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拓是当代杰出的新闻工作者、政治家、历史学家、诗人和杂文作家，是经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老新闻工作者，一生写有许多优秀的作品，也受过错误的打击。在他辉煌而曲折的人生历程中，他的精神和品格为许多新闻工作者所敬仰。
邓拓兼任《前线》主编，对“三面红旗”发表冷静清醒的见解；
所开辟的《燕山夜话》专栏，被林彪、“四人帮”诬蔑为反党工具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在整风运动中，由于邓拓主政的《人民日报》“按兵不动”，受到中央领导的严厉批评，邓拓也因此由《人民日报》调到北京市委工作。
此时，北京市委决定办一个理论刊物，万事俱备，只缺一个主编。1957年8月，邓拓走马上任，担任北京市委主管思想文化战线的书记，兼《前线》半月刊主编。邓拓是著名的报人，又因为在个时期来到北京市委工作，市委负责人彭真、刘仁有意不让他分管报纸，只让他管一个刊物。这是对他的保护，其用心良苦，邓拓是充分理解的。
1958年，中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开始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全国笼罩在“左”倾狂热之中。《前线》杂志就是在这个“左”的氛围中筹备创刊的。北京市委作为党的一级组织，理所当然地要高举“三面红旗”。但是，市委一些负责人对有些问题也有所抵制。彭真为《前线》作的《发刊词》，就力图纠正“左”的思想，明确提出必须实事求是地按照客观规律办事，不能单凭主观的热情，盲目地蛮干，更不能像风筝、氢气球一样，随风飘荡。
1958年11月25日，《前线》创刊，前10期的10篇社论都出自邓拓的手笔。在那个时代，以宣传党和国家的总路线，宣传党的中心工作为主要内容的报刊社论，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左”的思想的影响。但是，作为杰出的政论家，邓拓对当时流行起来的那种严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危害群众根本利益的“左”倾错误已经有一定的觉察。他的10篇社论中有3篇谈论群众路线。如《前线》第2期社论《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路线》指出：“我们有的干部，自以为已经懂得了许多实际情况，就不注意随时随地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不肯耐心地同各方面的群众反复商量问题，就凭自己的脑子一热，灵机一动，就做出判断，乱下命令。”社论说，我们的口号是“按照客观的可能和需要办事，决不应该把空想当做可能性”。在另一篇社论里，邓拓针对当时流行的高指标，特别提出一切计划“都必须建立在充分可靠的基础上”。他写道：“任何指标的提出要有根据，就是说，要有实施这些指标的充分理由，而不能单凭主观的愿望。没有根据的指标不仅没有实现的保证，还可能招致许多意外的困难。”在狂热的年代里，能够发表如此冷静清醒的见解，表现了社论作者的胆识和勇气。
但是，北戴河会议后泛滥开来的“左”倾错误，具有指导性的影响，在全国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大炼钢铁运动，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农业丰产却未获丰收。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刮起的“共产风”，“一平、二调”，严重侵害了农民的利益，损坏了农业生产力。
1958年底和1959年初，党中央开始纠正人民公社化中的“左”的错误。但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召开的庐山会议却中止了反“左”的议程，又转为进一步开展“反右倾”运动，把阶级斗争引进党内，使为数众多的党员、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批判和处分。“左”倾指导思想进一步发展。
1960年、1961年，我国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党中央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毛泽东号召全党认真总结经验，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恢复党的实事求是传统，使1961年成为实事求是年。
北京市委召开常委会议，研究如何克服“左”的倾向，多做实事，少说空话，安排好困难时期群众的生活，依靠群众，渡过难关。邓拓在会上就报纸的宣传工作发表了意见。他说，现在工业下马，农业欠收，物资供应紧张，群众生活困难，情绪低落，许多事情不好报道。报纸应当提倡读书，帮助群众开阔眼界，增加知识，振奋精神，在困难时期保持一个好的精神状态。
北京市委常委会议的精神在《北京日报》和《北京晚报》传达以后，《北京晚报》编辑部的同志都觉得邓拓的意见好，为《晚报》出了一个好题目，决定在报纸上开辟一个知识性杂文专栏，并请邓拓本人来写，由当时担任《北京晚报》副主编的顾行和副刊编辑刘孟洪去约稿。开始约稿，邓拓没有答应。经再三约请，邓拓表示同意，决定专栏的名字叫《燕山夜话》，他的笔名用“马南邨”。他说：“燕山，是北京的一条主要山脉；夜话，是夜晚谈心的意思。马南邨取马兰村的谐音，这是我们办《晋察冀日报》所在的一个小村子，我对它一直很怀念。”就这样，从1961年3月19日开始，邓拓的《燕山夜话》每星期二、四在《北京晚报》的“五色土”副刊和读者见面。到1962年9月2日停止，共发表153篇杂文。邓拓在《燕山夜话》编辑成册时的《奉告读者》中说“写《夜话》是被人拉上马的”，这确实是当时的真实情况。
