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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所想到的 (2)

秦九凤

2006年12月30日0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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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海湖畔祭老舍

　　周恩来就治的医院是中国人民解放军３０５医院，在北海公园的西侧，与中南海西花厅仅一街之隔。“文革”期间，北海公园已被当作“封、资、修”的东西而关闭。这倒给病中的周恩来平添了几分方便：院方在周恩来病房东侧开了一个便门，有时周恩来便在医护人员和身边工作人员陪同下到北海公园散步。

　　有一次，周恩来一行散步到北海公园的仿膳饭庄，特意请来仿膳饭庄的工作人员给他做了两道素淡的菜，一边品尝一边观赏。当周恩来看到“仿膳”牌匾下边的题签已被人挖掉时，脸色骤然严肃起来，问身旁一位服务员：“你知道你们这‘仿膳’两个字是谁写的吗？”由于“文革”期间，仿膳饭庄已被迫停业，人们对被造反派“除四旧”除掉的东西还多少有点敏感，所以服务员欲言又止。周恩来没等服务员回答，接着又说：“你们还是应该把老舍的名字补上去嘛！”

　　北海公园的仿膳饭庄是个老字号的饭店。新中国成立后，仿膳饭庄的领导想请一位名人为饭庄题写个店名，他们首先想到了郭沫若。可郭沫若收到他们请求题字的信后认为，自己的字太草，写出来不一定好看，一般群众又不认识，因此建议他们请字写得比较规矩工整的老舍先生题写。老舍二话没说，就给饭庄写了“仿膳”两个大字。店方将其制成一块牌匾，高高地悬挂起来，给饭庄平添了几分高雅和壮观。“文革”风起之后，造反成了时尚，破“四旧”成风，被诬为“美国特务”、“修正主义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的老舍自然不能留名在人世间了，所以，“仿膳”牌匾下的署名“老舍”两字就被强行挖掉了。

　　周恩来和老舍有着极其深厚的友谊。他俩从抗战期间相识，然后相交、相知，情谊与日俱增。然而，在那场浩劫中，老舍遭到迫害，于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４日投进北京太平湖自杀身亡。周恩来得到此噩耗后曾当着身边工作人员的面跺着脚说：“把老舍先生弄到这步田地，叫我怎么向社会交代啊！”

　　１９６６年国庆节，在天安门上，周恩来见到了北京市副市长王昆仑。王昆仑是当时北京市唯一未被“罢官”、“夺权”的副市长，是老舍被迫害、挨打的见证人。周恩来就向王昆仑打听老舍的情况，之后又约其到西花厅详谈，终于了解到事情的真相。但在那个非常时期，周恩来也只能忍住悲痛和愤怒，无法直抒胸臆，公开向人民表达自己的情感。但是，他发了话，仿膳饭庄还是很快在“仿膳”牌匾上补上了“老舍”两字的题签。

　　１９７５年８月２４日，是老舍罹难的九周年。残阳夕照，周恩来又一次在医护人员和身边人员陪同下散步在北海公园。走着走着，周恩来突然停下了脚步，硬生生地站在那里，默默地望着静静的湖水出神。几分钟过后，他突然转过身，问身边人员：“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不知道。”对方一时还不明白他的意思，望着他摇了摇头。

　　“今天是老舍先生的祭日！”接着，他又问，“你知道他是怎么死的吗？”

　　“听人说过，很不详细……”

　　“我知道。”周恩来语气沉稳而又坚定，“让我详细地讲给你听。”之后，周恩来一边望着湖中的粼粼碧波，一边心情沉重地讲述着。

　　１９９７年１０月，笔者在北京采访老舍夫人胡絜青时，胡老提起周恩来在北海湖畔的事说：“那是总理在跟舍予作最后一次知根知底的交谈。”

　　《养蜂促农》赠藏胞

　　周恩来一生有两件比较遗憾的事：一是未能去台湾，二是未能到西藏。但他对台胞、对藏胞一直十分关心，和他们心连心，并且一直不放过去西藏的机会。１９６５年西藏自治区成立时，他就曾提出率团赴藏，后因高原气候、身体等原因未能成行。

　　１９７５年９月，西藏自治区成立１０周年。周恩来为了圆自己去一趟西藏的梦，再次提出由他率中央代表团进藏。医疗领导小组的有关人员就此询问医疗组组长吴阶平大夫，吴阶平作了回答：“总理目前病势很沉，根本适应不了高原缺氧等高山反应。”

