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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阎锡山在山西斗智斗勇晋西事变中的薄一波

2007年01月16日1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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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三个鸡蛋中间跳舞的阎锡山，想起了被山西两次通缉的薄一波

　　1932年阎锡山东山再起，重新掌握山西军政大权以后，虽然他与蒋介石的争斗告一段落，并貌合神离地相处着，但他知道，蒋介石吞并山西的想法一直没有改变。3年以后的1935年，在一种错杂的形势下，阎锡山明显地感到“土皇帝”的交椅不太安稳了。

　　这一年，侵华日军策划的华北“自治运动”，不但与阎锡山独占山西、发展山西阎记官僚资本的利益发生了冲突，而且已将山西纳入到了“侵略华北之计划”，亡国亡省的危险就在眼前。

　　尽管阎锡山是在日本毕业的，并一直与日本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但是，在日本的铁蹄要叩响山西的大门的时候，如果与日本妥协，不但不能保持山西的安全，还有可能成为遭人唾骂的汉奸。“倾巢之下，安有完卵”，这个道理他是知道的。

　　蒋介石怎么样？面对着日本的威胁，阎锡山开始整理军备、修建防务工事对付日本时，“曾数次电请中央，将晋绥军队与国家财政统归中央统一”，希望蒋介石给予经济上的援助。阎锡山此举当然有乘机扩充自己的势力的念头，但毕竟考虑的是抗日的问题。但此时蒋介石仍在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阎的要求不但置之不理，反而数次催阎出兵陕北，剿灭红军。阎锡山认识到，拥蒋是没有出路的。但蒋毕竟是中央，他只能表面拥蒋，实际拒蒋。但是“假如日本人打进山西来，山西抵抗不了，蒋介石也抵抗不了，怎么办？”他把目光转向了共产党领导的红军。

　　对于共产党，以阎的本性而言，是绝对敌视的。但是，此时共产党所倡导的抗日主张，在东征过程中的大力宣传，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共产党要求援绥抗日、实行对日武装作战的主张，与阎锡山保卫晋绥的目标有共同之处。在蒋介石频频催促他出征陕北之时，他已明确地意识到，借助共产党的力量保卫山西也许是一条比较好的计策。于是，阎锡山想出了一条“变通”的策略：请一位坚决抗战又有号召力的共产党人，但是不以共产党员的面貌出现，而是以山西抗敌救亡活动家、组织家的面貌出现；采取共产党的进步措施和主张，但是提法上要换成“山西话”，组织上戴阎锡山的“帽子”即官办团体的“帽子”；借助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做法，但又打着山西的旗号――扩充实力，应付危机，渡过难关。阎锡山认为，这样既可以把群众发动和组织起来，抵抗日本的侵略，赢得爱国的名誉，又可为将来与日本谈判增加筹码；既可顶住蒋介石吞并他的企图，又可保存和发展自己的实力；既可同共产党搞好关系，又可在合作中交一些共产党朋友，借以提高自己的身价。这就是他所谓的“配为、当为、能为三者合一”的万全之策。他说：“现在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时候，就要看谁能制服谁了。”后来，薄一波曾在一次会议上对他的这种做法作过这样的形容：“阎锡山是在三个鸡蛋中间跳舞，哪一个也不能碰着。”

　　阎锡山在作出这样的策略的时候，人选也早已考虑好了，那就是曾在山西两次被通缉的同乡薄一波。

　　而此时的薄一波，还在北平草岚子监狱里。

　　1936年8月下旬，阎锡山派郭挺一到北平狱中找到薄一波说：“阎先生派我来营救你，带来了活动经费和给宋哲元的信，请宋帮忙。另外，阎先生还有信带给你。”当时，我们党也在营救薄一波等同志出狱。所以，薄一波兴冲冲地告诉郭，不必营救了，自己马上就要出去了。郭将这一情况电告阎锡山后，阎立即发来一份电报，要郭转给薄。电报大意是：目前山西形势危急，“希望一波兄回晋，共策保晋大业”。而作为共产党的领导干部的薄一波，对此并不动心。他对郭说：“共策保晋大业云云，你做可以，我不适合。我在外边搞了这么多年，在山西又曾两次被通缉。对阎锡山这个人，我不感兴趣。”

　　但是，薄一波出狱后，与接头人徐冰谈起这件事后，徐冰报告了北方局的领导人、化名胡服的刘少奇时，刘少奇对此很重视，第二天就让徐冰找到薄一波。徐冰转达了刘少奇的指示：“当前党的任务是：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联合全国各党、各派、各军、各界一致抗日。北方局刚刚收到陕北来电，毛泽东同志在电报中提出，阎锡山等华北六省市军政负责人处，‘一有机会，即须接洽。统一战线以各派军队为第一位，千万注意’。这样的机会我们找还找不到，现在阎锡山找上门来，你却拒绝不去，是不是还有一点‘左’倾关门主义的顽疾？‘左’倾关门主义就是不懂得要善于把公开工作同秘密工作相联系，把合法斗争同非法斗争相联系，把上层统一战线工作同下层统一战线工作相联系。过去我们就是吃了‘左’倾关门主义的亏，使白区党的工作受到重大的损失。”很显然，刘少奇坚决主张薄一波到山西，与阎锡山开展上层统一战线工作。