《燕山夜话》中也有一部分文章谈论了思想路线和思想方法方面的问题。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认真总结经验”的号召下，邓拓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根据丰富的历史知识，探讨了几年来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和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对主观主义、弄虚作假、强迫命令、说大话、空话等“左”倾思想的表现，进行了尖锐的揭露和批评。不料，“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这本杂文集子竟被用来作为制造政治阴谋的导火线，造成了骇人听闻的现代“文字狱”。林彪、江青、康生、姚文元一伙开动所有的宣传机器，诬陷《燕山夜话》是邓拓“窥伺有利时机”，“按捺不住蠢蠢欲动的反革命心情”，“经过周密策划而后出笼的”；是“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地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猖狂进攻”。
《燕山夜话》以它深刻的思想、丰富的知识和特有的文采博得了群众的喜爱。在《北京晚报》的影响下，《前线》杂志编辑部也向邓拓提出了组稿要求。邓拓感到他自己一个人力不胜任。《前线》编辑部考虑了他的意见，又邀请了吴晗、廖沫沙，由他们3人共同开辟一个专栏，名称是《三家村札记》。从1961年10月到1964年7月，每人各写20篇左右。一贯投机钻营的姚文元，在《燕山夜话》受到社会普遍好评的时候，他也曾推崇备至。然而，三年之后，“文化大革命”一发动，还是这个姚文元，在他那篇充满谎言和恫吓的《评“三家村”》一文中，无中生有地一口咬定邓拓、吴晗、廖沫沙结成了“三家村反党集团”，《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
“四人帮”以邓拓为“突破口”，一场政治灾难降临在邓拓头上。
他用生命维护自己的清白和无辜
当调整任务顺利完成，国民经济刚刚开始重新得到发展的时候，1966年5月起，“文化大革命”以铺天盖地之势迅速席卷全国。
“文化大革命”首先从“造舆论”开始，吴晗、邓拓、廖沫沙被拿来开刀祭旗。从批判《海瑞罢官》、《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入手，上追“后台”，下扫“牛鬼蛇神”，先砸烂北京市委，继而搞乱全国，接着矛头直指“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揪出所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文化大革命”一套完整的战略部署。由姚文元署名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无中生有，诬陷吴晗。彭真和北京市委抵制姚文元的文章，在僵持了19天之后，迫于形势，北京市委同意在北京出版的各报予以转载，但同时强调对《海瑞罢官》的评价属于学术问题，要按照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精神进行平等的、以理服人的讨论，还特别指出“对姚文元文章的错误的地方也要批判”。根据这个意见，《北京日报》、《人民日报》相继全文加编者按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同时，也登载了不同意姚文元的文章，如邓拓以向阳生笔名写的《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主持写作、署名方求的文章《〈海瑞罢官〉代表一种什么社会思潮？》，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李琪以李东石笔名发表的《评吴晗同志的历史观》等等，围绕历史研究的观点和方法、如何评价历史人物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学术讨论。有些文章对姚文元生拉硬扯、无限上纲的错误做法提出了批评。但是，江青、康生、张春桥一伙有恃无恐，按照既定的战略部署，进一步以邓拓为突破口，锋芒直指北京市委和“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一场更大的政治风暴已在酝酿中了。
邓拓早已感到这是很不正常的政治空气。他是研究历史的，了解多灾多难的祖国曾经经历过的各种教训。至于江青、康生、张春桥一伙，从长期的观察和接触中，邓拓也深知他们的为人。这伙人的所作所为，更使他心明如镜。康生身居高位，道貌岸然，俨然一副马列主义理论权威的面孔，然而，邓拓知道这是个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擅长搞阴谋权术的人，整起人来心狠手辣，尤其对知识分子。江青，这个20世纪30年代上海滩的电影明星，邓拓对她从来是抱着避而远之的态度。前两年她为了出风头，忽然心血来潮要在北京搞京剧改革的“试验田”，邓拓作为北京市委的文教书记，不便硬顶，借口偏头痛，躲开了她。邓拓曾对人说过这是个蛇蝎一样的女人，心胸狭窄，喜怒无常，性好报复。那个张春桥，在晋察翼日报社的时候曾经是邓拓的部下，此人一贯刁钻阴鸷，见风使舵，挑拨离间。现在，这一伙人正沆瀣一气，掌握了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生杀予夺，随心所欲。看来，这回很难躲脱他们的毒手。
