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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  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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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  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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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1955)。军事家。原名朱代珍,曾用名朱建德,字玉阶。1886年12月1日生于四川仪陇马鞍场李家湾一个贫苦佃农家庭。6岁读私塾,20岁上中学。1907年考入四川高等学堂附设体育学堂,毕业后任仪陇高等小学堂体育教习。1909年入云南陆军讲武堂学习,并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1911年毕业后,被派到云南新编陆军任副目(副班长)、司务长、队官(连长)。同年10月30日在昆明“重九起义”中,率部参加攻陷总督衙门的战斗。后参加援川军,支持四川起义军。1912年起任云南讲武堂军事教官,滇军营长、团长等职。1916年率部入川,参加纳溪战役。次年升任少将旅长。参加过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五四运动”前后,开始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为寻求革命真理,1922年他抛弃官职,到上海、北京寻找中国共产党,曾先后拜访孙中山和陈独秀,并向陈独秀提出入党请求,但未被接受。同年9月前往德国留学。11月经中共旅欧组织负责人张申府、周恩来介绍,在柏林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在哥廷根市格奥尔格·奥古斯特大学哲学系学习期间,利用业余时间研究军事,并领导哥廷根中国留学生会。1925年1月返回柏林,因从事革命活动两次被捕。7月赴苏联莫斯科,先入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后到莫斯科郊外莫洛霍夫卡村庄接受军事训练。在研究苏俄内战时期的游击战术时,提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游击战原则,并设想回国后“必要时拖队伍上山”。1926年7月回国,被中共中央派往川军杨森部做统战工作,敦促该部对炮轰万县城区的英国军舰进行还击,并参与领导了反对英帝国主义制造“万县惨案”的群众斗争。11月与杨闇公、刘伯承组成中共重庆地方委员会军事委员会,领导泸(州)顺(庆)起义,策应北伐战争。1927年1月奉命到江西南昌,在国民革命军第3军创办军官教育团并任团长,多次派出学员帮助开展工农运动。4月兼任南昌市公安局局长,并拨出枪支武装江西省农民协会组织的农民自卫军。

  1927年8月1日参与领导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起义前夕,他利用自己与驻赣滇军的旧关系,在掌握敌情、部署力量、麻痹敌人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保证了起义的顺利举行。起义后任第9军副军长、军长。10月,起义军南下广东失利后,在强敌尾追、孤立无援、思想混乱的严峻局势下,和陈毅等一起率领余部坚持斗争,并在赣南的天心圩、大庾(今大余)、上堡对所部进行三次整顿,加强党对部队的领导和基层政治工作,加强组织纪律建设,领导部队由单纯打仗转变为同时做群众的工作,发动农民进行打土豪的斗争,并开始从正规战向游击战转变,使部队的面貌焕然一新。他在独立自主的前提下,与国民革命军第16军军长范石生建立合作关系,使部队得到补充和休整,有效地保存了革命力量。1928年1月,在中共湘南特委的配合下,与陈毅等领导发动湘南起义,占领宜章县城,组建工农革命军第1师并任师长。月底在坪石战斗中,运用游击战和运动战相结合的战术,接连打垮国民党军许克祥部6个团。2月起又率部攻克多座县城,建立苏维埃政府,并将各县农军组编为3个师和两个独立团,实行插标分田,开创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相结合的新经验。4月同陈毅率起义军转移到井冈山,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组成中国工农革命军(不久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并任军长。5月起与党代表毛泽东指挥所部进行五斗江、草市坳、龙源口等战斗,挫败国民党军多次“进剿”和“会剿”。期间,与毛泽东共同提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同年冬,红4军为打破敌人封锁,发起下山挑粮运动。他和战士们一道翻山越岭,下山挑粮,来回100多里,在红军中传为佳话。

  1929年初与毛泽东率红4军主力出击赣南、闽西,在中共地方组织和群众武装的配合下,相继建立了赣南、闽西苏区(后发展为中央苏区)。12月在中共红4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上作军事报告,并参与制订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大会决议(古田会议决议)。1930年6月任中国工农红军第1军团总指挥。8月起任红一方面军总司令、红军总司令,与总政治委员毛泽东一道领导部队实现了从以游击战为主向以运动战为主的战略转变,并巧妙抵制“左”倾冒险路线的错误指导,使红军避免了因强攻大城市而可能遭受的严重损失。同年11月至1931年9月,同毛泽东指挥红一方面军采取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连续粉碎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一、第二、第三次“围剿”,使中央苏区得到巩固和发展。1931年1月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7月发表《怎样创造铁的红军》一文,论述了红军的阶级性质、历史任务和必须具备的6项基本条件,进一步明确了红军的建设方向。11月在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执行委员,并被任命为中革军委主席。1933年春同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周恩来一起,指挥部队采取大兵团伏击歼敌的战法,在地方武装的密切配合下,于黄陂、草台岗等地歼灭国民党军主力近3个师,取得第四次反“围剿”作战的胜利。6月发表《谈几个战术的基本原则》,指出“红军军人要以唯物的辩证法来研究和运用战术”,“决不容有一成不变的老章法来指挥军队”,阐明了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弱点,在运动中予以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2月在红军全国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

  1934年10月,由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指导,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一方面军被迫撤出中央苏区,开始长征。1935年1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的主张。会后,同毛泽东、周恩来等指挥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以高度机动灵活的运动战,摆脱了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8月根据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针,同红军总政治委员张国焘率左路军行动。在张国焘拒绝北上并密令右路军南下、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的情况下,他虽身处逆境,但仍坚持拥护党中央的方针,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并深入部队做艰苦细致的说服教育工作,宣传中共中央北上抗日方针的正确性和加强党的团结的重要性,团结了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1936年7月红四方面军同红二方面军会师后,继续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进行不懈的斗争,推动两军共同北上,对于三大红军主力最终在甘肃会师做出重要贡献,被毛泽东称赞为“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1937年6月兼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设立的军事研究委员会主任,领导总结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研究对日作战的战略战术。

