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红杜鹃又在韶山满山遍野地怒放了。岸青！我最亲爱的爱人和战友！你却从我身边走了……那样突然，那样让你的亲人们措手不及。这一辈子里，我曾经对你说过的话，就像一条涓涓流淌的河流那样多。此时此刻却觉得我有很多话还没有来得及说。
岸青！你一定明白，为什么我会把韶山家乡人送来的一盆红杜鹃，恭恭敬敬地摆在灵堂最瞩目的地方。
我用泪眼凝视着那些正在盛开的花朵……在那些鲜艳的花丛中，时时幻化出父亲伟岸的身影、开慧妈妈美丽的面庞、岸英哥哥坚毅的目光，还有你那朴实、孩童一般纯洁的沉思和微笑。岸青！永恒不就是花开花落吗！当花朵把自己的芬芳、艳丽，包括凋落的花瓣，都毫无保留地贡献给这个世界之后，就归于永恒了。父亲、母亲、哥哥和你，不也是把自己的一切无保留地贡献给自己的祖国和人民之后，就归于永恒了吗！是的，你们都归于永恒了！
一
岸青！你一定还记得，1977年，父亲逝世一周年的时侯，我俩带着新宇回到了韶山、回到了板仓。正是杜鹃盛开时节，我俩在故乡的山山水水间流连，我俩寻觅着当年父亲和母亲的足迹，倾听着故乡空山的鸟鸣，悲欢交集，感慨万千，激动不已。为此，情不自禁地合作写下了《我们爱韶山杜鹃红》一文，记述了我俩当时的心迹。
你一向性格内敛，从不轻易流露感情。但在韶山你却像是另外一个人。在滴水洞，乡亲们请你题词，你立即伏在父亲毛泽东曾经使用过的书案上，认认真真地写下了五个大字――“我酷爱韶山”。可能觉得还没有完全表达出热爱故乡人民的心情，又接着用俄文写下了同样一句话：“ 我酷爱韶山”，并且大声地读着，像是在对这个世界大声坦露自己的心声，当时在场的所有人都被你真挚的爱而动容。后来，滴水洞的同志们把你的真情表白篆刻在通往滴水洞路旁的石壁上，我还亲手为你拍了张照片留作纪念。今天，捧着这张发黄的照片，我仿佛重又看到你庄重落笔时的情形，你就像久别故乡终于归来的孩童般透明。
多少次你深情地回忆起开慧妈妈，述说着儿时对开慧妈妈的记忆。1962年遵照父亲的嘱咐，我第一次和你回到长沙，去板仓给开慧妈妈扫墓，并看望九十高龄的外婆、舅舅和乡亲们。在板仓家中，你指着旧居的火塘告诉我：“小时候就是在这里依偎在妈妈身旁，听妈妈给我们讲故事。”我当时就能想像到你回忆中的情景。――火塘里的微光照亮着开慧妈妈慈爱的容颜和你那专注的神情。
每当提起妈妈，我总是看到你眼里闪烁着特别的光芒。1990年，开慧妈妈牺牲60周年，湖南板仓家乡的人民发起倡议――捐资为杨开慧立一座雕像。你得知这一消息后，兴奋异常，立即和我全身心地投入，一起联系雕塑家、选料，并亲自审查设计小样和放大样。自始至终，从设计到落成，你把一腔的爱倾注在给妈妈的雕像中，也感受着许许多多领导和同志们对开慧妈妈的热爱。巧的是，我们在北京房山石场给妈妈雕像选的大理石料，恰好就是在毛主席纪念堂里给主席雕像所用石料的姊妹料，主席雕像所用石料就是在妈妈雕像石料的上方开采出来的，一如他们当初那样，宛如一体。
你对妈妈的热爱也同样感染着许许多多的人们。为了纪念妈妈，你和我一起请求当时的领导人和著名书画家为开慧妈妈题词作画，包括关山月、亚明、赖少其等名家在内的南京、上海、北京、浙江等地众多书画家都慷慨留下了墨宝，后来我们据此编辑出版了《骄杨画册》，以表达我们和广大人民群众对开慧妈妈的深情怀念。
2003年，在父亲诞辰一百周年之际，为了缅怀父亲和开慧妈妈，我俩一起主编了大型纪念丛书《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我俩一起走遍了十几个省市，调查访问，收集资料，很多文章都是你和我共同商定框架，由我执笔完成，直到全部统稿出版，前后近三年时间里，你以全部精力和心血，在丛书中倾注了满腔的热爱。在纪念父亲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的江泽民把我们请到主席台前排就座，共同表达全国人民对伟大领袖毛泽东的敬爱。
二
岸青！多年来，也许是因为我一直都在你的身边，我们相识、相知和相爱的点点滴滴都埋藏在我的心灵深处，没有讲过，甚至也很少想。今天，所有的幸福往事突然都在我记忆里涌现出来了，显得特别清晰，因而也特别让我悲伤。我不仅想，而且要把这些都讲出来。
那是1949年，你已经回到了北京。有一天，与松林姐姐喜结良缘不久的岸英哥哥，把你带到前门李铁拐斜街的我们家中。向你介绍了我和妹妹少林，岸英哥哥拍着我的肩膀说：“少华，快叫岸青哥哥。”我叫了，那时我才十一岁。此后，你便成了我们家中的常客。1950年，岸英哥哥要上朝鲜前线了，严格遵守纪律的他，没有告诉我们任何一点消息，但他却放心不下你。临走前一晚，岸英哥哥来到家里，向我妈妈说了三件事：一件是告诉妈妈，他要去出差，可能需要比较长时间，第二天早晨当飞机从上空飞过的时候，他就出发了；第二件事就是把你托付给妈妈，他说你小时候吃了很多苦。又说你在苏联长大，爱喝牛奶、吃面包，可是你的工资恐怕不够用，爸爸很忙顾不上关照，请妈妈时时关心你，并能够在经济上给你一些补贴；第三件事就是想借用妈妈那块夜光表。妈妈一一答应了岸英哥哥，后来也认认真真地履行了自己的承诺。