　　周恩来的身边人员对笔者说，如果当时一口回绝他的这么一个美好意愿，他心里肯定很不好受。于是，只好编造说，由于造反派的破坏，西藏机场难以正常起降大型飞机，目前正在抓紧抢修，待修好后再将具体情况汇报。周恩来是个聪明人，人们这么一说，他也就不再坚持了。后来，中央决定由华国锋任中央代表团团长率团进藏参加西藏自治区成立１０周年的庆祝活动。

　　１９９４年９月上旬，中共淮安市委为筹备纪念周恩来百年诞辰活动，进京征求有关方面的意见。笔者有幸拜见了华国锋同志，请他讲述周恩来当时对他的召见。华国锋同志回忆说：１９７５年８月２９日，周总理把我叫到他的病房说，你们到了西藏后，要转达我对西藏人民的问候，要鼓励进藏的各族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感谢他们这些年在西藏的辛苦工作和取得的卓有成效的成绩。一定要告诉进藏的同志们，要特别注意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注意培养民族干部，让民族干部大批地、尽快地成长起来。

　　华国锋同志说，总理当时病情已经很重。他说了一会儿还要休息一下才能继续说。他告诉我，你是中央代表团团长，要叫他们搞好统一，搞好民族大团结，军政、军民和各民族之间，要相互支持，互相学习，互相尊重。只有增强各方面团结，才能有一个安定的政治局面，才能发展经济，改善和提高物质文化生活条件。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还要注意保护好森林和各种自然资源，一定要造福于子孙后代。

　　华国锋同志说，总理谈的时间比较长，内容也比较多。从他那里刚回到家，又接到他打来的电话说：“我看过一部科教电影《养蜂促农》，可能适合藏民们学习、使用，你把它带到西藏去，给那里的同志们看看。但是，你不要说是我周恩来送的，就说是国务院送的。”周恩来还说，他很想念西藏人民，因为身体条件不允许，不能去看望大家了，请他们理解。

　　修史请别忘杨度

　　１９７５年９月下旬，周恩来的病情急转直下，癌细胞迅速扩散，免疫力急剧下降，不得不中止了所有接待活动和几分钟的散步。有时进入昏睡状态，医护人员尽最大的努力，延长他的生命，减少他的痛苦。

　　１０月７日，周恩来突然清醒，他对秘书说：“你告诉王冶秋，‘筹安会六君子’之一的杨度，晚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党做了大量工作。请王冶秋将此情况转告上海辞书出版社《辞海》修订编辑委员会，在编写‘杨度’这一人物条目时，要将这一史实写入，以免日后湮没无闻。”

　　杨度是位传奇人物。他生于清光绪元年（１８７５年），湖南湘潭人。杨度曾留学日本，被选为中国留日学生联合会副会长，与杨笃生等一起创办《游学译编》。后来，他为清廷出洋考察宪政五大臣起草报告，任宪政编查馆提调。１９０７年他又主编《中国新报》，力主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任袁世凯内阁学部副大臣，与汪精卫等一起组织国事共济会。１９１４年又任袁世凯政府参政院的参政。１９１５年，写成了《君宪救国论》一文，一时风靡全国。同时，他还联络孙毓筠等五人组成“筹安会”，积极策划恢复帝制，是当时全国皆知的“筹安会六君子”的重要人物。

　　袁世凯死后，杨度一度遭到北洋政府的通缉而亡命奔走。此后，杨度转而投身革命，追随孙中山，为中国的民主革命奔走呼号，十分用心。１９２７年，李大钊被张作霖逮捕后，杨度想方设法，多方营救，虽未果却表现了他对革命事业的真诚。

　　杨度晚年，对蒋介石独裁和残杀中国共产党人的行为十分愤恨和不满，毅然于１９２９年周恩来在上海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尽管杨度的生命只剩下两年多时间，他却为党做了大量工作，特别是掩护革命，营救革命同志方面有着重要贡献。对进步的爱国民主人士，如张澜等也倍加关照。在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和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先后被捕叛变后，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处于万分危急之中，杨度在周恩来的领导安排下，也协助党做了许多事情，尽到他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责任，保卫了党中央的安全。由于杨度入党后是和周恩来单线联络，外界知道的人极少，为怕这一重要史实埋没，周恩来临终前托王冶秋转告《辞海》编委会，将杨度鲜为人知的一面记入其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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