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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毛泽东“告御状”的小学教师 (2)

黄禹康（湖南）

2007年02月05日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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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学教师成红人　好景不长入监狱

　　李庆霖的壮举受到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关心，1973年6月23日，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派专车将李庆霖接到福州，赞扬他给毛主席的信写得很好，并说中央有交代，生活工作上有困难尽可直说无妨。李庆霖当时提了两个要求：一是插在他身上的要求能拔掉。1958年大跃进时，李庆霖因临时接手的一个基础差的班级，初考成绩低而被插上“白旗”，撤销了教导主任职务，工资由55元5角减为42元5角；二是其妻张秀珍原在莆田二中做工友，是“有户口”的正式公职人员，后被解雇，要求政府主持公道恢复其职。韩先楚说：“把白旗插到小学教员头上是错误的，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当然应该平反！”那次会见，还有军区李志民政委及龙飞虎少将等在座。对于插“白旗”那段历史公案，李庆霖在1973年8月11日“平反”后写的一份报告中可以看出他欢欣鼓舞的心情。

　　报告

　　莆田县革命委员会：

　　我原是我县前黄石区惠洋小学的教导主任。不久，改调到前忠门区前坑小学。职务不变。因所教出来的应届高小毕业生，竟没有一个考上公立初中，全都录取在农业中学里。我被前莆田县教育局拔了“白旗”，受到降职降薪处分。

　　由于许多客观条件的限制，我对处分极其不服气，曾多次向上级领导提出过申诉。今蒙莆田县革命委员会政治组莆革政字（73）第041号决定，给我平反。这样，这个整整十五个年头（一九五八年至一九七三年）的冤案，一旦昭雪鸣平，真叫人高兴万分！我认为：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英明领导的结果。我要又一次纵情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十五年来，我受到错误处分后的政治上和经济上所蒙受的损失都是相当巨大的。结合当前我家庭的实际困难处境，我恳切要求上级领导在给我平反后能给我以适当的经济困难补助。是否有当，敬请批示。

　　谨致

　　崇高的革命敬礼！

　　李庆霖

　　一九七三年八月十一日

　　昔日一介平民的李庆霖，此时大红大紫，李庆霖的个人命运也发生了变化。7月1日，福建省委再次将李庆霖接到省会福州，叫他在六万人的大会上发言，同时为了不负上级领导的期望，1973年7月8日他还写了入党申请书，因为要推荐李庆霖参加党的“十大”，所以各级组织力求尽快解决他的党籍问题。由于党的“十大”，已定于8月份召开，李庆霖已赶不上参加“十大”了，省委打算让他参加四届人大。在改变广大知青命运的同时，李庆霖的命运也在不断改变，平步青云。从小学的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到1973年县知青办副主任和县革委会教育组副组长，直至1974年任福建省高考招生办副组长参加工农兵学员招生工作，1975年被选举参加四届人大并任常务委员，1976年6月成为国务院知青工作领导小组成员。

　　李庆霖因毛泽东的复信而名扬天下，因告“御状”之举，被人们视为“为民请命”的反潮流英雄。然而在“文化大革命”变幻莫测的险涛浊浪中，一个被推到风口浪尖的小人物想要把握自己的命运之舵是困难的。小学教员李庆霖根本不具备政治家的素质、见识和城府，他只不过是风云诡异的政治舞台上的一个匆匆过客。

　　他“发迹”伊始，即被地方上的极“左”势力大肆吹捧，认为他与中央首长（江青当时接见过李庆霖）声息相通，有很大社会影响，故极力结交他以壮大声势；这时的李庆霖被炫目的荣誉所陶醉，在当时揪党内“走资派”、“投降派”的狂潮中，他到处表态、作报告，成了红得发紫的人，这样便为他后来身陷囹圄埋下了伏笔。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四人帮”在各地的亲信纷纷倒台，李庆霖当时怎么也弄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被视为“小爬虫”在当年11月份被隔离审查，关押在荔城原二十八军军部。1977年11月1日，李庆霖被宣布正式逮捕，又隔了一年多，莆田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才对他进行宣判，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他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对这个判决，李庆霖一直不服，他承认自己犯有严重的错误，说了一些错话，干了一些错事，但绝没有犯被判无期徒刑的重罪。

