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全性：建议恢复高考第一人 (2)

余玮

2007年08月06日11:22 来源：zzzzz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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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又问刘西尧，还来不来得及？刘西尧说，还来得及。邓小平略一沉吟，一锤定音：“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过来，今年就恢复高考！”

　　消息传得很快。第二天，新华社驻会记者找到查全性，开玩笑说：“查老师，知不知道你昨天扔了个重磅炸弹？”

　　当年8月7日，中国科学院、教育部汇编的第9期《科教工作座谈会简报》，共4页，约1200字，上面记载着查全性那次改变上千万人命运的发言。

　　几句真话唤来教育春天的回归

　　在查全性看来，自己当时提出恢复高考制度，“并不是因为我特别有创见，只是我有机会说几句真话。而我敢于说，主要是觉得说了可能会解决问题”。说这话时，他的语气显得很平谈。

　　“在参会前，我和大部分大学老师一样，对于大学招生现状是不满的。倒不是说大家对工农兵上大学有意见，只是普遍觉得，政府让工农兵上大学的初衷虽不坏，但是由于入学没有考试，学生的文化程度就没有办法控制。有的学生各个方面还强，有的又差得很。由于没有一个分类、分级，同一班学生文化水平参差不齐。”从1972年开始，武汉大学也招了几届学员。那时候，大学生中有程度好一点儿的，也有程度差一点儿的。因为当时还有一个口号叫做“不让一个阶级兄弟掉队”，所以一切教学都得“就低不就高”——所有的教学工作都是按照文化水平最差的学生来进行的。“这样一来教学水平根本没有办法保证，而且你没有办法控制，你不知道他什么会，什么不会。有些学生甚至连小学的东西都不会，你要让他不掉队，大家都得等他，大学就变成中学、小学了。”对这些情况，许多高校教师与查全性一样都很了解，也十分不满，但又无可奈何。

　　那次座谈会开始时，查全性等人以为，像邓小平这种身份的领导人，能够在开始和结束时各来一次，顶多再讲几句话，就很不错了。但是出乎他的意料，“会议期间，除了有一个半天小平同志有外事活动，非得走不可，就给大家放了半天假。在会议的很大部分的时间他基本上是听，偶然问一两句关于一些具体事实、或者有一些听不清楚的，他不做指导性的发言、或者是希望大家谈哪一方面，他都不说，他就听大家谈，很少插话”。这种气氛让大家意识到，“小平同志很有诚意，是想解决一些问题”。查全性补充说：“每天都是邓楠陪他来陪他离开，因为小平同志耳朵不太好，所以有些话往往是我们说了以后，邓楠再给他复述一遍，这样他就可以听得更清楚一些了。”

　　扔这个“炸弹”之前，查全性也不是完全没有顾虑。因为，废弃高考、实行推荐上大学，原先都是毛主席决定的，而当时“两个凡是”的旗帜还在高高飘扬，说这种话无疑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但他最后还是决定将真实意见说出来。

　　“如果说了，兴许会起一定作用，冒一点风险还是值得的；如果不说，错过这种机会太可惜了。小平同志拍板说，今年就恢复高考。这句话我记得非常清楚。从这件事情也可以看到小平同志倒也不是预先带了一个框框要在这个会议上要恢复高考，他的确是听了大家的意见以后，然后根据这个情况马上做一个果断而且是非常重大的这么一个决定。”

　　当场拍板的这个决定得到了全场热烈鼓掌，很多学者热泪盈眶。不出两天，全北京城就知道了这个消息。8月13日，根据邓小平指示，教育部又召开了第二次招生会议。一年内召开两次高校招生会议，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

　　座谈会结束后，查全性回到学校，向学校传达了座谈会的情况，也向家人说了在会上发言的事。

　　查全性一家五口，夫人张畹蕙是他的老同学，当时担任武大化学系教师；大儿子初中毕业后下农村3年，回城当工人5年，当时在武重车间工作；女儿1976年高中毕业后，下乡到湖北钟祥劳动；小儿子还在读初中。“那时，两个大孩子都在努力适应环境，响应上山下乡的号召，追求进步。虽然心里也想上大学，但当时大学招生的机会绝少轮到他们。所以，他们没有想到自己的人生可能会发生重大改变，更没想到我个人会对这个事有什么影响。”

　　查全性的大儿子听了情况后，还曾担心地说：“假如再搞‘反右’，你肯定就是头号大右派了。”但是，重大的转折终于真正发生了。

　　当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根据邓小平指示制定的《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文件规定：废除推荐制度，恢复文化考试，择优录取。

　　似乎恢复高考招生的一切枷锁都已解除，但这时突然有人提出：中国虽然是个考试大国，积压了整整11年的考生一起拥进考场，谁也没有组织过呀？首先需要一大笔经费，其次印考卷需要大量纸张啊，这两件事现在想来根本不可能成为问题，甚至可能是考试主持部门赚大钱的好机会呢！当时不行，全国上下一片穷。问题因此上交到了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的结果是，中央决定：关于参加考试的经费问题就不要增加群众负担了，每个考生收5毛钱即可，其余由国家负担；印考卷没纸，就先调印《毛泽东选集》第5卷的纸印考卷！

