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教育世家的百年沧桑

　　作者简介:熊光炯,月池村人,是熊氏家族的“光”字辈后人,书中提到的赫赫有名的熊育锡,是熊光炯的太祖父的兄弟。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广东省司法厅退休干部。发表过诗歌、散文、报告文学、评论、杂文等数百万字的作品。

《心远》 熊光炯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2年10月版

兴办家族教育的领路人熊育锡先生

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严复雕像

　　什么样的文化积淀才能孕育出一个教育世家?他们又有着怎样的百年沧桑?近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心远》以磅礴大气的手笔,抒写了江西南昌冈上乡月池村熊氏家族百年树人的艰苦历程。

　　熊育锡、熊元锷曾拜严复为师,推行严复的教育主张,先在江西办起了新式学堂,后改名为心远中学,成为当时全国闻名的三大私立名校之一。

　　熊氏家族与中国著名知识分子陈三立、叶企孙、吴宓、吴有训、陈寅恪、胡先骕等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写下了不朽的篇章。另外,著名历史人物如程孝刚、邹韬奋、曾天宇、袁玉冰、方志敏、张国焘、饶漱石、程天放、彭学沛、欧阳恪、桂永清等都与熊氏家族创办的心远学校密切联系在一起。

　　小小的月池村涌现出中科院院士、解放军上将、教授、副教授、博士、硕士等三百余名,是名副其实的“教授村”、“人才村”。

　　重庆日报:在书中,我看到整个熊氏家族的故事,堪称一部“教育家谱”。这样一个“家谱”在当年的中国是个例吗?

　　熊光炯:我们熊氏家族从教的人太多了,将熊家人在全国大专院校的教师集中起来也许可以办一所大学。我的家庭除我之外几乎全是老师。

　　熊家“育”字辈的先人熊育锡、熊元锷先生与严复先生是忘年之交、师生之交、终生之交,他们呕心沥血地实践严复先生科教兴国的主张,在民国时期筚路蓝缕艰苦条件下兴办新学,我被深深打动了。他们“育”了一辈子的人。这样一个“家谱”,准确地说,其实是那个时代中国的教育界的正面缩影。

　　重庆日报:书中提到了一些熊氏家族的人在重庆教书的故事,这也间接说明了心远与重庆的渊源,你怎么看待这个渊源?

　　熊光炯:这本书所写到的一些人物和故事确实与重庆有渊源关系。其中有一位四川大学的熊正瑾教授,他曾经在美国和闻一多、梁实秋一起创办“中华戏剧改进社”,是最早演出文明戏的人。他差一点儿就成了严复先生的女婿。熊正瑾教授也曾经在重庆大学教英语。六十岁的时候在川大被打成右派,他一生的悲欢离合都与四川和重庆密切相关。

　　重庆曾经是民国的陪都,熊育锡老先生的一些门生弟子都曾经迁入重庆,他在江西宁都去世之后,在重庆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很多国民党的元老都出席了。在国难当头的情势下对一位毕生从事教育的长者如此礼遇确实不易。

　　重庆日报:你觉得这样一个教育世家的故事对当下有什么参照意义?

　　熊光炯:教育是一个嚼不烂的话题,在千百万家长们的舌尖上,教育的酸甜苦辣涩是一言难尽的。一个比较极端的说法是“教育把人的脑子搞坏了”,这个说法放到文化大革命中去是非常合适的。那时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脑子被搞坏了,几乎全民族的脑子都被搞坏了。现在不仅仅是个人要反思,全民族都要反思,否则悲剧还有可能重演。教育就是教书育人,就是“传道、授业、解惑”,教育是构建人脑的知识智慧,并不是为了择业,更不是引导学生如何升官发财。教育的根本职责是提高全民的文化素质,这是我们家族的先人兴办教育的出发点。

　　重庆日报:有评论家说,你的书中有很多曾经被历史歪曲或者遮蔽过的人物,而你还原了他们。你怎么看待这个评论?

　　熊光炯:这本书写到了很多熊家知识分子,以及与熊家人有关系的中国著名知识分子,比如倡导科教兴国的严复先生,有独立人格精神的陈三立、陈寅恪父子,还有被称作是“大师们的大师”的叶企孙先生。书中很多知识分子的命运都让人扼腕长叹。在一定程度上,这本书是中国百年知识分子命运的生态写真。

　　精彩节选

　　与严复的忘年之交

　　追溯严复与熊育锡的交往,两人的第一次见面当是在1910年(清宣统2年)。那时熊育锡被推举为江西教育总会副会长,到北京参加学部召开的全国教育会议。其时严复早已声名远播,熊育锡慕拜已久。严复通过早年认识的熊元锷也知道南昌熊家人办学的情况。42岁的熊育锡一见到56岁的严复,便拱手执弟子之礼称道:“严先生,在下仰慕先生已久,今日得见真三生有幸。晚生不才,愿拜先生为师,还望先生不吝指教。”

　　严复欠了欠身说:“南昌熊家人办学,复向所敬佩。今见纯如贤弟果以教育为终生之业,尤为叹服。欲开启民智非教育而不能也,贤弟躬行实践,未来必有所成就。”

　　对于兴办教育,两人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这是两人一生矢志不渝的理想。这个共同理想维系了两人终生的忘年之谊。在两人的书信中,关于教育的话题是随处可见。严复是长于弹琴的伯牙,熊育锡是善于听音的钟子期,而后者常常将高山流水般的琴声引导到兴办的课堂当中去。比如严复强调直接的英文教育,熊育锡在心远的办学中就直接采用美国的教材。在这一年的《江西学务官报》上,熊育锡发表了《改良教育办法意见书》,提出了中学的算学、化学、博物、西洋史等课程均应采用西文教材的主张,他首先在心远中学付之实施。

　　历史曾经为二人共同办学提供过一次难得的机缘。1912年(民国元年)年初,袁世凯政府曾经委任严复管理京师大学堂总监督,也就是北京大学的校长之职。学界对于严复寄予很大期望,他也希望不负重托。严复在学校经费、学科设置、学生及教职员工等多方面进行了周密的筹划。熊育锡是管理人选之一。在给熊育锡的信中,严复写道:“贤弟生平以教育为唯一之业,极深佩叹。若可北来相助为理,则分科、庶两务中,当以一席位置,贤弟其有意乎?此事端须笃实君子,又稍知教育门径,谙晓管理之法为之,贤弟真其选耳。”当时熊育锡正担任江西文事局局长之职,他对官场并无兴趣,对于办教育则心向往之。一听严复先生邀请他去京师大学堂办教育,马上辞官不做,到了北京京师大学堂应了斋务长之任。严复打算将京师大学堂的经、文两科合而为一,办一所古之圣贤所期待的传统的“国学”讲堂,为此特邀请了国学大师陈伯严来办此科,为国学讲堂支撑门面,用严复的话来说是“必得伯子而后胜其职”。哪知陈伯严也是一位极有个性的大知识分子,不知何故他坚辞不就。(陈伯严即陈三立,光绪进士,官至吏部主事。)

　　也许严复终非庙堂之器,由于种种原因,他管理京师大学堂不到一年,就因故辞别不干了。他一走,熊育锡也跟着走了。两人再无同窗共事的机缘。此后,京师大学堂的历史就由别人去写了。

(来源:重庆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