为后来邓小平理论的形成提供了一个实践的基础和理论的准备。

　　“我将前几年参与编纂的《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送给傅高义,希望对他修订这本著作有这么一点点帮助。”周勇说。

　　在记者写稿的过程中,周勇来电话告诉记者,在送傅高义去成都的路上,傅高义说,“我完全接受你的两点建议,你说得太好了。”

(来源:重庆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