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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冼星海：我们的幸福是以解放民族，解放人类为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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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大时代里，我们要把自己所能的贡献给民族，一切贡献给党，不要时常挂怀着自己的幸福，因为我们的幸福是以解放民族，解放人类为目的。
——冼星海致家书
[冼星海简介]
冼星海，曾化名“黄训”，原籍广东番禺县，1905年生于澳门贫苦的船工家庭。他出生前父亲就已去世，靠母亲做佣工和祖父接济生活。他6岁进私塾。祖父病逝后，他失学而随母亲去了新加坡。
他于1918年回国，因交不起学费而入了广州的岭南大学基督教青年会所办的义学，参加了学校的管乐队。此时，他已经表现出音乐方面的天赋，擅长吹奏单簧管（也称黑管，民间称“洋箫”），故有“南国箫手”的美誉。1926年春，他卖掉了心爱的小提琴，在朋友的资助下来到北京，考入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靠在学校图书馆任助理员维持生活。他师从萧友梅博士和知名俄籍小提琴教授托诺夫。翌年，冼星海进入上海国立音乐学院，主修小提琴和钢琴，后因参加学潮被迫退学。
1929年，冼星海来到素有世界音乐文化中心的法国巴黎学习音乐。他靠在餐馆跑堂、理发店杂役等维持生活，在塞纳河畔梧桐树下几次晕倒，险些被法国警察送进陈尸所。后来，他考入巴黎音乐学院高级作曲班，师从著名提琴家奥别多菲尔和著名作曲家杜卡斯，写下了早期作品《d小调小提琴奏鸣曲》、《风》等。1935年夏，他谢绝了巴黎音乐学院的挽留，回国投入抗日救亡。 抗战爆发后，他参加了洪深领导的上海演剧第二大队，深入田间地头、工厂矿井，宣传救国救亡。不久，他又到武汉，进入周恩来、郭沫若领导下的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工作。他创作的《游击军》、《到敌人后方去》、《在太行山上》等歌曲深受人民喜爱。1938年冬，冼星海放弃优厚待遇，奔赴延安担任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并在延安“女大”兼课。在鲁艺，他负责音乐理论、作曲的主要课程，还教授音乐史及指挥。在延安的一年半，他进入创作的巅峰期，谱写了《军民进行曲》、《生产运动大合唱》、《黄河大合唱》、《九·一八大合唱》等作品。在政治上，他追求进步，于1939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１９３９年３月，冼星海听到诗人光未然激情地朗诵《黄河吟》那火热的诗句，他一把抓过诗稿，说：“我能写好它！”随即，他把自己关在土窑洞里，夜以继日，把满腔的热血化作旋律，仅用了６天的时间，这一历史的巨作就创作成功。４月１３日首演时，乐队只有二三把小提琴，２０来件民族乐器；低音弦乐器是用煤油桶制成；打击乐器由脸盆、大把的勺子放在搪磁缸子里摇晃造成效果……这支原始的乐队烘托着４０多位热血青年放声高唱，《黄河大合唱》从此传遍了延安，传遍了中国，也传到了海外。
1940年5月，冼星海赴苏联，为大型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进行后期制作与配乐。临行前，毛泽东在家中请他吃饭并饯行。翌年，苏德战争爆发，该片制作停顿。他想经新疆回延安，却因当地军阀盛世才反共、交通中断而未成，被迫羁留于哈萨克的阿拉木图。在供应十分困难的战时条件下，他相继完成了《民族解放交响乐》（“第一交响乐”）、《神圣之战》（“第二交响乐”）、管弦乐组曲《满江红》、交响诗《阿曼该尔达》和以中国古诗为题材的独唱曲。因劳累和营养不良，他的肺病日益严重。战争结束时，他虽回到莫斯科治疗却未能愈痊，于1945年10月在克里姆林宫医院病逝，他的骨灰便留在苏联。1983年，苏中友好协会应冼星海家属的请求将其骨灰移交给中国。1983年1月25日，冼星海的骨灰由中国驻苏联大使馆派专人护送回北京。
