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新闻
邓小平逝世十周年
十年前,那个令人悲伤的夜晚 (2)
2007年02月08日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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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伟人”是对邓小平的一个恰当的称呼。图为2004年8月22日,邓小平诞辰100周年图片展 CFP/图
平静告别
当一辆饰有黄黑两色绸带的白色灵车开上长安街时,尽管从位于五棵松的301医院到八宝山只有2500米,但挤满了首都各界人士和从各地赶来的10多万人民群众。
有几个年轻人竖起了一面旗帜,上面写着:“再道一声:小平您好。”很多人想起了1976年的1月15日十里长街送总理的动人情景。
“跟当年周恩来总理逝世的感觉和情绪有一些相似,很悲痛。”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刘忠德回忆说。
事实上,当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10天之后,1月19日,邓小平的大头像首次出现在美国《时代》周刊封面上,色调极为暗淡。封面左下角注明:“周恩来的继承人:邓小平”。
1997年3月3日,《时代》创刊74周年之际,邓小平第8次登上它的封面,只是,这次他看不见一个轮回后外界对后来者的期盼:《下一个中国:邓的继任者能否把中国变成一个为世界所接受或喜欢的超级大国?》3月3日出版的《时代》周刊在《告读者信》中称,能够两次当选该刊“年度风云人物”的,只有丘吉尔、艾森豪威尔等少数几位世界领导人,小平就位列其中。
在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逝世及其追悼活动往往超越一个人的逝世本身,这种“超越”在历史上多次发生,比如周恩来和胡耀邦逝世后的情形。
这样的时刻往往敏感而揪心。
政治分析家则倾向于将邓小平的去世与1976年9月9日毛泽东的去世联系在一起。
2月20日,新华社发表了《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邓小平同志治丧委员会公告》和《邓小平同志治丧委员会名单》。
其形式级别和毛泽东主席同格。但没有像1976年那样发布《全国各地举行追悼仪式的通知》、《中央军事委员会关予陆海空3军进入一级战备的命令》和《中央委员会给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党委的紧急电报》等文件。
一位新华社资深记者在一篇回忆文章里说:“我下楼上班时,电梯服务员很平静地说‘小平走了’。上班的路上很平静。我用从业30多年记者的眼光和敏感,在沿途搜索当年毛泽东逝世时的情景,没有找到一丝一毫和21年前9月9日相重复的痕迹。”
20日凌晨4点,中央电视台的记者第一时间上街采访,其时只有农贸批发市场人头攒动,忙于买卖的人们从记者口中得知这一不幸,一位卖菜的农村妇女用纯朴的语言反映出人们对邓小平的感情:“要不是小平,俺们现在哪能卖菜挣钱哪!”
记者继而问她:“那你担心不担心邓小平逝世会影响现在的政策呢?”
“我不担心,改革开放都快二十年了,变不回去了,要变也是往好了变,你说呢?”
在广东深圳深南大道上邓小平的巨幅照片前,很多市民、企业人士自发地献花圈、默哀,悼念邓小平,一时比较拥堵。
深圳市公安局因此开了一个维持悼念现场秩序的会,当时的公安局长在会上说,我们讲清楚了,这是悼念小平同志的活动,是群众自发的,民警维持秩序的时候一定要以礼相待。
刘忠德回忆说,当时中央的意思是,小平同志虽然走了,但是(他力推的改革开放)政策不能变,“当时也有种种担心,但最终能实现平稳过渡,在我看来,说明大多数老百姓还是赞成小平同志改革开放政策,这一点我认为最重要”。
平稳过渡,不留遗言
一个以江泽民为主任的459人的治丧委员会正式成立。治丧委员会没有设副主任。
邓小平逝世后,并没有出现人们所担心的“过渡危机”。实际上,邓小平主动从政治舞台淡出以后,很平稳地完成了新老交替。
他相信已完成第二代向第三代领导的过渡,成功地实现了1985年接受迈克·华莱士采访时的承诺:如果我在去世前退休,这会有助于实现现行政策的连续性。
小平去世后的几天,中央电视台多次在节目中播放邓小平肯定第三代领导集体的镜头。
和毛泽东离世那种撕心裂肺的场景相比,邓小平离世给社会带来的震动要小得多,这是后人在总结这段历史时,经常提及的,而这正是他自己的希望,也是他晚年多种努力的结果。
邓小平生前再三指出:“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不出事没问题,一出事就不可收拾。”
“2·19”距香港回归日只剩131天。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20日早上悲痛地表示,“一国两制”概念创造者无法亲眼目睹香港回归,感到十分难过及悲痛。
同样在这天,《大公报》一记者匆匆从深圳赶回香港,他在中环地铁站做了随机采访。采访了大约100个人。
采访主要围绕三个问题,一、你知道今天中国发生什么重要的事吗?二、你认为邓小平的逝世对中国大陆或香港未来走向影响大不大?三、你觉得邓的逝世会影响香港回归吗?
采访结果,百分之八十六的人知道邓小平去世;多数人认为这是件大事,但不认为会影响中国大陆或香港社会的未来走向;多数人也不认为会影响香港回归。
刘金田透露,小平在最后的日子里思维清晰,但他并没有留下任何遗言。
那段时间,老人有时昏昏沉沉地睡着,有时异常清醒,还是不说话———他已经不再评价别人,也不在意别人对他的评价。
黄琳觉得他一定明白自己已病入膏肓,问他还有什么话想说。“他在1992年说了那么多话,现在总该再给中国人留点什么吧?”黄琳这样想。
可是那几个星期他没有再谈那些话题,只是淡淡地说:“该说的都说过了。”
“南方讲话就是邓小平最后的政治嘱托。大局已定之后,他就不再过问什么了。”刘金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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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常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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