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内圣外王”之道对青年毛泽东人格的影响 (2)

季荣臣

2007年01月26日08:00 来源：zzzzz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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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毛泽东在接受儒家传统文化的同时还进行着改造和扬弃。传统儒家把洞悉封建伦理本体视为“内圣”的标准，“三纲五常”的名教观念便是其核心。它被往圣先贤赋予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的终极意义。历代封建知识分子则把这一封建伦理本体当作学问之极致和道德修养之圭臬。只不过，儒家的伦理情趣并不局限于主体本身，而是渗透着鲜明的社会义务意识，表现在“内圣”之后，还要“外王”，以前者推动后者，才是其伦理情趣之终结。质言之，把整修社会纳入封建伦理之网中才是儒家追求的最高目标。毛泽东对此并不持完全接受的态度。

　　受时代思潮的影响，青年毛泽东讲求的“内圣”功夫，其具体内涵在五四前后经历了一个由“无我”到“唯我”、由儒家道德到近代启蒙主义道德思想范式的转变。一方面，“内圣”的整个价值背景已由儒家“三纲五常”之类的宗法伦理体系，转换为自由、平等、博爱以及个性至上等近代启蒙主义的思想价值体系；另一方面，毛泽东没有因此而从思维模式上割断同内省之道的精神联系，而是把传统的内省之学同五四时期所流行的个性解放、自我实现等近代西方价值观念糅合在一起，将传统的内省之道转变成了发达个性、实现自我价值的现实途径。

　　毛泽东从接受康梁思想开始便逐渐走到了封建主义的对立面。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后，他就成为陈独秀、李大钊的崇拜者。这样，封建哲学、伦理学便在其心中失去价值。然而，毛泽东并没有走向全盘否定儒家传统文化的极端，至少“内圣外王”的人生理想模式，在他看来，仍然是值得继承和吸收的，只是其内涵及实现方式需要改造和扬弃而已。

　　从“唯我论”的哲学观和激进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出发，青年毛泽东对儒家“内圣外王”之道的精神实质进行了新的界说。他认为“内圣外王”之道亦不外乎是“以我立说”，修身是出于发展自我的需要，治国平天下则是表现自我的需要。极而言之，人类种种舍己为人的利他行为，包括舍生取义、杀身成仁，实质上也是出于“利己”、实现自我价值的需要。

　　毛泽东对封建儒家伦理本体的改造，始于1918年研读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泡尔生的伦理学高扬主体的价值和尊严，以人之个性解放、完善和发展为核心，与中国以尊卑贵贱和人身依附关系为核心的儒家伦理学说形成鲜明对照。青年毛泽东在读罢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之后，在道德修养方面，开始力倡“主观之道德律”和“贵我”精神，反对“客观之道德律”和“无我论”。他指出：“个人有无上之价值，百般之价值依个人而存，使无个人或个体）则无宇宙，故谓个人之价值大于宇宙之价值可也。”又说：“服从神何不服从己，己即神也，神以外尚有所谓神乎？”《毛泽东早期文稿》，第151、230页。）

　　青年毛泽东之所以极力抬高个人的价值，其宗旨在于批判绵延数千年的封建专制主义和伦理纲常，主张人格独立和个性解放。他并不讳言“利己主义”。然而，他的“利己主义”并不同于我们平时所说的伦理学上的“利己主义”，他把“利己主义”建筑在“以我立说，乃有起点，有本位，人我并称，无起点，失却本位”《毛泽东早期文稿》，第144页。）的基础之上，并借以批判纯粹的利他主义和以利他之名行利己之实的伪者和恶者。他认为：“由利己而放开之至于利人类之大己，利生类之大己，利宇宙之大己，系由小真而大真，人类智力进步可得达到也。”《毛泽东早期文稿》，第143页。）青年毛泽东在倡导“利己主义”或“个人主义”）的同时，总是力图调和义务与欲望、动机与效果的关系。他在批判叔本华所谓自然之人唯有利己性，当小我与大我之生存不可兼得则必自保的观点时说：“人类固以利己性为主，然非有此而已也，又有推以利人之性，此仍是一性，利人乃所以自利也。自利之主要在利自己之精神，肉体无利之价值。”甚至说：“予思吾儒家之说，乃是以利己主义为基础，如‘天地之道造端乎夫妇’之言，‘先修身而后平天下’，‘先亲亲而后仁民爱物’，可以见之。”《毛泽东早期文稿》，第146—147、143—144页。）

　　毛泽东即使在接受西方民主主义文化的时候，也总是紧紧把握住儒家传统“内圣外王”人生理想的形式和框架，将其视为一种至善的境界和实现“具足生活”的必由途径。他对“利己主义”或“个人主义”的独特理解，表现了他力图将传统人生理想模式与民主主义文化相融合的愿望。他把传统的“修身然后平天下”的“内圣外王”之道，分解为一种利己和利他的关系，这本身就说明，他在接受以个人为本位的新伦理学说时，其思想受到传统的“内圣外王”之道的强烈阻抗，从而使其接受的思想发生“变形”。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利己主义”或“个人主义”具有弱化社会义务意识的作用，而且也是一副使传统的“内圣外王”的人生理想发生崩解的腐蚀剂。青年毛泽东对“利己主义”的独特界定，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儒家传统文化对他的深刻影响。

