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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 真：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决没有可以不守法的任何特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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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我们全体人民、全体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的口号，是反对任何人搞特权的思想武器。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在法律面前只有带头、模范地遵守法律的义务，决没有可以不守法的任何特权。对于违法犯罪的人，不管他资格多老，地位多高，功劳多大，都不能加以纵容和包庇，都应该依法制裁。
——彭真《论新中国的政法工作》
[背景]
彭真与我国的法制建设
新中国建立特别是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后，彭真就认为，为适应这一历史性转变，必须把法制建设提上党和国家的议事日程。他指出，革命战争时期斗争的主要方式是军事斗争和群众斗争，那时只能根据党的政策办事，根据地的政权也有一些法，但有限，也很简单。现在，彻底消灭三大敌人残余势力的社会改革运动已经大体上结束，今后必须加强法制，完备法律，才能保障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国家当前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制定法律。为了加强法制建设，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他就亲自抓立法工作。结束“文化大革命”后，从１９７９年２月至１９８８年３月，在彭真主持下，立法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大进展。我们国家不仅制定了一部好宪法，而且制定了刑事、民事、诉讼程序和国家机构等方面的一系列基本法律，以及一批经济的、行政的重要法律，初步形成了以宪法为核心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我们国家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主要方面，基本上做到了有法可依，过去那种无法可依的局面已经有了根本改变。
彭真强调立法工作要从中国实际出发，解决实际问题，并且以我们的社会实践来检验。他总是说，立法要吸收古今中外对我们有用的好东西，解放思想，百家争鸣，但必须立足于中国的实际，根据我国的实践经验，基础是本国的实际。因此，立法必须很好进行调查研究，特别是对重大的、有争议的问题，更需要充分进行调查研究。彭真强调，立法要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为根据，脑子里要有工人、农民，要面向他们，为了他们。在人民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人们之间也会有这样那样的矛盾。有关的立法就是要对这些矛盾划一个合理解决的界限作为准则，要在矛盾的焦点上划杠杠。对单位、个人在社会生活、经济生活中发生的矛盾，都要在与宪法、与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抵触的前提下解决，都要以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为依据。
彭真反复讲，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也领导人民遵守、执行宪法和法律，党也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这是经过十年内乱得出的结论。党章这样规定，宪法也这样规定，这就解决了过去我们国家所没有或者没有明确解决的问题，就解决了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这个关键问题，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针对有人提出，是法大还是哪级党委大、哪位首长大的问题，彭真说，我们的法律是党和国家的方针和政策的定型化，它是党领导制定的，是经过全国人大及其人大常委会按照法定程序审议通过的，是代表党和全国人民的意志和利益的。党员服从法律，就是服从党的领导，就是服从全国人民。坚持党的领导，遵从人民意志，严格依法办事，三者是一致的、统一的。党委应当把确保法律的实施提上党委的议事日程，检查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依法办事，司法机关依法办案，特别是要坚决纠正违法行为，这对保证法律的实施具有决定的意义。
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是保证法律实施的一条基本原则。彭真早在１９５４年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发言中，就对这一原则作了深刻的阐述。１９８２年宪法恢复了１９５４年宪法关于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规定。彭真同志反复强调，对于违法犯罪的人，不管他资格多老，地位多高，功劳多大，都不能加以纵容和包庇，都应该依法制裁。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法院依法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不管你是什么人，都要服从法律，在法律面前不承认任何人有任何特权。１９８０年，彭真同志担任"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主任，在领导审判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工作中，他提出必须严格划清罪与非罪的界限，划清路线错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的界限。特别法庭只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不审理路线错误，不解决党纪、军纪、政纪问题。党内犯路线错误的，一律都不能判刑。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重调查研究，重证据，彻底查清林彪、江青集团的罪行，严格依照法定程序进行审判。这一举世瞩目的审判，树立了我们党和国家严肃依法办案的历史性的范例，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王汉斌《人民日报》1997.10.27）
[彭真简介]
彭真，1902年10月12日生。原名傅懋恭。山西曲沃人。１９２３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山西省共产党组织的创建人之一。曾任中共太原支部委员、书记，共青团太原地委书记，正太铁路总工会秘书，中共天津地委第一、第二、第三部委（区委）书记，地委职工委员会书记、组织部长。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共顺直省委常委、工人部部长、代理书记，唐山市委书记，顺直省委组织部长，天津市委代理书记、书记，中共中央北方局组织部长。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北方局组织部长，晋察冀分局书记，中共中央党校教育长、副校长，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城工部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民主联军政委，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政策研究室主任。１９４５年８月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被增补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
１９４８年１２月～１９５５年６月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１９４９年９月，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之一，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１９４９年１０月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党组书记，后任中央政法小组组长。１９４９年１０月，被选为中苏友好协会总会理事、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常务理事。１９４９年１１月～１９５５年４月任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协商委员会主席。１９５１年２月～１９６６年５月任北京市市长。１９５１年７月～１９５６年１１月任中央政法干部学校校长。１９５１年１０月，兼任北京市人民政府都市计划委员会主任。１９５２年１月任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委员。１９５２年１１月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１９５２年～１９５３年１月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华北行政委员会委员。１９５３年１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选举法起草委员会委员。１９５４年９月～１９５９年４月任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秘书长。１９５４年起任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１９５５年６月～１９６６年５月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１９５９年４月～１９６５年１月任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１９５９年６月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１９６５年１月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１９７９年７月被补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１１月兼任代秘书长。１９８９年４月任全国李大钊研究会名誉会长。１９９０年５月任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第一届名誉会长。１９９４年１月被推举为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第二届名誉会长，同年起任中国黄河文化经济发展研究会名誉会长。历任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
是中共第七、八、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五届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主任。
１９６２年５月２日，在朝鲜接受朝鲜最高人民会议授予的一级国旗勋章。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５日，被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授予一级沙瓦德拉王家勋章。１９８３年６月２８日，被秘鲁议会授予秘鲁议会大十字荣誉勋章。
１９９７年４月２６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９５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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