我记得你很不在意生活细节，不会自己洗衣服，妈妈就让你每个周末把脏衣服拿到家里来，由她帮你洗干净，你也就老老实实地按时送来脏衣服，拿走干净衣服。有一个周末，你来到家里，我和少林妹妹都看着你发笑，妈妈问我们为什么笑，我们说：“妈妈，你看岸青哥哥的皮鞋”。原来你的一只皮鞋后跟都掉了，但你却浑然不知，高一脚低一脚地走着。妈妈责怪我们说：“还不快帮你岸青哥哥去修修。”于是我便拿来拖鞋给你换上，很快把皮鞋拿到街上，在地摊皮匠那里修好了。为此，我们一想起来就觉得好笑。每个周末，你来到家里，便是我们姐妹最快乐的时光，你经常领着我们打乒乓球、打康乐棋，带给我们阵阵欢笑。你非常有音乐天赋，每次来都要给我们拉小提琴、弹曼陀林（一种三弦琴），在你的琴声中，我们领略到仁者之美。后来，你外出治病，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没有见到你。
再次相逢便是近十年后的事了。1959年，你从苏联回国在大连疗养。有一天，爸爸让中南海的工作人员徐永福同志，陪同松林姐姐和我代他到大连看望你，乍一相见，我们既惊异又亲切，你可能还记得吧，你第一句话就是：“小姑娘长成大人啦！”是啊，我已经是二十多的大姑娘了。那次相聚之后，我们便开始了通信联系，彼此经常交流各自的生活和学习。我们都有着苦难的童年，你从小失去了母亲，和爸爸又分离，过得流浪儿的生活；我从小在敌人的监狱中长大，爸爸也在监狱中牺牲，从思想感情上我们是多么容易沟通啊。当父亲得知我们频频通信后，热情地鼓励支持我们的交往，1960年，我们幸福地走进了结婚的礼堂。岸英哥哥在解放初期结婚时，父亲送给他们的礼物是一件军用呢子大衣，他说：白天岸英穿、晚上俩人盖，松林也有一半。我们结婚的时候，全国人民的生活比那时好多了，父亲送给我们的结婚礼物也重得多，是一台南京产的熊猫牌收音唱片两用机和一块手表。几十年过去了，经历过几次搬家和变动，我一直珍藏着这两件珍贵的礼物，尽管如今收唱机很旧了、手表也不走了，但睹物思人，看到它们，就想起了父亲对我们的关爱，想起我们的幸福时光。有趣的是，我们的婚姻让我成了两届北大同学校友。那是因为1959年我已经考上了北京大学中文系，1960年为了方便照顾你，我从北大转学到了大连师范学院中文系。1961年我们回到北京后，想要再转回北大同年级学习，可是北大陆平校长铁面无私，非让我重新从一年级读起。他说大连师范是大专，北大是本科，于是我又变成了北大六一级的新生。如今，北大五九级的同学聚会时叫我，六一届的同学聚会时也叫我。想来那些校领导真的可敬，一丝一毫也不肯通融，真正是为教育负责、为学校负责、为学生负责。也正是他们的认真负责才给我打下了坚实的中文功底，使我成为两届北大校友的美谈。
三
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父亲一直要求我们要认真学习，遵守校规，不要搞任何特殊。我们严遵父教，在校只是一名普通学生，和同学同吃同住同上课。在北大上学期间，学校规定在校生不准生孩子，记得我们年级有位女同学怀孕生孩子，于是学校便勒令她退学了。我也以此为戒,不敢要孩子，怕耽误学业。1966年我大学毕业，文化大革命也开始了。妈妈和我都受到了冲击，我们的家三次被抄，为了安全，此时周总理和叶帅挺身而出，让我们搬到了现在住的地方――董四墓一号。那时这里是远郊区，四周是一片坟场，白天荒草丛生、人迹罕至，夜晚虫声啾啾、磷火飘荡，我们就相依相伴，晚上坐在房前数星星。而这段时间，你最怀念的就是开慧妈妈，每每静下，便讲起妈妈的故事，讲起你在上海流浪的往事。住到董四墓后，我们都没有工作，尽管偏僻荒凉，但却相对平静，少受干扰。也正是在这段时间，我们有了儿子新宇，1970年1月17日，新宇在301医院诞生。此时，正是林彪集团最猖狂之时，黄吴叶李邱横行霸道。由于我分娩时遭遇难产，情况非常危急，受他们控制的医院请示毛主席：“大人、孩子保哪个？”他们根本就没想到，父亲当即斩钉截铁地回答他们：“大人、孩子我都要！”这样才保住了我们母子的性命。父亲得知母子平安后，欣然给孩子取名新宇，我们也很喜欢这个名字，觉得含义很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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