　　关闭了11年的考场再次敞开大门，一个可以通过公平竞争改变自己命运的时代回来了！

　　1977年冬天，我国举行了至今惟一的一次冬季高考，570万学生报了名，加上1978年夏季的考生，两季考生达到了1160万人。这些考生从山村、渔乡、牧场、工厂、矿山、营房、课堂奔向考场。多少人的命运由此改变，中国的教育事业也迎来期待已久的春天。查全性的呼声有了回应！

　　查全性的大儿子、女儿参加冬季高考，一个考上武大物理系，一个考上武大化学系。著名历史学家吴于廑教授与他们同住一楼，有3个子女同时考上大学。捷报传来，张畹蕙在楼下见到吴教授，连连致贺：“恭喜！你们家连中三元！”吴于廑也喜不自禁地说：“同喜！同喜！我们两家五星高照！”

　　如今，当年参加高考的学生，许多已成为社会的精英和栋梁。查全性的大儿子、女儿大学毕业后，先后出国深造，获得美国博士学位。查全性说：“我那次发言，也使我子女们的人生发生了改变。”

　　恢复高考首倡者同样反对“一考定终生”

　　30年来，高考和高等教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20世纪80年代，高考上大学是公费读书、毕业分配工作，到90年代末的高校并轨、扩招、学费增加、自主择业，再到本世纪初的分省命题、自主招生。高考一直牵动着亿万人的神经，在争议中前行。

　　对于如今的高考，查全性说，高考肯定要改革，到底该怎么办？还是应该多听专家的意见。他认为，“一考定终生”肯定不是好办法，理想的高考制度是：大家参加统一笔试，再加上学校推荐加面试，这样就可以对一个人得出比较准确的评价。不过，实行后者的前提是社会风气要好。

　　“如果高校能实行‘宽进严出’的招生办法，则会更好。”他曾在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里斯大学考察，发现该校每年招生10万，第二年这些人只剩2万，最后毕业时不到1万。通过逐步淘汰，学生质量得到了保证，被淘汰者学到了一定知识，也不太痛苦。他认为，“可惜的是，我们目前的社会风气不允许这些东西。相对而言，目前的高考让大家都经过一个相同的检验过程，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公平公正，仍是一个比较好的制度。”

　　针对现在越来越激烈的高考竞争，查全性认为，社会要改变“惟有上大学才能成才”的看法，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生活教育背景、不同的优点和特点、不同的兴趣和智力水平，应该有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

　　谈及近年来的研究生扩招，查全性不无忧虑，指出研究生培养质量下降的问题已经日益突出。“为了保证研究生质量，必须层层设卡。首先要‘卡’入口关。研究生扩招是大势所趋，而扩招必然会使优质生源‘稀释’。因此，必须改革招生方式，采用增加面试比重等方法来提高录取的准确性。其次，要强化中期分流制度。面试毕竟只有15至30分钟时间，对学生的科研素质、治学态度、人品等无法全面考察。而进校一年以后做一次考核，只要认真从事，就会比较客观。”

　　导师与学生定期进行交流也非常重要。查全性说，扩招以后，研究生导师的数量和质量并没有同步增长，有的导师一届就招十几个学生，有人戏称这种现象为“一个茶壶配十几个甚至几十个茶杯”。有的学生一学期难得见到导师一面，更谈不上研究方向的指引和学术心得的交流。这种培养模式，很不利于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提高。

　　而今，查全性仍在指导博士生。只要天气晴好，他都要到实验室去。闲暇的时候，他爱到珞珈山的小径上散步，“武大的环境很好，在山林中走一走，神清气爽，特别舒服”。查全性说，没事就喜欢到实验室看望学生，有时我们还就某个问题展开激烈讨论。“导师指导学生的职责，不是仅在于帮学生发表两篇论文，以取得毕业答辩资格；还应该在指导学生完成科研的过程中，引导学生的治学兴趣、方向和方法，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和创新能力，更有为师者道德水准、人格魅力的感染。”

　　现在不少研究生把导师叫“老板”，对给“老板”干私活很有意见。查全性说，研究生尤其是理工科研究生参与重大科研项目，是研究生培养的一种重要形式。但如果只是做一些与研究方向无关，或者技术含量低的事情，这就是导师失职。

　　高考制度的恢复，改变的不仅仅是个人的命运，对整个国家和民族来说意味着复苏和新生。作为院士，查全性的学术成果自然是丰硕的，然而真正使他名扬天下的，却是那个“恢复高考”的建议。这是查全性一生中惟一的一次与邓小平面对面的交流，但在他生命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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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石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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