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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要打破僵化刻板的文风的束缚，还文笔以自由。不知道是起于什么时候，我们机关的文章从标题到内容越来越讲究排比、对仗、工整、四六句。很多的文章，包括一些领导讲话、权威报刊的理论文章，文内第一层次标题不管相隔多远，主语谓语宾语、名词动词形容词，语式甚至到字数都是对应的；然后第二层次标题换个排列方式，又都是对应的；如果有三层、四层标题，仍然是对应的，规规矩矩，板板正正，像是小学生造句作业。至今一种常见写法，XX是目标、XX是任务、XX是窗口、XX是桥梁、XX是纽带……下了一番苦功，但透着一股陈腐气息。这种写法，不是以内容的需要来摆布文字，而是以文字上下前后工整的需要来裁剪内容，合之则留，不合则去，结果思想得不到伸展，观点得不到阐述，统统被割裂得七零八落。这种文章给读者留下的只是一个刻意雕琢的词句框架，很难留下深刻的思想启迪。在毛泽东的文章中，你们去找找看，四六句儿、工整对仗，一层标题二层标题三层标题格式高度一致，我是没找到。毛泽东多少还讲点儿文字的风采，邓小平连这个都不讲，干脆就是直说，“白猫黑猫”，“摸着石头过河”，拿最土的话来说明最深刻的道理。但是，你不要说他没有文采，简朴、明快、透彻，这本身就是一种文采，就是我们共产党人文字工作要为实际斗争服务的一种精神的体现。我们要的文采是这种文采，而不是蓄意在文字上过分雕琢的文采。
我们文学史上有一种骈体文，两汉、魏晋下来，多少人写了多少骈体文，辞藻华丽得不得了，人们能记下的大概只有“滕王阁序”，因为它做到文字和内容高度配合，其他如著名的“三都赋”，搞得洛阳纸贵也没有多少人记住。这种骈体文的特点倒是被今天我们有些同志继承了，可惜玩文字又玩不过古人。毛泽东也有过工整、对仗、排比，在《反对党八股》里。他说：“我们也仿照八股文章的笔法来一个‘八股’，以毒攻毒，就叫做八大罪状吧。”第一条叫做“空话连篇，言之无物”，四个字儿一句，两句八个字，继续工整下去，第二条是“装腔作势，借以吓人”，然后是“无的放矢，不看对象”，“语言无味，像个瘪三”，“甲乙丙丁，开中药铺”，“不负责任，到处害人”，“流毒全党，妨害革命”，最后一条“传播出去，祸国殃民”。工整对仗排比，无以复加。但毛泽东是提倡这个吗？他是最看不上这个的。我并不是说大家有时候用用排比、对仗，讲究讲究工整，都是多余的。我是不赞成我们的年轻同志把宝贵的时间精力用到这个方面去，不愿意这种风气成为我们的一个导向。
第三，文章尽可能短一点。文章要短一点，大家都知道。那么怎么才能短？我在改稿实践中发现几个具体的方法。比如，我们现在经常是同样的话翻来覆去地说，如果一个意思决不说两遍，自然就短了。开会讲话中难免要表示感谢，经常是谢了一次不行，隔几页还谢第二次，甚至谢三四次，你把感谢的话放到头里一起说完了，后面就不要再感谢了。讲形势的分析，所有分析全都放到一个段落；讲工作部署，所有部署全放到一个段落。我现在替大家改稿子经常不是为了修改思想，思想都非常正确，功夫就花在把“同类项”搞到一起。再比如，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这是鲁迅的话，从小老师就教过我们。但实际上我们文字中，可要可不要的字、句、段落太多了。我们为什么文字越弄越长呢？除了大家文化素质越来越高、思想越来越丰富之外，可能还有一个原因是我们书写方式越来越便捷。古人最早在丝帛上写，丝帛贵呀，他必须尽可能用最少的文字表达最多的内容。还有竹简，用竹简很费劲，要把竹简削出来，还要防腐，肯定他要尽可能地省略字句。古人讲“学富五车”，如果是今天的五卡车书，谁也读不完，但是古人能读完，因为他用的竹简，五个牛车也拉不了多少字。然后呢，有了毛笔、墨汁和纸，后来又有了铅笔、钢笔，废话就开始多了。尤其是今天有了电脑，这个废话就成倍增长。因为许多规定性词、句甚至段落，如果用笔写要写好一阵呢，过去他就会省略一些，或干脆不写了，现在只要“梆”一按，就全出来了，何乐而不为嘛！一些同志给领导写稿子有一个心理，我也干过这个活儿，先把字数弄多一点，把稿子撑起来，显得很充实，显得卖了力气，领导你看哪句不好你自己删嘛，有些句子只要写上了，谅你也不敢删。如果碰上个对文字没有兴趣的领导，他就照念，结果不仅把大家的时间都浪费了，还把这个单位、这个地方整个文字水平拉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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