冼星海逝世后，延安各界为他举行了追悼会，毛主席亲笔写的挽词“为人民的音乐家冼星海同志致哀”几行大字赫然在目；接着是敬爱的周总理1939年7月回延安时给星海的亲笔题词：“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
1998年10月7日，阿拉木图市长颁发市长令，决定将符拉基米尔大街重新命名为“冼星海大街”，并为冼星海竖立纪念碑。由莲花瓣组成的纪念碑于澳门回归祖国的1999年落成，这对出生在澳门的冼星海来说无疑是一种特殊的慰藉。江泽民主席访哈时还到冼星海当年的故居凭吊，表达了中国人民对这位音乐家的永久怀念。
[冼星海与《黄河大合唱》]
《黄河大合唱》的故乡在延安。它的诞生充满着激动人心、值得回味的故事。
１９３９年２月，诗人光未然（即张光年）因行军坠马受伤，结伴抗战演剧队第三队到延安治疗。当时在鲁迅艺术学院任教的冼星海赶赴边区医院看望。在两人亲切交谈共议抗日宣传中，商定再合作一次音乐创作。早在武汉、安陆相处期间，他们就是炽热的老搭档，曾合写过不少抗日歌曲，如《新时代的歌手》、《拓荒歌》、《保卫东方的马德里》、《戏剧抗战》等等。此次好友相逢，再次合作，自然兴致更浓。光未然躺在病床上，口授予三队胡志涛笔录。他一鼓作气地将他两次横渡黄河以及沿河行军的切身体会和由此激发出的民族自豪感与抗日救亡情绪，奋然写成长篇歌词。词写成后，立即请来星海在西北旅社窑洞里开了个小小朗诵会。星海听后，极为兴奋，当场表示：“我有把握把它写好！”接着，光未然每天早上派田冲、邬析零去探问晚上熬夜的成果，而每次必带回一支新曲。星海还再三嘱咐：“可以随便地改。”其中像《黄河颂》、《黄河怨》经他们“挑剔”几乎重新改写。历时六天（３月２６日至３１日）的突击耕耘，终于使这部抗日战争时期被公认为最优秀、最雄伟的大合唱在革命圣地延安诞生了。
５月１１日，在鲁艺周年纪念晚会上，星海亲自指挥百余人首次公演《黄河大合唱》，获得极大成功。他当晚激动地写下一则日记：“今晚的大合唱可真是中国空前的音乐晚会。里面有几首非常感动人的曲。”“当我们演完时，毛主席都跳起来，很感动地说了几声‘好’。我永不忘记今天晚上的情形。我是很严格地、热情地去指挥歌唱队的。”７月８日，周恩来副主席在延安各界欢迎他从重庆归来的晚会上，听了《黄河大合唱》十分振奋，亲笔给星海题词：“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
延安每逢举行各种群众集会，几乎无处不响彻“怒吼吧，黄河”的激越歌声。９月１０日，全国慰劳总会北路慰问团总团长张继和全国文协总会代表老舍一行路经延安，在盛大的欢迎晚会上，他们深为《黄河大合唱》所激动，连连赞许冼星海指挥的合唱队“好热情”！１９４０年２月１４日，重庆中国电影制片厂西北电影队为拍摄《塞上风云》途经延安时，队长应云卫和盛家伦、周伯勋、吴茵、舒绣文、黎莉莉等三十余人，在听了有五百人参加的壮观演唱后，甚为惊叹，一拥围住星海说：“伟大！感动！”冼星海撰文称：像这样的大型演出“是突破全国音乐界纪录的”。
《黄河大合唱》反响如此强烈，震撼人心，因为它唱出了民族解放斗争的吼声，反映了全国人民抗日的决心。郭沫若说得好：“《黄河大合唱》和黄河之水天上来一样，从北方吼唱起来，这是人民的声音，使得好些人民的叛徒们听见了发生了战栗。”周总理说：“我们多少同志正是在这些抗日歌曲鼓舞下参加了抗日，到前线进行斗争的。”《黄河大合唱》确实像一支永远震响的号角，鼓舞人们在新的征途上奋飞。
（艾克恩《永远震响的号角——《黄河大合唱》诞生前后的故事》《人民日报》1985.08.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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