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
1月10日 根据调查研究中得到的情况,就进军西藏问题,向毛泽东、彭德怀并刘伯承、邓小平提出《康藏情况报告》,对西藏教派、康藏气候、藏军情况及我军进军路线、宗教政策等提出意见。
2月4日 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书记、西南军区司令员。
2月中旬 部署和指挥川西剿匪作战。
4月 赴重庆主持西南军区工作。与刘伯承、邓小平共同决定成立剿匪生产委员会,集中兵力在四川腹地会剿。
5月 在军区高级干部会议上提出了“以集中对集中、以分散对分散、以隐蔽对隐蔽”的剿匪战术。
7月4日 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是月,组建铁路工程指挥部,抽调3万部队、10万民工,修筑成渝铁路。
1951年
夏 在重庆主持筑路会议。在会上说:“修筑康藏公路难度之大,不仅是我国筑路史,也是世界筑路史上空前的。我们解放西藏,就要帮助西藏人民进行建设。而建设没有公路是很难想象的,所以,这条康藏公路不但坚决要修,而且一九五四年一定要把汽车开到拉萨。”
1952年
11月15日 任中央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
1953年
4月下旬 主持召开第一次全国体育工作会议。在会上就开展体育运动的意义、方针和规划提出意见。
8月21日 中共中央体育运动委员会党组成立,任党组书记。
10月21日至12月14日 率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去朝鲜慰问,并对中国人民志愿军进行考察。
1954年
2月6日至10日 出席中国共产党七届四中全会。
9月15日至28日 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1955年
2月17日 出席国务院第五次全体会议,在会上作《关于压缩国家机关编制问题》的报告。
7月17日至8月8日 率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去波兰访问。
9月23日 被授予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56年
9月15日至27日 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9月28日 在中共中央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11月 随周恩来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赴欧亚11国访问。
1958年
4月 召集地质部、卫生部、气象局、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及军队体育部门负责人座谈,讨论攀登珠穆朗玛峰问题。此后,即组成登山指挥部,亲任总指挥。
9月5日 主持召开第一届全国运动会筹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任筹委会主任。在会上指出:“解放了的中国人民要有争取胜利、破世界纪录的雄心和气魄。我们要更快地赶上和超过世界水平,要让人家来破我们的纪录,不要老跟在人家屁股后面跑,要采取一切措施,在普及的基础上大量训练运动员。”
1959年
3月25日至4月5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上海举行的扩大会议和中共中央第八届七中全会。
4月16 日代表国务院宴请西藏自治区筹委会主任委员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
4月28日 被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5月21日至6月24日 到四川考察,并就四川的工农业建设向中共中央写了6个报告。
7月至8月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庐山召开的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
9月26日 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军委副主席。
1960年
1月5日 任中共中央军委国防工业委员会主任。
1月22日至27日 出席中共中央军委在广州召开的扩大会议。在会上作《关于国防工业几个问题》的报告。提出,在尽短时间内,建成一个现代化的独立的国防工业体系;必须大搞尖端,以两弹为主,导弹第一,积极发展喷气技术和无线电电子技术。
2月 调总参军训部副部长韩复东负责现场指挥攀登珠穆朗玛峰。指出:“珠穆朗玛峰一定要登上去。我们不光是为登高,还要进行科学考察,带一些标本回来。英国搞了几十年,没有从北坡登上去。我们新中国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要有这个劲头。”
3月 与聂荣臻一起视察西南地区,发现国防工业的基本建设存在不少质量问题,回北京后,即与李富春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研究改进措施。
11月15日至24日 与罗瑞卿视察东北地区国防工厂,发现军工产品的质量仍很严重,决定整顿。
12月至1961年1月6日 主持召开国防工业三级干部会议,总结建国11年来国防工业的经验教训。
1961年
2月4日至3月30日 与罗荣桓到南方视察部队。
3月31日 看望出席第二十六届世界乒乓球赛的全体运动员,鼓励运动员打出风格,打出水平。
7月18日至8月16日 主持国防工业委员会工作会议,研究国防工业建设调整方针。