　　1979年底，在离武夷山风景区不远的福建省劳改总队祟安县支队农场里，来了一位年近5旬的犯人，与周围那些蓬头垢面的刑事犯似乎有点格格不入，犯人们很快知道这位慈眉善目的犯人，就是几年前名扬全国向毛主席告“御状”的李庆霖，于是都很敬重他。管教人员让他干些烧开水、办大批判专栏的轻活。

　　上世纪80年代初，有一些去武夷山旅游的北京、上海知青听说李庆霖就在附近的祟安劳改农场服刑，纷纷买了水果、糕点，走了十几里山路专程去劳改支队探望他，这些远道而来的知青们的一片真诚感动了劳改监管人员，他们便让李庆霖来见这些远道而来的知青们。这些不同年龄、职业的老知青像亲人般围住他，一一说起当年因为李庆霖给毛主席的那封信，改变了他们的生活和命运，他们希望李庆霖保重身体，早日恢复自由。

　　1990年12月24日，福建省南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根据李庆霖的劳动改造表现准予减刑，他将于1994午8月获得自由。1994年3月李庆霖提前出狱。回到莆田县城厢镇居仁巷15号世代居住的老屋，他无限感叹道：“自失去自由，直到获释回家。历时17个春秋，如此漫长的坐井观天，真是不堪回首！”

　　晚年孤独又清贫心中有怨却无悔

　　李庆霖回到阔别17年的莆田县居仁巷15号老屋后，他和老伴没有任何生活来源。他曾先后给福建省委、莆田县委写信，反映自己的困难。县里很快通知他，每月到县民政局领取210元生活困难救济费，两位老人靠着这点钱勉强度日。

　　在李庆霖的陋室里，只有一台陈旧的黑白电视机，一张古董似的旧竹桌摆在墙角，当年他就是伏在这张桌子上给毛主席写信的。现在这张桌上摆满了大大小小的药瓶，他和老伴都是老病号。在劳改期间，他患上严重的神经官能症，常常要服安眠药才能入睡。1997年8月，他老伴张秀珍因严重的肺气肿去世。老伴因他的牵连受了不少罪，他入狱不久她也被开除公职，戴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后来虽然停止了对她的“监督改造”，但一直没有恢复其公职。现在撒手西去，令李庆霖悲痛不已。莆田不少老百姓自发为李庆霖捐款，达万元之多，使得他还清了医药费欠账，并为老伴发丧。

　　这些年来，全国各地的千百万老知青没有忘记他。在广大知青们的心目中，他是一位值得尊敬的老人，广大知青们在寻找他，关注他的命运。当李庆霖还在武夷山下劳改时，1989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书《位卑未敢忘忧国――文化大革命“上书”集》，收进了李庆霖给毛主席的告状信。1991年后，在全国各地出现了一个知青文化热潮，一篇篇知青生活纪实文学和中国知青上山下乡研究的调研理论文章纷纷问世。不少人在文章中高度评价了李庆霖当年给毛主席上书之壮举，认为这封信是一个重大的分水岭般的事件，使中央高层即时调整知青上山下乡政策，改变了千百万知青的命运。许多互不相识的人都在关注这个命途多舛的老人的近况，纷纷给他写信问候，寄钱给他治病，他们中绝大多数是当年的老知青，有作家、记者、虔诚的基督徒；信和钱多半是寄到莆田市信访局转交的。1998年2月，老知青作家卢荻专程去莆田采访李庆霖3天，写出报告文学《李庆霖――一个改变知青命运的小人物》，曾一度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卢荻在莆田采访期间，以一个老知青的真情实意打开了李庆霖尘封多年的情感大门，李庆霖当时心血来潮还挥毫赠送卢荻两帧墨宝，其中一帧就是坦陈拳拳赤子心迹的――“位卑未敢忘忧国”。

　　李庆霖共有3个儿女，大儿子在当地镇政府机关工作，二儿子在某中学教书，一个女儿在福建省体工队工作，均已成家立业。子女们为他添了两个孙女和一个外孙，给李家带来了温馨。近几年，经常有些媒体记者欲登门采访，大多被他婉言谢绝。有人问他，是否后悔当年给毛主席写告状信。他说：“不后悔，毛主席要求我们说老实话，做老实事，我当年反映的都是实际情况，没有夸大。至于我个人，一生坦诚，问心无愧，功过任由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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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zzzzzz

(责编：蒋荣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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