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前，我在北平经历了七七事变，那一年我16岁。在地下党的指示下，我和一位陈姓老奶奶从北平城来到了平西青白口，找到了八路军独立第一师独立第一游击支队。
七七事变后来到青白口初做妇救会工作
七七事变后，整个平西的重要城镇和广大地区都陷入敌寇手中。日军所到之处，到处都是惨不忍睹的尸体和被烧毁坍塌的房屋，平西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中国共产党在平西设立了平西地委、平西专署、平西军分区及平西工、农、青、妇等群众团体。
1938年1月，在河北的阜平成立了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也叫边区政府，这是共产党员在敌后建立的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以后正式成立了边区农民、工人和妇女抗日救国会。后来晋察冀边区被毛主席誉为模范抗日根据地。就在边区政府成立时，我从平西来到了阜平，在妇女抗日救国会任委员（主任范景新，是王平将军的夫人），工作是将妇女们组织起来参加抗日。
然而，那时阜平的农村因交通不便，加上经济贫困、文化落后，妇女们被束缚在沉重的封建枷锁下，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家庭等方面根本没有地位，过着愚昧无知的生活。她们普遍缠足，砍柴背粮等都要靠男人，稍重一点的家务活，只能跪在地上做，还经常挨打受骂。要把这些妇女组织起来参加抗日救国活动，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我想，要想让这些贫困落后山区中的妇女参加抗日，首先要让她们熟悉我。这样我就一个人吃住在老乡家，和她们一起做家务、干农活、背孩子。当她们熟悉我以后，再逐渐向她们宣传妇女解放，号召她们打破封建枷锁，参加社会活动；要求她们首先解放自己，剪发、放足等。同时，用日本军队侵占我国土、杀害我同胞的事实，宣传每个中国人都要起来参加抗日，把日本侵略军赶出中国去的道理。我从一家一家地做起，并经过反复多次的做工作后，她们逐渐对我不疏远了，认识到妇女解放要靠自己，并懂得了抗日的道理，都表示愿意参加抗日。就这样一个村、一个村地做工作，先把村妇救会组织起来，然后组织区妇救会。组织起来的妇女参加抗日的积极性可高了，她们哼唱着支援前线的小调：
小小的灯儿暗幽幽，
丈夫打仗把我丢。
不悲不伤我也不愁，
给他缝件衣裳温柔柔。
一针一线快快缝，
缝呀缝好送到前线上。
妇女们主动支持丈夫参军，自己在家努力搞生产，为八路军做军衣、军鞋，送军粮，护理伤病员等，有力地支援了抗日前线。
同年3月7日，在山西省上寨县成立边区妇女救国会，我任副主任（主任是胡克宁）。后来，我在山西省灵丘县任妇女救国会主任。5月，房良联合县政府成立，这是在房山县境内建立的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我任妇救会主任。
参加开辟平西抗日根据地，在房（山）良（乡）联合县等地区任妇救会主任