　　青年毛泽东力图将“内圣外王”的人生理想和西方民主主义文化结合起来的愿望，尤其体现在他对英国哲学家格林的“自我实现”学说的理解和把握之中。格林将人生的终极目标界定为“最高理想的实现”，即达到自我意识和绝对意识的同一，也就是自我和上帝的同一。青年毛泽东不赞同格林“自我实现”学说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基础，不同意他标举的客观之道德律，他真正垂青的是“自我实现”学说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昂扬亢奋的进取精神。毛泽东把它接受过来，使他立志成就“内圣外王”之业，即做圣贤、豪杰的思想变得更为坚定。他说：“圣贤、豪杰之所以称，乃其精神及身体之能力发达最高之谓。”这与他对“自我实现”的解释———“人类之目的在实现自我而已。实现自我者，即充分发达吾人身体及精神之能力至于最高之谓”《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46—247页。）完全一致，自我实现的最高理想就是做圣贤豪杰。由此可见，毛泽东对“自我实现”的理想也带有颇多的儒家人生理想的痕迹。他在提倡个性解放时，总是把它和对民质的变换、社会的改造结合起来，总是把以己任的责任感和义务意识结合起来。

　　毛泽东在倡导“自我实现”的同时，还提出了一个“精神之个人主义”的命题，它与杨昌济的“有公益之个人主义”十分接近。这一命题既突破了个体生命自然本能满足的狭小圈子，又不等同于言心言性、汲汲于个人道德修养和独善其身，而是以自我为中心向外辐射，把对一切社会问题的关注都纳入到自己的精神和义务范围之内。他说：“所谓对于自己之义务者，不外一语，即充分发达自己身体及精神之能力而已。至济人之急，成人之美与夫履危蹈险舍身以拯人，亦并不在义务以上，盖吾欲如此，方足以安吾之心。”《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35—236页。）这样，舍生取义、以身殉国、忧国忧民都成为“精神之个人主义”的应有之义。这种思想后来体现在毛泽东的人格行为上，就是为中国革命坚忍不拔的奋斗和牺牲精神。他为革命牺牲了六位亲人，他的爱子毛岸英牺牲时，他心里万般悲痛，可他竟然滴泪未落。他为刘胡兰的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可见，在毛泽东那里，“自我实现”、“精神之个人主义”与“内圣外王”的儒家人生理想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是相互贯通的。

　　青年毛泽东对儒家“内圣外王”的内涵进行改造和扬弃，还表现在他对传统的“内圣”之学引向“外王”之业方面的突破。求“内圣”，传统儒学以守静笃敬和直观顿悟为不二法门，把获致“大本大源”的过程看作是一种神秘的内心体验和灵感生发。把“内圣”引向“外王”，传统儒学将其视作一种自然而简单的外推和扩充，主要方式便是“倡学”，“攻心”。青年毛泽东则认为，人之所以无“内圣”，不仅仅在于无“内省之明”，而且还因为“无外观之识”。《毛泽东早期文稿》，第86页。）也就是说，“大本大源”的取得不仅仅需要主观上的自察自省，而且离不开后天的磨练和积累。这反映出青年毛泽东在认识上有注重理性和实践发展的趋向。青年毛泽东愈来愈不相信“圣人”能够“从容中道”，相反，“圣人”都是“抵抗极大之恶而成者也”。《毛泽东早期文稿》，第183页。）

　　五四运动以后，随着毛泽东世界观的转变和积极投身于现实的斗争实践，他放弃了“唯我论”功能和过去一味向内追求的思想，重新以个体“小我”服务于民族、国家的“大我”为价值坐标，建构起一种崭新的内省之学。毛泽东并没有简单地抛弃传统的内省之道，而是运用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将儒家注重人的道德修养转变为关于改造人的主观世界的思想体系。他摒弃了单纯依靠个体主观的内省功夫来提升人格境界的思想路径，突出地强调社会个体必须积极投身现实的社会斗争，并在实践中不断地改造自己的立场、观点，不断净化自己的思想灵魂，使自己从思想到情感都来一个脱胎换骨的转变，最终把自己塑造成为一个无私、忘我的“纯粹的人”。他把“动”、“斗”、“抵抗”等实践观念引入自己的人生观中，使其人生观带上了辩证和务实的色彩，表现出意欲通过暴烈的方式推行“宇宙真理”的潜在趋势。这也正是他以后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论的重要基石。

　　五四运动以后，随着毛泽东逐步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和革命家，对于“内圣外王”之道，无论在内涵还是在实现方式上，毛泽东都给予其革命性的改变。正是这种转变和“动”、“斗”、“抵抗”的实践奋进精神，使他能够经受长期艰苦卓绝的英勇奋斗，最终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作者季荣臣，河南教育学院副教授，郑州 45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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