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印度首任将军大使袁仲贤 (4)

欧阳青（北京）

2007年01月25日08:18 来源：zzzzz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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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中央之命，袁仲贤对西藏和平解放问题进行上传下达，较出色地完成了中央所赋予的任务。袁仲贤成为我国首批驻外将军大使中第一位担任外交部副部长的人

　　袁仲贤担任驻印度大使之初，还受中央之命，对西藏和平解放问题进行上传下达，较出色地完成了中央赋予的任务。

　　“西藏问题”就是所谓的“西藏的地位问题”。这个问题的产生完全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以英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干涉中国内政直接插手西藏事务的结果，是各种分裂中国势力为其在中国的利益侵略西藏的产物。

　　新中国成立刚刚一个月，毛泽东针对国外反共反华势力加紧勾结西藏上层进行秘密活动，欲图进一步谋求“西藏独立”的阴谋，指出“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但他在分析了西藏的历史、民族、宗教情况后又提出：只有采取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才有利于消除长期形成的民族隔阂，符合藏民及爱国的民族、宗教上层人士的愿望。

　　西藏广大爱国人士对中共中央发出和平解放西藏的号召表示热烈欢迎。但是，西藏噶厦政府（即原西藏地方政府）听信英国政府“不要和中国谈判”的挑拨，不顾中央和藏族爱国同胞和平解放西藏的愿望，不但不派出和谈代表，而且对从青海赴藏劝和的代表实行隔离、扣押、封锁，使劝和代表无法工作。从四川出发的劝和使者格达活佛行至昌都即遭残害身亡。与此同时，他们继续向昌都地区金沙江沿线增兵布防，企图用武力阻止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

　　8月2日，周恩来电示驻印度大使馆临时代办申健，对噶厦政府原拟派往北京“表明独立”立场的代表，要求中央人民政府派代表“赴港商谈”的说法，予以拒绝，并阐明了中央政府的方针：西藏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我不能承认该代表团为西藏之外交代表，但可承认其为西藏地方政府或西藏民族的代表，并同意其以此身份和中央人民政府商谈和平解放西藏问题，此谈判应在北京举行。

　　8月中旬，袁仲贤到印度任职不久，两次催促滞留印度的西藏代表前往北京，并告诉他们务必于9月20日前到达，如果不能按时前往，一切后果由代表团负责。9月23日，袁仲贤又告诉他们原定的期限已过，进藏人民解放军将按计划行动，西藏当局要对一再拖延谈判的后果负责。

　　10月6日，在几路劝和团受阻和通过各种渠道力劝西藏地方当局派员赴京和谈均无效的情况下，人民解放军胜利地进行了昌都战役。战役期间，中央还是希望西藏问题能得到和平解决。10月11日，毛泽东在给外交部的批示中说，应告袁大使：西藏是中国领土，西藏问题是中国内政问题。人民解放军必须进入西藏。首先希望不经过战争进入西藏，故要西藏代表团9月来北京谈判，该团故意拖延，至今尚未动身。现人民解放军已向昌都前进，数日内可能占领昌都。如西藏愿意谈判，代表团应速来京。

　　昌都战役的胜利，给帝国主义势力以沉重打击，西藏当局主战派妄图以武力阻止人民解放军进军的梦想随之破灭。西藏内部的主和派同主战派之间的斗争更加激烈。两派较量的结果，主战派头目达扎下台。

　　11月，阿沛·阿旺晋美等40余名在昌都的噶厦官员联名致信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建议派代表同中央进行和谈。数日后，阿沛又派人从昌都给达赖喇嘛送去了第二封信，再次陈述他的主张。

　　11月17日，17岁的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亲政。不久，他和部分官员离开拉萨，前往与印度接壤的小镇亚东。这一举动实际上是受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操纵，准备让达赖喇嘛逃亡印度或其他国家。

　　1951年1月2日，达赖喇嘛到达亚东，并成立“亚东噶厦”。期间，他们一面通过印度驻锡金大使致电印度政府，请求协助达赖喇嘛等至印度居住，一面保持与中央的联系，观望事态的发展。

　　1月11日，操持重权的“亚东噶厦”召开了一次重要的官员会议，会议反复权衡利弊后，给达赖喇嘛递上了一篇呈文。文中引用印度外交大臣梅农博士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会见西藏代表时的话，认为西藏政府通过和平谈判是上策……

　　18日，达赖喇嘛派员到达新德里，给中国驻印度大使袁仲贤送去了哈达、礼品和一封信。信中，达赖喇嘛报告了他亲政的情况及谋求西藏问题和平解决的愿望。达赖还提出派阿沛前往北京，如果阿沛等一时不能抵达，请允许他由印度再派阿沛的同事前往。

　　29日，中央复电袁仲贤转告达赖喇嘛，代表毛主席祝贺达赖活佛的执政，欢迎达赖活佛派代表去北京商谈和平解放西藏事宜，同意且欢迎加派经印度赴京的代表。根据这份由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代中央起草的电文，袁仲贤向达赖喇嘛的代表表示“达赖活佛不应离开西藏。离开西藏不仅有碍和平解放西藏的商谈，且将丧失达赖原在西藏的地位”。

　　2月1日，袁仲贤通过在印度等待消息的两位代表，以复信方式向达赖喇嘛转述了中央的意见。两位代表称，与达赖喇嘛见面后，即可派人去北京。

　　3月12日，达赖的两位代表回到西藏，转交了袁仲贤大使给达赖喇嘛的复信。信中对收到达赖喇嘛的信和礼物表示“衷心欣慰”，并表示中国驻印度大使馆给代表以一切旅行上的便利和帮助。

　　4月22日，阿沛·阿旺晋美、土登列门、桑颇?登增顿珠三位代表从昌都由陆路抵达北京，另一路从印度经香港、广州的两位代表凯墨·索安旺堆、土登丹达于26日到达北京。4月29日，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李维汉、张经武、张国华、孙志远和西藏地方政府5位全权代表在北京正式开始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5月23日，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即“十七条协议”。

　　10月24日，达赖喇嘛致电毛泽东，表示西藏地方政府完全赞成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西藏地方政府及藏族僧俗人民一致拥护，并在毛主席及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巩固国防，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保护祖国领土主权的统一。

　　两天后毛泽东复电达赖，感谢他对实行“十七条协议”所做的努力。至此，西藏正式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家庭中来。

　　袁仲贤出任中国驻印度首任大使期间，为中印两国关系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得到了周总理的高度评价。1955年，袁仲贤又兼任驻尼泊尔大使。1956年1月，袁仲贤出任外交部副部长，成为首批驻外将军大使中的第一位副外长。1957年2月，他因过度劳累，积劳成疾，被晚期肺癌夺去了生命，年仅53岁。任外交部副部长刚刚一年的袁仲贤将军英年早逝，是我国外交事业的一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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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蒋荣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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