1939年，我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回到了晋察冀，中央局干部科科长张瑞华（聂荣臻司令员的夫人）和我谈话，让我到一分区工作。那时，工作调动非常频繁，不到一个月，晋察冀边区妇女抗日救国会主任田秀娟（孙毅将军的夫人）分配我去河北省蔚县。她们都知道我能吃苦，就派我到新开辟的地方工作，组织成立妇女抗日救国会，任妇救会主任。从此，我参加了平西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工作。在那里工作约两个月后，一分区组织部长赵凡同志来蔚县检查工作时对我说，彭真同志要调你去冀东。于是我同赵凡同志一同回到一分区。但因故而未去成冀东，又回到平西区党委。先在涞水工作一个月后，经区党委书记马辉之同志与中央局联系之后，就把我们留在平西房（山）良（乡）联合县工作，我任妇女救国会主任。在房山县一区召开的人民代表会上，我任主席。
当时，房山良乡地区的绝大部分已被日伪军占领，只有山区敌人才不常来。我们党以房山的堂上村为中心，建立了房（山）良（乡）县委，附近的十几个村子组成了抗日一区。山区的生活非常艰苦，群众几乎没有粮食吃，除了极少量的玉米，主要以树叶和野菜为食。当地群众受封建思想的影响很深，妇女大部分缠足，戴大耳环；男人还有不少留着辫子和长指甲。这里虽离北平不远，但语言不通，有的地方山前和山后的语言都有很大差异。
我是1939年5月来到房良县的。当时的县委书记是庄静山同志，他向我详细介绍了这里的情况。在我来之前，妇女工作暂由两位同志兼管，一位叫王翠平，她天真活泼，过去唱过评剧，工作热情高；另一位叫杜凤莲。当时由于房良县委刚刚建立，根据地的范围还很小，所以最初工作的重点是在一区。一区虽然仅有十几个村子，但开辟工作却非常艰难。我那时也就十七八岁，经常一个人翻山越岭，走几十里地才找到深山里的村子，然后走门串户，向群众宣讲抗日救国道理，动员妇女们参加抗日工作。开头一段时间，我们的宣传在群众中并没有产生明显效果，群众没有真正发动起来。为此，我们及时研究，找出了原因。原来是因为我们都穿着军装，群众有些怕我们；另外，我们说话他们也听不懂。搞清原因以后，我们就换上了便衣，再次登门，效果就好多了。另外，有重点地做了一些人的工作，比如，有个叫晋国路的小学教师，同这一带群众的关系很好，影响较大。我们反复地对他进行启发教育，使他懂得了抗日救国的道理，加入了抗日的队伍，和我们一起向群众宣传团结抗日的主张。由于不断地宣传，逐步唤起了群众。我们还召开妇女大会，进一步激发群众的抗日热情。我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所见所闻的大量事实，揭露日本鬼子的侵略罪行。在各种会议上，我们还给妇女们唱抗日歌曲，例如：《五月的鲜花》、《流亡三部曲》等。唱到国土沦丧，人民惨遭涂炭的悲惨情节时，妇女们埋藏于心底的悲愤被唤起了，她们结合自己苦难的身世，都纷纷落下了热泪，台上台下一片悲泣。她们同情日寇铁蹄下的骨肉同胞，懂得了“不抗日就要当亡国奴”的道理，开始主动接近我们了，感情也逐渐加深。在初步发动的基础上，一区各村先后成立了村妇救会组织，由贫下中农的妇女代表当主任。基层妇女组织的建立和巩固，为成立县妇救会积累了经验，创造了条件。通过反封建的宣传，大部分妇女都放了足，男人剪掉了辫子。由于妇女群众思想觉悟的不断提高和其他社会力量的大力支持，大约在1939年的九十月份，正式成立了房良县妇救会，由我担任主任，兼任县大队大队长（后改称武装部）。这时的县委书记是郭强，他的爱人老杨也参加了妇救会工作。群众发动起来了，工作就好做些，对我也有了信任。有一次，我一人从保水去堂上，天快黑了，刚从山上下来，就看见一群黑狼朝我袭来。我连忙捡起石头朝狼打去，一边打一边大声喊“狼来了”“狼来了”。这时村子里的干部们听到了，他们估计到可能是我回来时遇到狼了，立即打土炮把狼吓跑了，这样我才平安地回到村子里。
根据党的指示，按照“巩固发展”的原则，在一区的工作全面展开以后，老杨和王翠平留下坚持工作，我便到以十渡为中心的二区做开辟工作。上级派来了苏石珍、孔淑珍两位妇女干部接替我的工作，分别担任一区妇救会的正、副主任。
