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之风：周善甫

周善甫

周善甫行书

章虹宇

　　梁漱溟为周善甫《四书选读》題字

　　著名民族历史学家马曜教授评价说：“言必信，行必果，是为醇儒。善甫先生足以当之。”

　　从2010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周先生代表作《大道之行》一书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晚年倍加关注民族复兴和国家的富强这一历史性的命题，书中所谓揭示和弘扬的中华文化精神对于现代人而言，依然是一个不可回避的时代课题。那就是如何从思想上更好的继承和发展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使之成为现代人精神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

　　李群杰先生认为：“《大道之行》用运智与运慧的方法论述了纵横华夏5000年的发展史，把一个文明古国社会政治生活中应该传承的道德和精神展现给了读者，堪称当代一部精研传统国学的大作。”

　　一

　　作为一位生活在祖国西南边疆却为丰富中华民族的核心精神文化作出了贡献的文化老人，周善甫先生的一生极具传奇色彩。他名樊，又名凡，字善甫，晚年号松堂老人，纳西族，他1914年12月出生于云南丽江一个书香世家，其祖兰屏光绪乙丑科（1889年）举人，其父周冠南光绪辛丑恩正科（1901年）云南乡试第6名举人，都是云南边疆教育史上兴新学的先驱，他常说“自己一生的情致和人生追求都受益于那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家庭文化启蒙。善甫先生6岁那年入丽江古城兴文学校读小学，刚升入四年级就被父亲带到昆明继续读书，1933年考入东陆大学（云南大学）土木工程系，新中国成立后长期从事教育，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1979年获得平反。晚年被省政府聘为云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系中国书法协会会员、云南省民族学会顾问、云南诗词学会顾问。

　　回忆周善甫先生一生，我们会发现他在故乡丽江生活的时间并不长，而且多年背负历史冤屈，颠沛流离，但由于他崇高的人品风范和毕生修己持正，敬业乐群的生活态度，以及在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方面取得的杰出成就，使他成为享有盛誉的纳西族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之一。1998年1月6日善甫先生去世后，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他在思想哲学领域所作出的贡献，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不应该单纯地把善甫先生划作一位国学家，他并不属于那种沉浸于训诂考据，埋头整理国故，以皓首穷经自负的文人，他是一位能自觉站在历史的前沿，主动应对挑战的思想先行者，最有原创性的学者之一。中国自古就有一些像善甫先生这样的学者，虽未居高位，生活也难说富裕，却殚精竭虑在学术上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某些时候，他们对国家命运的思考，甚至比学院派更独到也更深刻。

　　周善甫先生具有忧国忧民、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君子人格，堪称云南学人的典范。他一生命途多舛，备尝艰辛。1957年划为“右派”后，颠沛流离于矿山、农场劳动改造。为养家糊口，他曾从事裱水泥袋、杂工、园丁、木工等职业。文革结束获得平反，才脱离困境。他晚年定居于昆明翠湖北路31号，于陋室之中发愤著述。他为人宽博大度、恬淡清虚，这种性情使他在苦难中能独善其身、穷且益坚，并于古稀之年全身心投入中国传统文化研究，致广大而尽精微。他一辈子远离高等学府和科研机构，却撰写了《大道之行》、《老子意会》等学术著作。著名民族历史学家马曜教授评价说：“言必信，行必果，是为醇儒。善甫先生足以当之。”

　　早在上世纪70年代末，善甫先生就开始致力于儒学的研究，他始终保持了独立的思考，而且在内心深处始终没有丧失自我。他的学术成果不仅仅是读书人的心得，更是实践与思考的结果。1985年他完成了四书新注本——《四书选读》，那时受极“左”思潮禁锢已久的人们对传统文化的研究还很抵触，对儒学更是持完全否定的态度，他的研究无法得到周遭的认同，但却得到了梁漱溟先生的肯定与激赏。当时，年已92岁高龄的梁先生在北京亲笔为《四书选读》题写了书名。难怪我国著名哲学家、北京大学哲学系原主任黄楠森教授对“善甫先生其书其人极敬佩”，认为《大道之行》一书是忧国忧民的精神凝结。

　　善甫先生观察和思考中国文化及人类命运，针对近代以来质疑、批判、否定中国文化以及西方文化侵蚀造成的严重弊端，总结中国传统文化的特长，肯定中华文化的历史作用和现实意义，旗帜鲜明地指出，儒家传统之道基于普遍人性，不是建立在特定的民族、时代或阶层经验之上，具有超越特定空间和时代的品质；儒家学说强调“天下为公”，具有突出的理性精神，理论正大，所以儒学始终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积极作用；儒家学说具有包容性，善于以宽容的胸怀吸收其他宗教或学说的真谛，这使它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因此，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华文化“保有这个伟大、稳定、祥和的祖国”，这是中华文化“异常的成功”。而且中华文化“乃人类文化的正源主脉”，能引导世界走向“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正道。他指出：“重塑民族自尊心是国家民族未来发展的关键。”这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他的先见之明。而他再三致意的“中华在前进，世界在成长”也正在变为现实。

