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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瓶颈在公路必经的列瓦村村口。由于一户村民的院墙坐落于此，路口只有1米多宽，要修路就必须把院墙拆了往里挪，但这个方案遭到了户主的强烈反对。
菊美多吉为此多次出面和户主沟通，他说：“你别把我当乡长，就当我是鲁村的老百姓，将来路修好了，鲁村的老百姓和所有走过这条路的人都会记着你的情。”
最后关头，他甚至伸出双手，朝对方伸出了大拇指——就像汉族人下跪一样，在藏文化里那意味着最卑微的请求。
2012年2月28日，鲁村通村公路终于动工了。3个月后，工程竣工。三四米宽的马路，足够拖拉机开进村子，把村里盛产的苹果运到外地销售。
俄孜降泽甚至不知道修这条路花了多少钱，他只管组织村民投工投劳，监督质量。至于募集资金、占地纠纷那样的“硬骨头”，全是菊美多吉在操心。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在菊美多吉先后工作过的扎拖、龙灯、瓦日3个乡，老百姓都能讲起菊美多吉修路架桥的故事。他常把“要致富、先修路”的口号挂在嘴边，对村干部和老百姓的需求，他总是说：“村里需要什么，你说，我去跑。”
道孚县位于青藏高原东南缘，海拔高，生态脆弱，产业发展艰难，经济发展严重滞后。为了让老百姓致富，菊美多吉发动瓦日乡孟托村的村民搞养殖，并牵头从外地引进了仔猪。发放仔猪时的场景，至今在村支书便巴丹孜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大热天的，他站在卡车上满头大汗，把小猪一头一头地抱起来递给村民。”当了28年村支书的便巴丹孜还没见过这样的干部，“他那模样，哪里像个乡干部啊？就是普通老百姓的样子。”
事实上，从普通乡干部到乡长，职务在变，菊美多吉在老百姓眼里的形象没有变。在扎拖乡政府旁开小卖部的来米记得，无论是平头百姓还是县上领导，菊美多吉见了都是一视同仁。
“见到我，他大老远就会喊我。”对于这个“小胖小胖的年轻人”，72岁的来米印象深刻。4年前菊美多吉调离扎拖乡后，来米再也没见过他，但她依然记得菊美多吉“热天爱穿短袖、短裤，爱喝可乐，几乎一天一罐。”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走上乡镇领导岗位后，他的事情更多了。几年来，菊美多吉既要在当地架桥修路，搞好基础设施建设，又要发展养殖业，为百姓寻找致富机会，还有义务教育、退牧还草、扶贫救困、牧民定居行动……他凡事喜欢亲历亲为，常常没时间回家。他连自己家里有几头牛都不知道，却没有忘记“翁姆家的小娃儿需要一本新华字典”。在他的日记本上，记满了乡里大大小小的事儿。
“只要你开口，他能帮的绝对帮。”表弟扎西多吉这样评价菊美多吉。
菊美多吉发现患有高血压时，妻子曾经陪他去成都看过病，医生建议住院治疗，并警告他，回到高原上血压会更高。但他还是提前回去了，一是觉得自己的病没医生说的那么严重，二是身为乡长，他确实走不开。
他想做的事情太多了，似乎在跟时间赛跑。2012年5月的一天，菊美多吉回家拿衣服，家人不在，他又没带钥匙，只好翻墙进屋，拿了衣服便走。在村口遇到了3岁的儿子嘎嘎，他跳下车抱起儿子亲了几口，耳语了几句。
但谁也没有想到，那竟是他最后一次回家。(王鑫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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