到了二区，我们首先在十渡、马鞍村一带展开工作，以后又发展到六渡和西庄等地。由于有了一区的工作经验，二区的工作进展比较顺利。不久，县委和县妇救会也迁到了马鞍村。
为巩固和扩大二区，并为开辟三区积蓄力量，我们加紧培养妇女工作骨干，几个月中就有十几位妇女同志加入了党的组织，还选送晋显汉、晋显林、银富贵、史书琴等同志到平西区党委党校和抗大四分校学习。经过党的培养和实际斗争的锻炼，妇女干部的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有了明显的提高，推动了一区和二区妇女工作的不断发展。
为了扩大抗日统一战线，妇女组织在党的领导下，一方面向地主、富农宣传一致抗日的政策，动员他们减租减息；另一方面动员广大群众积极参加二五减租和统一累进税的工作。减租减息运动开展以后，群众生活有所改善，抗日热情更高了。在工、农、妇、青联合组织下，人民群众支援前线的活动热烈地开展起来。在四次扩军中，男青年踊跃报名，妇女们高兴地送自己的丈夫和兄弟上前线。
为了保障妇女的合法权利和地位，妇救会同虐待妇女和破坏军婚的行为作坚决的斗争。在蒲洼村里，有个叫张菊的女青年，因丈夫参军，她寄居在姐姐家。她姐夫是个铁匠，为人粗暴，姐姐作风也不正。后来张菊被姐夫强奸，还用铁链把她锁在家里，不准她说话。事情被告发后，激起了妇女们和广大群众的极大义愤，妇救会协助政府依法逮捕了张菊的姐夫，经上级批准，使他得到了应有惩罚。抓住这些典型事例，提高妇女们的社会地位，进一步调动了妇女群众的积极性。
发动妇女战胜困难，积极支援前线
1939年冬天，上级下达了一项做棉军装的紧急任务，妇救会立即向各区布置，通过各区妇女组织讲清了任务，把各村的妇女都动员起来了。数量多，任务重，她们白天抓紧时间干，夜里在油灯下坚持做。妇救会的干部除了完成分给自己的任务以外，还到各村去检查质量，发现不合格的军装就及时组织返工。经过妇女们的共同努力，我们保质保量地按时完成了这项任务，受到上级的表扬。
虽然根据地是在山区，但日本鬼子的飞机也经常来轰炸。妇女们每人都有做军鞋的任务，白天为了躲避敌机的轰炸，许多妇女都带着孩子拿着针线到深山沟或树林里去做鞋。那时群众生活极其艰苦。1939年夏天，拒马河发大水，两岸的庄稼几乎颗粒无收。所有的树皮、树叶也都被吃光了。水退以后，群众都在河边捞些小鱼虾充饥。一些饿急了的老乡，就把小鱼和蝌蚪生着吃下去。那时县委也拿不出粮食来救济群众，县委书记赵然就让妇救会做了许多小油灯，底下钉上木板，天黑以后放到拒马河上。日本鬼子的飞机发现以后，以为这一片灯光是村庄或有大的活动，就来轰炸。第二天早上，拒马河两岸到处是被炸死的鱼，大的有二尺多长。我们把这些鱼分给群众，以后还像这样“请”鬼子来炸了几次，解决了群众的一些困难。各级妇救会还组织广大妇女努力生产，在男人不在家的情况下，力争多打粮，多交公粮，支援抗日前线。
在一、二区妇救会巩固发展的基础上，三区的妇救工作也逐步展开。三区是以纺坊为中心，地处半游击区，妇救会工作较一、二区更困难，更危险。但是，由于坚持了广泛活动、慎重发展的方针，终于打开了局面，建立了三区妇救会。从而全县的妇救工作便普遍开展起来了。
随着斗争发展的需要，妇救会逐步组建起一支由青年妇女组成的妇女基干自卫队。起初，这支队伍的任务只是做军装、军鞋、军被，参加识字班学文化和为八路军洗补军装等，以后又增加了军事训练。组织起来的妇女武装，担负起掩护群众，并协助八路军伪装、隐蔽和支前运输任务。