　　二

　　从旧到新本身就是一个传统与决裂的过程，为了“新”而抛弃“旧”，但事情往往不是这样简单，传统中也有许多合情合理的好东西，否定传统就是否定历史，就是否定自我，中国优秀的文化具有特别值得珍视的价值，到了世纪之交的今天，整个社会开始用理性的眼光看待传统，我们应该让更多的年轻人尤其是知识分子懂得我们的前辈在这方面曾经为我们留下如此宝贵的精神财富，而且对我们这个时代以及未来的社会发展都会显得十分重要，周善甫先生的可贵贡献就在于此。

　　善甫先生思想睿智，他的著述中往往蕴涵独到的见解，闪耀着哲理的光芒。《真谛和俗谛》是反省各种“意识形态恶斗”这一历史性、世界性顽症的文章，极有新意和深度。文章指出，历史上影响广泛的各种宗教和学说都声称自己所主张及践行的是真理，没有哪一种宗教和学派愿意承认自己在提倡谬见，他利用一分为二的辩证观点，分析了意识形态的复杂性，认为各种意识形态体系实际上都存在真谛和俗谛两个方面。真谛产生于人类理想，代表了人类的应然状态，体现了客观的必然和人性的本质，闪耀着理想的光辉，富于崇高性和包容性，所以能够为不同国家、民族的人所理解和接受。如果真正出于追求真理，造就人类福祉，那么，不同宗教和学派之间不应该出现对立和冲突，更不会出现不共戴天的仇恨，但事实是，人类历史上却充满了以维护真理为名、实则谋求世俗利益的“意识形态恶斗”。这就是俗谛。俗谛产生于有关利害的主观考虑，而不是出于信仰。所以，某些人往往为争夺世俗利益而曲解宗教教义和学说，并往极端的方向发展，造成思想对立，而使人类历史充满障碍乃至血腥。顽固主张俗谛的人往往是权势人物，因为他们从俗谛得到好处，便更加疯狂地歪曲宗教或学说，强化意识形态对立，从中渔利。对此，人们必须以理性的眼光进行审视，并保持高度警惕。全文闪耀着思想光芒，是反思意识形态恶斗、化解惶惑的优秀之作。

　　善甫先生精神饱满，心胸亮丽，具有艺术家的高贵气质并在文学、艺术领域取得突出成就，擅长诗文，尤工书法，行书草书卓然成家。他1987年写的《春城赋》，充分发挥赋体文学铺张扬厉的特点，横向铺排滇云美丽风光，纵向历数昆明光辉历史，立意高远，汪洋恣肆，写出“美哉昆明，爽适无伦”的昆明新形象，笔力矫健、气势磅礴。南屏步行街的图腾柱上和昙华寺公园瑞应塔旁均刊刻其全文，经常吸引人们流连品味。

　　周善甫先生的书法风格“温文儒雅，平淡率真”，在当代中国书坛自成一家风范。他的书法笔致简约，遒劲飘逸，风骨凛然；结构布局疏朗大方，清新流美，赏心悦目，字里行间，洋溢着厚重的人文底蕴和鲜活的时代气息。国际著名的书画鉴赏大家、已故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李霖灿教授称赞周善甫的书法“乃大学者的翰墨，而非仅书家之字”。他还进行书法理论探索，融“章草”、“今草”、“行草”于一炉，创立“简草体”，更加简易、美观，便于学习，推动书法艺术与时俱进。他用简草进行创作实践取得成功，并撰成《简草谱》出版，推广简草体，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张永康研究院认为：“这是中国书法史上一项承前启后的大工程，也是滇中文化界的骄傲。”

　　周善甫先生消除了学术研究与修身分离的状态，以一介布衣不计任何世俗功利地进行学术研究，致力于思考人生、探索真理，希望以文“化”人，培育社会，具有思想者的高贵品质。荣格说：“文化的最后成果是人格。”周善甫先生学术研究与修身高度统一，以他的思想和文化创造、人品道德见证了学者的尊严和崇高，证明了文化的真正价值。

　　因此，周善甫先生得到了各界肯定， 2008年12月，中华书局在北京举行《大道之行》出版座谈会，首都思想理论界称“周善甫先生是继梁漱溟、冯友兰等先生之后离我们最近的一位儒家。”

(来源:云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