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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中解除张学良后顾之忧的解方 (2)

郑德厚

2006年12月13日0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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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学良逐渐由拥蒋转变为逼蒋抗日，解方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１９３４年初，张学良任“鄂豫皖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４月，解方在东北军五十一军参谋处二科任中校科长，做张学良的联络参谋。张学良交代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参谋长刘忠干，要解方参与中枢，军中要事通过解方与他联络。年轻的解方以勤业谋事的干练进一步得到张学良的器重。成了东北军少壮派中的佼佼者。

　　但是，面对中国的现实，解方在思想上却越来越苦闷了。在天津挫败日本驻军阴谋，反受蒋介石的压制，张学良则因一失东北、二陷热河成了蒋介石的替罪羊；２０万东北军不打日本人，却打红军……张学良难道看不透蒋介石坐收渔人之利的险恶用心？

　　东北军到西北后，解方每次到西安，都要对张学良坦率陈辞，而张学良总是说：“要相信我会有办法！”有时张学良不耐烦地说：“我知道了！”解方在想，照这样下去，东北军还有什么希望？

　　１９３５年底，张学良派解方到广西考察民团情况。解方从西安出发前，见到了曾在天津共事的密友贾陶。贾陶时任张学良特务团的副团长，是到西安开辟东北军工作的。两人谈及形势，贾陶感慨地说：“张副司令就不如李宗仁、白崇禧明白，人家把蒋介石看透了。张副司令才傻呢！‘九一八’事变听蒋介石的，一枪不放丢了东北，现在又执行老蒋的命令，调这么多部队打红军，一接火就丢了两个师。人死了，枪丢了，政府又不给补，我看迟早把东北军拼光拉倒！”

　　解方说：“我这两天又仔细读了共产党的《八一宣言》，人家讲的道理，真叫人心服口服！”贾陶猛拍解方的肩头说：“你说起共产党，听说咱们几年前在天津遇到的共产党员苗浡然就在西安东关。”解方一听是１９２６年在沈阳相识的朋友，便同贾赶往苗的住处。见面后，苗浡然首先分析了“九一八”事变以来的国际国内形势，指出当前民族矛盾已成为主要矛盾，要抗战就必须反对“攘外必先安内”的亡国政策。接着，又详细讲了共产党联合抗日的主张和东北军抗日复土的使命……

　　苗浡然鼓励说：“你们要利用和张先生的关系，经常向他反映东北军的苦楚和厌恶内战的情绪。张先生聪明过人，恐怕他不会眼睁睁看着东北军拼完拉倒！”

　　回到住处，两人商量如何行动？贾陶说：“这几天，东北军的家属天天来总部门口求见张副司令。我们应设法让张副司令听听家乡父老的呼声。”

　　解方按贾陶约定的时间，把张学良请到总部门前的广场上。广场上黑鸦鸦一片，全是东北军的家属。女的抱着小孩，老的拄着拐棍，一个个面黄肌瘦、衣衫褴褛，一声声悲惨乡音呼喊着：“我们不明白，放着占领家乡的日本不去打，为什么跑到这儿来卖命？”

　　听着这泣诉责问的乡音，张学良深感愧疚。回到总部，他对解方说：“沛然，我现在是有一百张嘴也说不清了！我决定把个人积累都捐出来，成立难民村，安置这些无衣无食的同胞。”

　　此后，解方按照党的指示，多次向张学良陈述东北军官兵打回老家去的要求，鼓动张学良抗日复土。张学良逐渐由拥蒋转变到逼蒋抗日，解方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解方每次见过张学良后，都向苗浡然作汇报，并再次表示希望加入中国共产党。

　　１９３６年４月，张学良在中共的推动下，飞赴肤施（延安）与周恩来倾心交谈。周恩来的真知灼见和人格魅力，使张学良大为折服，从而坚定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信念。他下令东北军停止进攻红军，还为红军送去粮食、衣物和银元。中共又应张学良的请求，派刘鼎作为常驻西安的代表。此间，中共东北军地下工作委员会派巡视员深入东北部队，解方主动提供线索、介绍关系，并嘱贾陶及时发给护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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