  抗日战争爆发后,同周恩来、叶剑英代表中国共产党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并在会上指出:抗日战争必然是一场总体战和持久战,只有群众性的人民抗战才能打赢这场战争。1937年8月下旬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洛川会议,当选为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并就任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9月11日改称第18集团军总司令),兼任中共中央军委前方分会(后称华北军委分会)书记。9月率八路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积极配合国民党军对日作战,取得平型关等战役战斗的胜利。10月与彭德怀、任弼时向中共中央建议,恢复在改编为八路军时取消的政治委员制度。11月太原失陷后,指挥八路军各部深入华北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陆续开辟了晋察冀、晋西北、晋冀豫和晋西南等抗日根据地,先后挫败日军对晋察冀和晋西北根据地的多路围攻,实现了由国内革命战争的正规战向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转变。1938年发表《论抗日游击战争》,论述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性质、意义和战略作用。同年3月兼任第二战区东路军总指挥,指挥晋东南地区八路军和部分国民党军,挫败日军对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发动的“九路围攻”和向晋西黄河河防的进攻。随后,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开展平原游击战争的指示,组织八路军各部挺进冀南、冀中、豫北和山东,积极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使晋察冀、晋绥、晋冀豫、冀鲁豫、山东各大抗日根据地成为支持长期抗战的重要战略基地,八路军成为华北抗战的主力军。1939年3月兼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他模范地执行中共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大力争取中间力量,有力地促进了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当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制造磨擦、向抗日根据地发动军事进攻时,坚决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1940年3月与彭德怀指挥八路军主力一部,在平汉铁路东西两侧先后进行了卫东战役和磁武涉林战役,痛击顽军石友三、朱怀冰部,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

  1940年5月从华北前线返回延安,直接参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工作。8月起与彭德怀、左权共同部署八路军在华北铁路交通线开展破袭战,后发展为百团大战。同年冬首倡“南泥湾政策”,指示部队在不妨碍作战和训练的条件下垦荒屯田,逐步做到生产自给,以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减轻人民负担,改善部队生活。他还以身作则,亲自参加大生产运动。1941年11月起负责领导军事教育委员会并兼任军事学院院长,曾发表多篇文章,论述人民军队建设及其战略战术的演变。1945年4月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总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武装斗争特别是抗日战争的经验,回顾了解放区战场创造、发展、壮大的历程,论述了人民战争的军事路线,对毛泽东军事思想作了准确的阐明和发挥。同年6月当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8月与毛泽东一起领导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向日伪军展开全面反攻,解放了华北、华中广大地区。

  日本投降后,参与制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主张及早占领东北战略要地;参与制定和调整战略部署,编组野战兵团,实现战略转变等重大决策,并参与指挥解放区军民对国民党军进行自卫反击战。1946年6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协助毛泽东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1947年3月,国民党军对解放区实行重点进攻后,同刘少奇、董必武等组成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到华北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同年10、11月,他在华北前线指导晋察冀野战军作战,并确立“打大歼灭战”的思想,先后取得清风店战役和石家庄战役的胜利,对扭转晋察冀战局起了关键作用,开创了攻占坚固设防大城市的成功先例。他总结的石家庄攻坚战的经验,在各个战场上迅速推广,减少了后期攻取大城市的伤亡。1948年5月代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前往濮阳地区指导华东野战军工作,作了中原会战动员报告,及时提出加强部队团结和纪律问题。为行将到来的战略决战作了重要的政治准备和思想准备。1948年9月起参与组织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154万余人,取得战略决战的胜利。1949年4月同毛泽东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人民解放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中国人民。同时,参与组织渡江战役和向东南、中南、西北、西南地区进军的作战,迅速消灭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残余部队。

  新中国建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并继续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1954年9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9月被授予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6年9月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共中央副主席。参与制定中共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致力于国家的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参与领导空军、海军、装甲兵和战略导弹部队等军兵种的组建工作,使人民解放军完成了由单一兵种向诸军兵种合成军队的历史性转变。重视部队训练和兴办各类军事院校,强调部队在实现现代化、正规化的过程中,既要保持优良传统,又要摆脱经验束缚。重视发展尖端武器,主张国防工业实行军民结合、平战结合。朝鲜战争结束后,他经过对国际形势的深入分析,于1956年4月致函中共中央,作出世界战争短期内打不起来的战略判断,主张抓紧时间尽快发展经济,增强国防事业的物质基础。他还经常深入陆海边防和军营哨所视察,了解部队的训练、执勤和生活情况。1974年在他88岁高龄时,仍亲自视察海军舰艇,并乘舰出海检阅。1959年起连续被选为第二、第三、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诬陷,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抵制和斗争。1969年4月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73年8月在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1976年7月6日在北京逝世。

  朱德的一生经历了中国革命从艰难困苦到光辉胜利的全过程。1946年在他60寿辰时,中共中央在祝词中赞誉他是“中国人民六十年伟大奋斗的化身”,周恩来把他的革命历史看作是“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里程碑”,毛泽东则称他是“人民的光荣”。他在军事方面的伟大实践与精辟论述成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著述收入《朱德选集》(1983)、《朱德军事文选》(1997)。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责任编辑:张慧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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