　　而薄一波对此是犹豫的，他请徐冰报告刘少奇不愿回山西的理由：“我在狱中读过共产国际七大的全部文件，其中季米特洛夫的报告最感人；还读了共产国际十三次委员会各位委员的发言。这两次会议都是反对‘左’倾关门主义的，对照我长期在白区做军运工作的经验教训，我对‘左’倾关门主义的危害深恶痛绝。中央瓦窑堡会议的决定，我在狱中也认真学过，反对‘左’倾关门主义，我是坚决的。不过，我不去山西有自己的理由。并不是因为我做党的秘密工作已经多年了，不熟悉上层社会的人情世故和待人接物，不适合到那里工作。主要是不愿意和阎锡山这样的人共事，何况郭挺一已经知道我仍是共产党员。”

　　刘少奇对薄一波的理由并不理会，他让徐冰给薄一波下了命令：“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彻底转变我们过去的斗争方式与工作方法，学习和创造新的斗争方式与工作方法，这是新形势向我们提出的要求。不会就学，到工作中去学。阎锡山正因为知道你是共产党员，才会对你这样欢迎嘛。”

　　薄一波对毛泽东刚来的电报指示和刘少奇的考虑是完全领会的，况且党的决定，作为一名党员是没有二话可说的。在征得刘的同意后，薄一波到山西实地考察了40天左右。在考察过程中，薄一波将山西的情况全摸得清楚了，对在山西开展工作心中有了底了：“按照党所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来衡量山西的情况，觉得不但可以做工作，而且大有文章可做。”

　　1936年10月下旬，薄一波正式赴晋工作。离开北平时，徐冰传达了北方局对开展山西工作的指示：(1)这次到山西去，首先要争取站稳脚跟。不要搞“左”倾关门主义和空谈主义，不要提阎锡山根本不能接受的口号，不要怕到上层机关去和戴“官办团体”帽子。(2)要踏踏实实地做群众工作，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不做“清客”，不“抬轿子”，要争取抗日民族革命的领导权。(3)由薄一波、杨献珍、韩钧、董天知、周仲英五同志组成中共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只作公开工作、合法工作。这个组织绝对秘密、不对外。可开会，也可不开，因为阎锡山请的是薄一波，实际上就是通过以薄一波的名义来进行工作。公开工作委员会直接受北方局领导。同时成立山西省临时委员会，由张友清任书记。党的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完全分开。

　　刘少奇还特别交代：“一波同张友清是一块从草岚子监狱出来的，互相很熟悉，无话不说。从现在起再不能发生横的关系，各搞各的，薄搞薄的，张搞张的。张做秘密工作，省委名义是公开的，可以发文件、开会。公开工作委员会不能发文件，也不必开什么会，就是由薄一波在那里领导。”

　　薄一波一行5人在11月3日到达太原，阎锡山的代表梁化之、郭挺一已在火车站迎接。第二天，阎锡山就将薄一波请到省政府“东花园”赵戴文的参事室进行会谈。曾经做过薄一波的老师的赵戴文和薄的高小同学梁化之陪同。对于这次谈话，薄一波回忆说：

　　见面稍事寒暄之后，我就开见山地说：“这次能回来在阎先生领导下做点事情，很高兴。山西对我有两道通缉令……”梁化之马上打断了我的话，半开玩笑地说：“现在不‘通缉’，不就请到了吗?”……阎对我也是心中有数的，特别是知道我是真共产党员之后，更是高兴，所以谈得非常之好，无拘无束，而又严肃认真。我说：“我愿意在阎主任领导下工作，是做工作，不是做‘清客’。按咱们家乡(阎和赵是五台人，我和梁是安襄人，我家和阎家、梁家又是邻村)的话说，‘先小人，后君子’，把丑话说在前面。有几点情况我想需要说清楚，然后好共事。第一，我参加共产党多年，可以说是定型了，说话行事总离不开共产党的主张，希望得到理解；第二，我只做抗日救亡工作，对抗日有利的事情都做，不利的事情都不做；第三，在用人方面要给予方便，对我用的人要保障安全，其中会有不少是共产党人。”阎一一表示同意。赵插了一句：“一波，道理全都你占了，我也提一条：在山西省政府里、军队里，你不能发展共产党的组织。”我回答：“可以保证不发展。”有意思，这同北方局对“公开工委”的决定恰好一样。这个“约法三章”，为我们以后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合法的依据。我们和阎锡山建立的特殊形式的上层统一战线，就这样开始了。

