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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乡巨变
作者:周立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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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乡巨变
    (图为作者周立波)

  《山乡巨变》作者周立波描绘了湖南清溪乡农民们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巨变,时代特色鲜明,南国的民俗风情赋予了小说特殊的韵味。

  周立波的小说

  周立波(1908--1979)原名周绍仪,中国现代著名作家、翻译家。1934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暴风骤雨》、《铁水奔流》、《山乡巨变》、报告文学《晋察冀边区印象》及《周立波选集》(1~7卷)。他还是肖洛霍夫的名著《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一个中文本译者。

  《暴风骤雨》是与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并驾齐驱的反映土地改革的经典著作。它以东北地区松花江畔一个叫元茂屯的村子为背景,描绘出土地改革这场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的画卷,把中国农村冲破几千年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展现在读者的面前,热情地歌颂了中国农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冲破封建罗网,朝着解放的大道迅跑的革命精神。

  《暴风骤雨》成功地塑造了赵玉林、郭全海、白玉山、白大嫂、刘桂兰等贫苦农民的可爱形象。热情、开朗但又爱吹牛、好面子的赶车把式老孙头的形象尤为丰满、鲜活。在对这个人物塑造上,作者显然受到肖洛霍夫《被开垦的处女地》的影响。老孙头与舒卡尔老爹在气质、脾气、性格上,是多么相似!同样,对恶霸地主韩老六及其狗腿子韩长脖等反面人物的形象塑造,也极有力度,不落俗套。

  周立波是湖南人,到东北参加土改时间并不长,但却写出了鲜明的东北地方特色和东北特有的时代气氛。尤其在语言上,他熟练灵活地掌握了东北松花江流域的方言土语。阅读小说,黑土地的芬芳、民间的风土人情,时刻掀动着读者的心扉。这是周立波极大的成功。而全书粗犷的格调、恢弘的气势,又与关东人的豪爽、开朗的心理与气质相吻合起共鸣。这又是一般作家所不能。

  从反映的历史内容和典型意义上来看,《山乡巨变》是《暴风骤雨》的读篇。它由正、续篇组成,完整地描写了湖南省一个叫清溪乡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从初级社到高级社的发展过程,艺术地展现了合作化运动前后,中国农民走上集体化道路时的精神风貌和新农村的社会面貌,剖析了农民在历史巨变中的思想感情、心理状态和理想追求,从而说明农业合作化是中国农村的第二次暴风骤雨。如同《暴风骤雨》一样,《山乡巨变》同样具有鲜明的时代感。

  《山乡巨变》的可贵之处,在于它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人物画廊,又增添了邓秀妹、刘雨生、李月辉、“亭面糊”、王菊生、张桂秋等一批个性鲜明、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特别是“亭面糊”这位老农,简直就是《暴风骤雨》中那个逗人发笑的老孙头的亲兄弟,显得十分丰满并富有立体感。

  在人物形象塑造上,《山乡巨变》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每一章集中刻画一个人物,描写一件事情。作者善于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通过富有个性的行动,突现人物性格。学习古典小说刻画人物的技法明显可见。

  《山乡巨变》具有浓郁的南国的地方特色,湖南山村清秀俊美的乡风水色和当地特有的风情民俗,赋予小说一种特殊的文化蕴涵,并创造出令读者心驰神往的优美意境。

  周立波是驾驭语言的巨匠,《山乡巨变》中语言洗练流畅,清丽自然;人物对话幽默风趣,含蓄传神。特别是对湖南方言土语的运用,更见语言大家的功力。

  作品赏析:

  “周立波的长篇小说《山乡巨变》6,虽然不是最早用艺术来描写合作化运动的作品,也不是最具有理论深度的长篇小说,但它有非常鲜明的艺术个性,即从自然、明净、朴素的民间日常生活中,开拓出一个与严峻急切的政治空间完全不同的艺术审美空间。周立波参加过30年代左翼文艺运动、并有着很好的中外文学修养,他翻译的萧洛霍夫的长篇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和基希的报告文学集《秘密的中国》,都是名重一时的文学作品。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以后,他自觉地放弃原来的文学修养和创作道路,在参加实际的政治斗争生活的同时,努力深入农村生活,学习来自民间的语言艺术。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暴风骤雨》以土地改革运动为题材,曾与丁玲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同获斯大林文学奖二等奖(1951年),但这部小说在学习民间方面并不成功,只是停留在表面层次的地方色彩和方言土话上,与作品的整体风格是脱节的。1955年,他举家迁移湖南家乡落户,深入了解与研究合作化运动中的农民的精神状态,也许是写自己家乡的缘故,《山乡巨变》成功地显现了作家独特的艺术语言和创作个性,在同类题材中是相当引人瞩目的。

  在对合作化运动的态度上,周立波毫无疑问是站在时代共名的立场上,鼓励农民走合作化道路的。小说的基本构思和人物关系,包括对农村阶级斗争的设计,都保持了与主流意识形态的一致性。这一点与柳青的《创业史》有某种相似性,但不同的是,《创业史》的作者对农村阶级关系及其冲突更加具备了高屋建瓴的理性把握,因而也就更加具备了思想的“深刻性”和人物矛盾冲突的“尖锐性”。但应该说明的是,这种深刻与尖锐都是从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的立场而言的,《山乡巨变》所缺乏的正是这两点,作家是把一场政治运动放在民间生活舞台上演出,回避了思想的深刻性,却换得了人情的自然、醇美与和谐;回避了人物矛盾冲突的尖锐表达,却散淡地写出几个活灵活现的农民性格。“民间文化形态”表现在文学创作上是一个完整的艺术整体,孤立地使用“民族形式”和“民间语言”说明不了小说的真正艺术成就。