1962年
7月25日 出席中共中央北戴河扩大会议。
10月23日 与聂荣臻召开中共中央军委常委会议,讨论中印边界作战问题,研究作战方案。
11月上旬 主持军委常委会议,研究分析中印边界反击战形势,确定边防部队下一步行动方案。
1963年
9月下旬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由毛泽东提议,主持中共中央军委日常工作。
11月 到印度尼西亚参加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并作友好访问。
1964年
春 在国家体委研究工作时说:“我不晓得你们安心不安心?‘三大球’为什么上不去?解放到现在已经15年了,再搞不起来,难道还搞50年?必须赶快下功夫啊!我快70岁了,我希望去见马克思之前,能看到‘三大球’翻身。”“‘三大球’上不去,我是死不瞑目。”
4月至5月 多次观看北京军区推广“郭兴福教学法”表演。指出,各部队都要认真推广“郭兴福教学法”;要把这些尖子经验普及全军。
6月16日至17日 组织北京军区、济南军区部队军事训练汇报表演。请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观看。
10月12日 主持中央军委常委会,研究院校工作,要求贯彻“以我为主”的办学方针。
10月14日 就乒乓球运动员徐寅生在国家乒乓球女队的讲话,写信给国家体委领导,指示将这篇讲话发给各运动队,让每个人都好好学习。将徐寅生讲话记录稿送给毛泽东。1965年1月,毛泽东批示:“讲话全文充满了辩证唯物论,处处反对唯心主义和任何一种形而上学”,“是小将们向我们一大批老将挑战了。”
11月5日至14日 随周恩来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苏联,任代表团副团长。时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的错误言论予以回击。
1965年
5月30日 接见并宴请核试验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代表中共中央军委对他们辛勤工作和卓越成就表示祝贺和慰问。
7月20日 到机场欢迎由海外归来的李宗仁,并陪同李宗仁分别出席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的欢迎宴会。
9月27日至10月13日 率中央代表团到乌鲁木齐出席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十周年庆祝活动。
12月8日至15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上海举行的扩大会议。会后,不再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
1966年
8月中旬 对“文化大革命”中那套无限上纲的作法表示不满,说:“现在这种搞法,有点像党内搞清理阶级队伍,难道这些老干部为革命工作多半辈子,他们是什么阶级还不清楚吗?”
9月5日 见到毛泽东。毛泽东将林彪指使吴法宪写的诬陷信交给他,并说:“你不要紧张,我对你是了解的。我对你还是过去的三条:忠于党忠于人民,对敌斗争狠,能联系群众。”
9月10日 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与林彪谈话。针对林彪所说“你的问题可大可小,主要是今后要注意一个问题,支持谁,反对谁。”回答说:“我革命这么多年,支持谁,反对谁,你还不清楚?”
11月13日 出席中共中央军委接见外地来京串连的军队院校师生大会。在会上讲话要求军队院校师生发扬光荣传统,遵守纪律,不介入、不干涉地方文化大革命,不参加炮打司令部、上街游行等活动。
1967年
1月20日 被送往西山某处。
9月 被正式立案审查。
1968年
4月5日 听到一批老干部被打成反革命,说:“都成反革命了?我不相信。看来问题复杂了!”
6月2日 看到报上关于四川省夺权的报导,点名批判了几个老干部,说:“指责他们搞独立王国是有所指的,要搞我,就公开搞嘛,为什么要找替死鬼?老子不明白。”
6月14日 由中共中央办公厅保护,改为由中央专案第二办公室作为专案审查对象,实行监护。
9月18日 看到专案组要其“交待问题”的信,非常气愤。随即针对林彪一伙的诬蔑,就参加“八一”起义、湘鄂西肃反、枪毙熊贡卿以及其他一些历史问题作了详细的不虚掩、不夸大、实事求是的回顾,让夫人薛明记下来,作为对强加给他的罪名的反击。
1969年
4月上旬 由于“专案组”对医生下达了“尽量用现有药物,维持现有水平,也不要像对待好人那样”的指示,在医疗上采取了控制、减药、换药乃至收走全部自备药品,加上生活条件恶劣,营养不良,所患糖尿病、高血压日益严重。对夫人薛明说:“他们硬是想把我拖死,杀人不见血,我不死!我要活下去,和他们斗到底!”
5月上旬 病情恶化,连续摔倒7次。一次,摔倒醒过来,听到窗外的哨兵在唱“洪湖水浪打浪”,说:“人民是历史的真正主人,是最公正的裁判,谁为人民做了好事,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谁在人民面前犯了罪,人民也决不会饶恕。”
6月8日 早晨出现腹痛、恶心、呕吐等酸中毒症状,12个小时后,才派来两名医生,未作认真检查,即注射了高渗葡萄糖,使病情继续恶化。对夫人薛明说:“要小心,他们要害死我!”
9日 7时许,被允许送往301医院。明确表示:“我不能去住院,那个医院不是我住的地方。”8时55分住院,10时25分开始抢救,但医院负责人事前未通知病房,未作抢救糖尿病酸中毒的准备,也未组织专家到场,抢救工作一片混乱。10时55分,生命垂危。11时半,主治医生提出组织专家会诊,但到13时30分才允许进行一次不让接触病人的“背靠背”会诊。15时04分,含恨而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