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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苦卓绝长征路 (2)

2006年09月14日0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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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了乌江，在遵义以南的懒板凳（今南白镇），红3军团又进行了整编：4师、5师保留，6师缩编为一个独立团。4师师长、政委还是张宗逊和黄克诚，我们10团团长为陈连华，政委还是杨勇。

　　为了解贵阳到黔西一带敌人的活动情况，陈团长、杨政委派我带侦察排到黔西去侦察。在离乌江上游的鸭池河西岸约40里的甘棠镇，找到了一位忠厚的长者，请他当向导，南渡乌江。我与他商定了行进顺序：由他带着伞走在最前头，相距百把米是便衣手枪班，再往后是我带的一个机枪班和两个长枪班，约定如发现情况，就立即张开伞。结果一路未有敌情，我们顺利进了黔西城。

　　城里人很多，生意兴隆。长征以来，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热闹的场面。突然间，我发现街上有国民党中央军贴的标语，走近一看，有的浆糊还没有干，即问当地群众，他们说中央军在此过了两天，今天早上才过完，往刀靶水方向去了。开始我不大相信，刀靶水是我5师守备的，在乌江北岸、通往懒板凳的大路附近，看来敌人已经行动。我们急速返回，部队已经开拔。陈团长、杨政委给我留了一封信，说情况有变，目标遵义，要我迅速赶上。我带领侦察排插小路向遵义方向追去，赶上团部并简要汇报了侦察情况。原来，国民党中央军已渡过乌江，追了上来，我5师在刀靶水遭敌袭击，受到一些损失。敌人在步步逼近，我们边打边走，来到了遵义。

　　在此期间，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了扩大会议，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及长征初期红军受到损失的教训，纠正了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严重错误，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这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在屡经挫折之后，作出的历史性选择，使中国革命在生死攸关的时刻得以转危为安。遵义会议还作出了渡江长征，到川西或川西北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决定。当时，我们这些基层干部并不知道会议的精神，大约是到云南扎西（今威信）地区后才听了传达。大家精神为之一振，联想起第五次反“围剿”苦战一年，处处碰壁，湘江战役中，如此被动挨打，牺牲了多少红军干部战士，原因到底在哪里？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积在我们心头一年多的疑团解开了，感到红军有了希望，革命有了希望。

　　四渡赤水

　　遵义会议后，红军准备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这时，蒋介石急令川军在长江北岸构筑工事，全力防堵，同时调集中央军、黔军、桂军、滇军共约40万兵力，企图将我军围歼于贵州境内。

　　我中央红军此时只有3.7万人，如何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迅速北渡长江，是为至要。1935年1月19日，红军离开遵义向土城、赤水前进。在土城，中央政治局召开了参战部队营以上干部会议，我也参加了。会议由洛甫（张闻天）主持，朱德总司令作了作战动员。28日拂晓，我师在土城东北的青杠坡与敌教导师接触，双方展开激战，直至中午，敌人越打越多，我的腿被炮弹片划伤，杨勇政委也负伤了。到底怎么回事？后来才知道是情报不准。敌军远远不止我们原先判断的3个团，战斗力也比王家烈的“双枪兵”要强，再战下去对我军十分不利。于是，中革军委果断决定撤出战斗。

　　29日，我们团随军团直属队，从土城浮桥过了赤水河。在此前后，总部和其他部队也渡河西进，从而改变了原来的作战计划，开始了有名的“四渡赤水”之战。为轻装减负，彭德怀军团长下令把山炮拆散沉入河中，反正炮弹也打光了，部队向四川古蔺、叙永方向疾进，准备在泸州、宜宾间伺机北渡长江。

　　蒋介石急令各路“追剿”军紧追不舍，企图围歼我们于川南地区。鉴于此情，中革军委决定暂缓北渡长江，改向云南扎西地区集中。红军再次进行了整编，精简机关，加强连队。红3军团撤销了师，缩编为第10、第11、第12、第13四个团，师长当团长、团长当营长。第10团团长张宗逊，政委黄克诚，参谋长钟纬剑，政治处主任杨勇，全团共2000余人。我仍在10团任参谋。

　　扎西整编后，中央红军为摆脱敌人的围追，决定折返向东，向敌军比较空虚的黔北地区转进。2月19日，我们团在习水县二郎滩二渡赤水，从敌军的包围圈中钻了出去。当晚，部队打土豪弄到一些米酒，我喝了一大碗。由于几次负伤和常发疟疾，再加上极度疲劳，身体十分虚弱，第二天我的头痛得厉害，全身不能动，就像瘫痪了一样，被送进医院又一次躺在担架上。谁知，这一躺就是40多天。

　　其间，部队大战娄山关，重占遵义城，一举击溃了国民党追剿军吴奇伟的两个师。红3军团斩关夺隘，担任主攻，军团参谋长邓萍、我们10团参谋长钟纬剑都牺牲在这里，张宗逊团长也负重伤。红军将领们身先士卒，慷慨赴死，终于换来了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不但有力地鼓舞了士气，也获得了物资装备的补充。

　　在担架上的40多天，是我最痛苦的日子，真是度日如年。担架员抬着我，由茅台镇三渡赤水河。杨勇主任几次从前方给我送来腊肉，并派一名勤务兵照顾我。搞到的茅台酒，大家都舍不得喝，而是用它来搓脚，以减轻连日行军的疲劳。我人高腿长，鞋子尺码大，很难找到合适的。供给部的谢胜坤同志特地给我送来大号的鞋子，真是战友情深。就这样，我一直在担架上，又从太平渡四渡赤水。四渡赤水有三渡坐担架，真后悔那天不该喝下那碗酒。

　　4月上旬，我总算能站起来了，拄着拐棍慢慢走。中旬抵达黔滇边境的北盘江地区时，我终于扔掉了它，高兴的心情真难以形容。我衷心地感谢在如此艰险的环境中，关心、照顾、抬着我行军的战友们！

　　渡过北盘江后，我出院在军团教育科等候分配。科长孙毅是宁都起义的老同志，对我很关照，也帮我向上级反映情况。我先被分配到12团任教育参谋，后来又调回10团工作，见到黄珍团长、杨勇政委等老领导。他们决定由我担任通信主任。这时，我们团部已有电台，工作方便多了。

　　4月下旬，我团进入了云南境内，26日攻占沾益，缴获了大批宣威火腿。对缺粮的红军来说，这是一大收获。全团要求每人背一只火腿，也未能背完。5月初，部队到达皎西地区。为阻击追敌，我团驻扎在一座小山上。天气晴朗时可以看到金沙江。大家的心情都很高兴，因为红军获得了以前从没有过的主动。果然，好消息传来，兄弟部队占领了皎平渡渡口，我们改由那里渡过了一泻千里的金沙江。至此，中央红军终于摆脱了敌人重兵的围追堵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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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武立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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