  举一个例子。小说所写的时间背景,正是1955年毛泽东批判了邓子恢整顿、收缩合作化的方针,把合作化运动推向“高潮”的时候,对于这段历史,有不少作家编成“批判党内右倾路线”的情节写进作品里,连《创业史》都摆脱不了这个影响。

  到了70年代,还有作家根据这段历史编造了反对“党内走资派”的《金光大道》。

  周立波当然不可能超越历史环境来辨别中共高层领导中间的分歧,他在小说里也写到了党内右倾的错误。但是,他从实际的农村工作状况出发,本能地意识到这种“右倾”恰恰是农民所需要的。小说里的清辉乡党支部书记李月辉,是个“男儿无性,钝铁无钢”的“婆婆子”。他响应整顿合作社的方针,“收缩”了唯一的合作社,结果被指责犯了右倾错误,但他很坦然,只认定一条理:“社会主义是好路,也是长路,中央规定十五年,急什么呢?还有十二年。从容干好事,性急出岔子。”

  对于别人批评他是右倾“小脚女人”,他理直气壮地反驳:“我只懒气得,小脚女人还不也是人?有什么气的?”作家没有越俎代庖地宣传当时的反右倾路线,而是通过这样一个理论觉悟“不太高”的农村基层干部曲折地说出了不同的声音。李月辉和合作社社长刘雨生都是小说里的主要农村干部,合作化运动的领导者,但他们身上没有同类题材小说里经常出现的人为拔高的英雄人物“气味”,都是平平凡凡的泥腿子。李月辉说:“我最怕的是人家怕我,……脱离群众,不要说工作没办法推动,连打扑克也没得人跟我打了。”他爱打牌,自己也说,“解放前,我也算是一个赖皮子,解放后才成正果。”他出身于破落户,读过书,做过小买卖,后来当了干部,所以对种田并不内行,只是靠有人缘、恤民情才得到农民的信任。这非常符合农村基层干部的实际状况。而刘雨生不仅通过他的劳动,还通过他因公忘家,被迫与发妻离婚的内心痛苦来表现心灵的淳朴与善良。由于这两个基层干部的本色和富有民间的人情味,使合作化运动中左倾盲动、伤害农民感情的政策和做法(以区委书记朱明为代表)得到了稀释,国家意志与民间生活中间有了一座互相沟通的桥梁。

  并不是说,周立波笔下的农村基层干部形象就是生活本来的面貌,事实上,从农村的“赖皮子”当上基层干部,进而鱼肉农民,迎合上级好大喜功的需要而不顾民情的事例大量存在,关于这一点,深深扎根于民间的赵树理写出来的作品要深刻得多,也尖锐得多。但周立波作为一个站在时代共名的立场上的知识分子,能塑造李月辉和刘雨生这样的干部形象而不是那种“高大全”的新型农民和当代英雄,不仅表现出他对自在自然的民间文化形态的尊重,也反映了作家个人身上善良、宽厚、天真的美好品格。出于这样一种美好的主观愿望,小说主要画面里没有剑拔弩张的阶级冲突(除了硬加的龚子元夫妇等“阶级敌人”的故事,是明显的败笔),盛佑亭、陈先晋、王菊生等老农民形象都被刻画得栩栩如生、活灵活现。作家首先从劳动的态度上热烈地赞美了这些农民身上的优秀品质,他们几乎都是在非人的劳动强度下开荒耕种,甚至付出了几代人的血汗与生命,刚刚获得一点微薄的土地,现在政府突然要求他们把田地、山林、家畜一律加入合作社,精神的斗争与感情的痛苦都是非常自然的。作家虽然出于政治立场不可能更深刻地写出这种精神斗争的残酷性,但也没有从精神上人格上丑化他们侮辱他们,反而是从民间的角度写出了他们身上淳朴的人情美,给以他们善良的同情。后来理论界把这些农民的艺术形象称作为“中间人物”,其实在那个片面夸大阶级斗争的时代里,文学创作中只有这些“中间人物”才或深或浅地传达出民间真实的声音。

  人情美、乡情美和自然美,是这部小说所展示的主要画面,也可以说这里隐藏了沈从文笔下的湖南大山深处民间社会的菁华。大量的民间传说、乡村风俗、自然风光都恰到好处地穿插在故事情节当中,看似闲笔,却在丰厚的民间文化基础上开阔了小说的意境,使合作化的政治主题不是小说里唯一要表达的东西。小说第一章写了县工作组下乡推动合作化运动,女干部乘小船随着缓缓流水进入山乡,隐含了外来政治风雨将席卷自在民间社会的征兆。小说叙事处处将两付笔墨重叠起来,政治是一景,乡情也是一景,而且是更加美好和本色的景致。如那个深深坠入情网中的胖姑娘盛淑君,对爱人的火辣辣的热恋和复杂细腻的心理;如桂满姑娘因吃醋与丈夫大闹,闹到丈夫服毒自杀,她还在一旁乱发脾气的蠢相;如盛佳秀被丈夫遗弃后的患得患失,重新有了爱情后又变得温顺体贴等等,人生众相,千姿百态,即便没有合作化运动的穿针引线,也同样展现了民间生活的丰富蕴涵。”

  摘自《中国当代文学史》第二节民间艺术空间的探索:《山乡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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