　　这次谈话后，赵戴文和梁化之似乎有点不太满意，觉得阎锡山太倚重薄一波了。而阎锡山对此却不在意：“现在抗日是第一等好事，就得用第一等好人去做。”

　　戴阎锡山的“帽子”，说“山西话”，执行的却是共产党的主张

　　在薄一波到达山西的同时，中共中央也在积极地作阎锡山的统战工作。毛泽东派彭雪枫，作为与阎锡山联系的代表，并数次致电阎，阎也作出了积极的回应。中共中央与阎锡山建立的统战关系，一方面为薄一波在山西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基础，另一方面，薄一波的工作又促进了这种统战关系。因为薄在山西建立的上层统一战线，“特殊就特殊在：它戴的是阎锡山的‘帽子’，说的是‘山西话’，贯彻执行的却是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总之，形式是阎锡山的，内容是共产党的”。

　　薄一波在山西开展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接办牺盟会。牺盟会是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的简称，成立于这一年的“九·一八”5周年大会。但是，由于会员成分比较复杂，而成立时所发表的《纲领》、《宣言》、《告同胞书》引起了日军和国民党政府的反对和质问，阎锡山又采取搪塞的态度，因而牺盟会成立后并没有开展工作。

　　薄一波接手后，对牺盟会进行了改组，组成了以薄一波、董天知、韩钧等为首的新的工作班子。改组后的牺盟会，成为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组织，也成为薄一波等在山西开展工作的“基地”。薄一波利用牺盟会的组织形式，广泛发动群众，宣传共同抗日的主张，使山西的抗日工作在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各地青年纷纷来山西，参加抗日的准备工作。当时的《上海党声》杂志著文盛赞山西的抗日宣传工作：“不分国与共，共组同盟救祖国”的统一战线歌声，响彻晋阳大地。

　　在积极宣传抗日的同时，薄一波还把目光放在了组织抗日武装力量上。以薄当时的身份，公开提出组织武装力量，必然会导致阎锡山的猜疑及顽固派的反对。薄一波明白这一点，总在寻找适当的时机，不显山不露水地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不久，机会就让薄抓住了。

　　牺盟会改组后不久，阎锡山召开了一次高干会议。他在会上出了一个题目：“假如日本人打进山西来，我们该怎么办?”让大家讨论。会议开了几天，许多人发了言，但阎一直不表态。薄一波看出阎锡山想扩军的意图，决定抓住这个时机，让董天知发言试探一下。薄一波对董说：“阎锡山要征求意见，看样子，他有所图谋。他有个‘雄心壮志’，要训练30万国民军，想扩军，但办不到。你今天到会上可以这样讲：‘日军步步进逼，晋绥首当其冲，不早作准备，将来必吃大亏。不成立一支以保卫桑梓为宗旨的强大部队，就不足以抵抗日本入侵。因此，像阎会长讲的，发展30万国民兵是当务之急。’”

　　董天知在会上如此这般地讲了。阎锡山听了虽没有说话，却掩饰不住高兴的神色。薄一波知道，机会是抓住了。果然，会后，阎锡山就让薄负责主持“招兵”的工作，并把负责培养军政干部的军政训练委员会交给牺盟会领导。军政训练委员会的实际办事机构是政训部。政训部的组织、宣传、训练分别由梁化之(主任)、薄一波(副主任)、宋劭文、刘岱峰负责。薄一波通过牺盟会，首先开办各种训练班，培养干部。如1936年12月，连续举办两期“临时村政协助员训练班”，训练1000名宣传抗日的专职人员，并发展牺盟会会员60万人。在此基础上，又开办了“国民兵军官教导团”、“军士训练团”等，先后训练10个团，2万余人。这为以后组建新军，坚持山西抗战准备了干部。

　　在实际工作中。薄一波是持十分谨慎的态度的，在宣传的用语及尺度的把握上，尽可能戴阎的“帽子”，说“山西话”。薄在制定任务的目标时，所讲的“一方面，加紧守土抗战的工作；另方面，积极准备收复失地的工作。”就是用的阎的话。1936年11月绥东百灵庙抗战胜利，阎从中捞到了政治资本，于是他把以前提出的“屋顶战”的口号改为“守土抗战”。他说：“收复失地是利害问题，守土抗战是是非问题。”一方面打起了抗战的旗帜，另一方面又避免使用“抗日”的字眼。根据阎的意愿，薄一波本来拟用的“抗敌救亡下乡宣传团”，改成了“临时村政协助员”的名称。1937年2月，在太原召开的主要由太原市各界代表参加的牺盟会代表会议上通过的牺盟会工作纲领，薄一波与杨献珍也仔细推敲，把政治语言改为“山西话”，“抗敌救亡”；“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改为“动员民众，守土抗战”；“不分党派”改为“不分派别”。虽然用的是阎锡山的语言，实际上是我们党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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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炎黄春秋

(责编：王新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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