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 节
蔡元培是个著名的民主主义者，在寻求救国的方式时，选择的是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的道路。当其理想破灭时，也知道是军阀专制、政治腐败所致。然而，他却不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走的依然是一条改良主义道路。1922年5月，他领衔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提出“好人政府”的改良设想。“好人政府”的设想落空后，又提出辞职的要求，并发表《关于不合作宣言》，认为：“我国近年来许多纠纷的事情，都是由不知退的小人酿成的。”他甚至天真地认为，如果好人都退出政府，那么，这个腐败政府也就自然倒台。
中国共产党不同意他的改良主义思想，陈独秀在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上发表文章说：“蔡校长为恶浊政治的空气所逼，愤而辞职，且正式发表宣言，历数政府国会之糊涂、堕落、无人格，他这种高尚洁己的品行，我们当然要承认他比一班仍在北京‘供职的小人和庸才’高明得万倍。”但是，作为“贤者”的蔡元培恰恰有着“消极”和“非民众”的“两个观念的缺点”。文章认为对待恶浊政治的态度，“必须彻头彻尾采取积极苦战恶斗方法”，必须发动“全国有良心、有能力的士、农、工商大民众”。而“好人政府”和“不合作主义”却“走到了退避怯懦的路上去，不啻为恶浊政治延长生命”。
中国共产党的警示和老友的劝告，并没能使蔡元培觉醒过来，他还是深信不合作主义。1923年10月10日，他在比利时沙洛埃劳工大学讲演时说：“现在世界最大的问题，是劳工与资本的交涉。在俄国已经执行最激烈的办法，为各国所恐怖。也有疑中国的鲍尔希维克化的，但中国决用不着这种过虑。”“决用不着马克思的阶级战争主义，绝没有赤化的疑虑。”
不到两年，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爆发，他竟在致北京大学的电文中说：“间闻过激，颇滋疑虑。请纯用不合作主义促对方反省。……言论上务以平等、公道为标帜，避去偏激名词。”显然，他对五卅惨案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磅礴于全国的反帝爱国运动，心中多有疑虑，感情上也难以认同。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后，陈独秀和李大钊便同孙中山等商谈国共合作问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孙中山执意要实行党内合作，即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虽然，第一次国共合作取得了北伐革命的伟大胜利，但是，两个性质迥然不同的政党，在实行党内合作的实际操作过程中，确实遇到了一些技术性的问题。陈独秀对这种与国民党“捆绑成夫妻”的做法，一直持怀疑的态度。他在与张国焘的一次谈话中，甚至以推己及人的态度说：“中共如果遵照国民党的意见，取消在国民党内的党团组织，这无疑是将我们的组织溶化在国民党内，没有独立性了，这是我们做不到的事。但要国民党默认中共在国民党内有党团存在，也是做不到的。”他甚至感慨地说：“如果我是国民党人，也要反对中共这种党团组织的办法。”
国民党内的一些人，对共产党这个富有朝气的政党历有成见，总想将共产党溶化在自己的组织中，吴稚晖便是最为典型的一个。1927年3月6日晚，吴稚晖和陈独秀相会，吴问陈，中国实行共产主义须若干年？这位率直的中共领袖竟不假思索地说，尚需20年。于是，吴稚晖便以此造舆论说，共产党要在20年内消灭国民党，以求得蔡元培等国民党元老，对其清党反共提案的支持。3月21日，邵元冲告诉蔡元培，蒋介石已决心与共产党分离。
半个月后，蒋介石在上海相约邵元冲、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张静江等，讨论与共产党分裂的实施办法。中国共产党已察觉到国共分裂的暗流。陈独秀为防止老友卷入这一历史是非的漩涡之中，曾约蔡元培相会于亚东图书馆。临别时，陈独秀诚恳相告：“防止党内的‘左’倾，防止党外的右倾”。显然，“党外的右倾”，指的便是萌芽中的清党反共的倾向。
遗憾的是，蔡元培没有听从老友的忠告，而是身不由己地往邪路上滑行。1927年4月2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在上海举行会议，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蔡元培、古应芬等出席，由蔡元培主持会议。吴稚晖提出《请办覆党卖国之共产派党员案》，这个议案指出：“公推蔡元培为主席，由吴敬恒提出共产党联结容纳于国民党之共产党员，同有谋叛证据一案。……姑将所开各人及各地共产党首要危险分子，经党部举发者，就近知照公安局或军警暂时分别看管监视，免致活动，致酿成不及阻止之叛乱行为。”蒋介石正是利用这一议案，于10日后，发起充满血腥气的弥漫上海滩的反革命政变。国共合作终于破裂，一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丧身在枪弹刀棍之下。
在人们印象中，蔡元培乃一至善贤者，国人的历史陈述中对其难有清党反共的心理预期。然而，无情的事实是，他作为一位国民党元老，从维护国民党一党一派的狭隘利益出发，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已呈勃然气势时，他已是心有余悸，再加上吴稚晖等人的蛊惑、怂恿，他终于招架不住了。况且，他对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也是一直持怀疑和排斥态度的。
1934年1月9日，蔡元培读到香港《平民日报》的一篇文章，文章在谈到清党运动时，着意为他解脱，而将责任全诿于吴稚晖。他阅后在报上批语曰，此文“于我多恕词，而于稚晖多责备”。柳亚子是他的学生，师生情谊亲密，在《纪念蔡孑民先生》一文中，对这段“过节”毫不回避，文章说：
蔡先生一生和平敦厚，蔼然使人如坐春风，但在民国十六年上半年，却动了一些火气，参加清党运动。
当然，他的清党分共的本意，无非是两党分家。他还试图以“法治”的方式清党分共，全然没有料到蒋介石会大开杀戒，酿成惨祸。他是一个忠厚长者，决不忍戕害和杀戮青年。可是，眼前所见的桩桩血案，已是惨不忍睹。他唯一能做的是尽其所能，保护青年。“四一二”清党开始，有人向他告密说，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执行委员朱宜权是共产党员，他立即派亲信通知朱宜权离开上海。这样，朱宜权才免遭毒手。
国民党清党后，各省都成立了清党委员会，蔡元培是浙江省清党委员会委员。浙江的清党一开始便十分严厉，凡涉嫌者，抓到便杀。4月16日晚，仅从陆军监狱提出的20多人，便在片刻间被杀尽。蔡元培对此惶惶不安，第二天，便将专司此事的人找来，很严肃地说：
我们万不能随便杀人！昨天那样办，太草率，太不好了。此后必须审慎！抓人，必须事先调查清楚，始可逮捕；定罪，必须审问清楚，证据明白，才可判决；杀人，必须其人罪大恶极，经会议决定，始可执行。青年误入歧途的很多，必须使人有个反省的机会才好。
他毕竟是个重“法治”的人，一向主张保障人权，当然反对“随便杀人”。正是受他的影响，浙江成立了特别法庭和反省院，以防止乱捕滥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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