1940年夏季，在反“扫荡”的夺麦斗争中，男自卫队从敌占区把粮食夺回来，全部集中到大黑山，妇女基干自卫队的任务是把这批粮食经二区、三区最后转送到一区的芦子水村。为了绕过敌占区的封锁线，只能走山路，全程有二三百里，各区都组织起一百多名妇女自卫队员，沿途转送。她们背着粮食，沿着羊肠小道，不顾饥渴和劳累，不分白天黑夜，冒着随时可能发生战斗的危险，终于将这批粮食安全送到了目的地。以后又接受了运送钢轨的任务。为了破坏敌人的交通线，并让我们的兵工厂能够多生产武器，男自卫队破坏敌人的铁路，把钢轨送到大黑山，妇女基干自卫队再把钢轨一根一根地送到芦子水兵工厂。后来她们也直接参加了破路斗争。在攻打易县时，妇救会组织妇女把从火线上背下来的伤员转送到平西卫生部。为了支援前线，妇女基干自卫队还分成若干小组，每组十几人，有的负责把军鞋、棉衣和粮食等物资送到指定的部队。敌人封锁很严，白天不便行动就晚上送。还有的运送大量羊肉、鸡蛋等慰劳品到部队，鼓励子弟兵多杀敌人。
在平西六渡工作时，还发生了一个小故事。一次，我和房良联合县的县长刘介愚和书记赵然一起到区党委开会，我们沿着拒马河走，走累了，刘县长就说你们先休息一下，我到前面去看看。等了一会儿，赵然说怎么还不回来，我去看看。谁知他去了也不回来。我只好去找他们，在拒马河边找到了他们，一看才知道是因为肚子饿了，他们用缸子在河里捞了好多蛤蟆骨朵儿（蝌蚪）喝下去了，一人喝了两缸子，还笑着告诉我说这下可不饿了。我一看也学着他们的样子喝了两缸子，果然肚子里感觉都撑得慌了。到了区党委，开会的人都等着我们一起吃饭，我们三个都笑着说吃饱了，大家都非常好奇地问，你们都吃什么了。我们就把实情告诉了他们，大家听了哈哈大笑，区党委管理科科长彭城连说我们是英雄。
房良县的妇女抗日救国会，在党的领导下，战胜了许多艰难险阻，积极地参加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和武装斗争，作出了令人敬佩的贡献。1939年夏，为庆祝各界人士参政，在房山县政府召开的一次边区政府参政的大会上，我作为妇救会惟一的代表被选为区代表主席，胸前戴着大红花，骑在大骡子，区委书记王学礼给我牵骡子，从堂上一直走到东山，大家都为我高兴。
宣传、教育并组织儿童参加抗日
以后，妇救会又把儿童团员和上了年纪的妇女组织起来，站岗放哨。这些由群众组成的反奸网，常常使汉奸特务们寸步难行，自投罗网。有一次，敌人的一个情报处长，化装成妇女干部进山侦察。我们得到情报后，立即发出鸡毛信通知各村，所有山口、路口很快都封锁了，这个特务刚一进入根据地，就被群众抓获了。
1939年夏，平西区党委书记兼挺进军政委马辉之任命我担任冀察热辽抗敌后援总会的常委，做教育工作，并在马辉之的领导下工作。
同年，我们在组织儿童参加抗日活动的同时，以抗战为中心的文化教育工作也开展起来，普遍建立了抗日小学。自己编课本，县长刘介愚等县里的干部亲自讲课。这使抗日小学在附近已闻名遐迩，著名的民主人士李公朴曾亲自来视察，县委书记赵然让县长刘介愚和我陪李公朴到西庄中学参观。当时，为表示欢迎，我们还表演了节目，我唱了首《松花江上》，李公朴也唱了一首歌。我听了说这歌很好，能不能教我唱啊。他很爽快地说：好吧，我来教你。就这样，他亲自教我们唱起了他自己写的歌：
今天在枪林弹雨中，
艰苦奋斗，活泼英勇，
前进，祖国的孩子们。
发扬着革命的传统，
团体动员团结统一，
向着新中国新青年解放的胜利，
前进，祖国的孩子们。
以后，我在宣（化）涿（鹿）怀（涞）、房（山）涞（水）涿（州）三个联合县以及蔚县等新开辟的根据地做妇女抗日工作，任妇女救国会主任，其中蔚县做了两任妇女救国会主任。
（作者单位：解放军总后勤部 北京 1000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