1966年4月，北京市委传达中央精神，要公开批判《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讨论的时候，发言人不多，冷冷清清。大家似乎都有难言之隐，对这次要兴师动众地发动大批判很不理解。但是，以彭真、刘仁为首的北京市委仍然遵守党的组织原则，按照中央的指示布置了要做的事情。4月16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以3个版的特大篇幅和通栏的黑体大字标题刊登了关于《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的材料，并且加了《前线》、《北京日报》的编者按语进行批判。材料刊出后，市委不少同志找邓拓谈心，劝他不要紧张，要正确对待，严格要求自己，还劝他保重身体，注意健康，将来还要做很多工作。他感激同志们的深切关怀，但是，回到家里，孤灯静坐，却总也平息不了满腔的委屈和激愤。一天，杨述来看他，谈到眼前风云，两位老战友心情都很沉重。
5月8日，江青首先发难。由她主持写作署名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在《解放军报》发表。文章气势汹汹，把攻击目标对准北京市委，出言不逊地说，邓拓“是‘三家村’黑店的掌柜”，“是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一个头目”，《前线》、《北京日报》是“借批判之名，行掩护之实，打起斗争的招牌，干着包庇的勾当”。同日，关锋化名何明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擦亮眼睛，辨别真假》，用同样的调子向北京市委施加压力。5月10日，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同时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第二天全国各报转载。次日出版的《红旗》杂志1966年第7期又发表了戚本禹的文章《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从此，报刊上批判《三家村》的炮弹越来越密，火药味也越来越浓。各个省、市，各条战线，各界人士举行集会愤怒声讨邓拓“黑帮”的消息连篇累牍，“砸烂三家村”的口号声响彻全国。
这些日子，邓拓一直在沉默中度过。他几乎从早到晚都坐在书房里，忧思如焚，悲愤交加。他的夫人丁一岚在外面参加“四清”运动，难得回家。孩子们见到邓拓，眼光中带着怀疑和恐惧，自从批判《燕山夜话》以来，他们也都受到很大的压力，那淹没一切的来自党和群众的声音使他们的心灵蒙上了可怕的阴影。往日欢乐融洽的家庭，现在变得冷冰冰的。在姚文元一伙炮制的文章里，《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被诬蔑为“有政治目的”、“语带双关”的“反革命黑话”。如：提倡在业余时间读书成为“千方百计推行‘和平演变’的阴谋”，关心青年成为“竭力引诱青年走地主资产阶级的治学道路，阴谋造就大量地主资产阶级的接班人”；坚持实事求是作风成为“恶毒攻击伟大的党，极端仇视无产阶级专政”……每日每时，他看到的，听到的，尽是这种毒刺般的语句，他仿佛觉得自己被扼住喉咙，全身紧缚，任人往头上倾泼污水。
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五一六通知》，决定撤销彭真领导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建立以陈伯达为组长、江青为第一副组长、康生为顾问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直接领导“文化大革命”。
就在这一天，各报又转载了戚本禹发表在《红旗》杂志的文章《评 〈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文中竟然有这样一段：“邓拓是一个什么人？现在已经查明，他是一个叛徒。在抗日战争时期又混进党内。他伪装积极，骗取党和人民的信任，担任了《人民日报》的重要职务。他经常利用自己的职权，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推行和宣传他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思想。1957年夏天，他是资产阶级右派方面一个摇羽毛扇的人物。”看到此处，邓拓顿时觉得眼前昏黑，头晕目眩。“卑鄙！”他重重地把报纸摔在地上。他再也不能忍受这种凌辱。他要向市委申诉！向中央申诉！
严酷的现实又使他平静下来。是啊，历来的文字狱，罪名都是“莫须有”的啊！“士可杀不可辱”，“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他作出了最后的抉择，决心用生命来维护自己的人格，证明自己的清白和无辜。
深夜，他伏案疾书――
彭真、刘仁并市委同志们：
……尽管在这个斗争中，我已经变成众矢之的，全国范围的批判运动正胜利发展，人们一致声讨《燕山夜话》和“三家村”的“黑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但是，我一直努力带着当前的问题进一步学习毛主席著作，要想跟上革命形势的发展。……
许多工农兵作者都说：“听了广播，看了报上刊登的邓拓一伙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气愤极了。”我完全懂得他们的心情。我对于所有批评我的人绝无半点怨言。只要对党对革命事业有利，我个人无论经受任何痛苦和牺牲，我都甘心情愿。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永远是这样。
文章的含意究竟如何，我希望组织上指定若干人再作一番考核。《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中，我写的文章合计171篇，有问题的是多少篇?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我相信这是客观存在，一定会搞清楚的。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本应该在这一场大革命上经受得起严峻的考验。遗憾的是我近来旧病都发作了，再拖下去徒然给党和人民增加负担。但是，我的一颗心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
当我要离开你们的时候，让我再一次高呼：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
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在全世界的胜利万岁！
邓 拓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七日晚
写完申诉书，他走到卧室，看一眼熟睡的妻子和孩子们，又回到书房，给他们留下最后的话：
……我因为赶写了一封长信给市委，来不及给你们写信。此刻心脏跳动很不规律。肠炎又在纠缠，不多写了。
你们永远不要想起我，永远忘掉我吧。我害得你们够苦了，今后你们永远解除了我给予你们的精神创伤。
永别了，亲爱的。
这是邓拓在他生命最后的时刻向党、向亲人作的倾诉。他终于放下了一生紧握的笔。
第二天清晨，丁一岚来到邓拓的卧室，看到倒卧在地上的邓拓，不禁失声痛哭。她伤心地抚摸着他冰冷的身躯，泣不成声地说：“云特，你安安静静地睡吧，你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了！”
邓拓，一个共产主义的坚强战士，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一代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就这样在他生命的盛年结束了一生。这是他的悲剧，也是中华民族的悲剧。
历史按照自身的规律向前发展。1976年，“四人帮”终于覆灭。党和人民在欢庆胜利、总结教训的同时，更加怀念那些惨遭不幸的同志。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979年，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北京市委正式决定为“三家村反党集团”冤案彻底平反。北京市委在《关于“三家村”冤案的平反决定》中指出：“林彪、‘四人帮’和那个顾问诬蔑邓拓（原北京市委文教书记兼北京市委党刊《前线》主编）、吴晗（原北京市副市长）、廖沫沙（原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三同志是所谓‘三家村反党集团’，并强加以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种种罪名，完全是出于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而有组织、有计划地制造的大冤案，应予全部推倒。”
不久《燕山夜话》重新出版，发行达100多万册。邓拓的重要学术著作、政论和诗词、散文，经过整理，汇集成140万字的《邓拓文集》与读者见面。
1979年9月5日，邓拓追悼会在北京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等同志参加了追悼会。追悼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组织部部长胡耀邦主持，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林乎加致悼词。
悼词说：“邓拓同志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中国无产阶级的新闻宣传事业。他从事党的宣传工作近三十年之久，终生紧握战斗的笔，积极热情地宣传毛泽东思想，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对党的新闻工作，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悼词说：“邓拓同志平易近人，作风正派，光明磊落，团结同志。他对敌斗争坚决，在工作中勇于承担责任。他密切联系群众，经常深入实际，带头调查研究，他是执行党的三大作风的模范。”
这是党和人民对邓拓的一生所做的最后的结论。
（作者单位：解放军空军政治部编研室 北京 1008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