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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秉彝 革命青年的楷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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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何秉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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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秉彝，字念慈，1902年出生，原籍四川新繁县人。幼年随父母迁居四川彭县。他的父亲是商人，经营纸铺等买卖。1918年，他进入彭县中学学习，学业优异，深得师生推重。他为人正直，具有强烈的正义感，乐于助人。凡同学中有困难的，他必乐于相助。有一次他发现学校的伙食团中有人贪污，侵吞学生的伙食款，别人都不敢声张，他义不容辞地向学校揭发，使校方不得不对此事严肃处理，从而改善了伙食，获得学生的普遍赞誉。
1921年，何秉彝在彭县中学毕业，考入了成都工业专科学校。他参加了当时在成都颇有影响的进步团体“学行励进会”。他是骨干，组织学友进行读书活动，关怀国事。他当时是怀着“实业救国”的思想，希望能学到理工技术，为祖国服务。但严酷的现实，逐渐使他觉醒。当时的四川，已经没有辛亥革命时期保路风潮那样热烈的革命气氛，革命潮流已经消退，四川的上空笼罩着层层阴云。各派军阀在四川各地割据，连年混战，使地方糜烂不堪。教育界的腐败现象也层出不穷。何秉彝慨叹地说：“施教者善良固有，而难堪者则实多。”何秉彝阅读了《新青年》等进步刊物，思想豁然开朗，视界为之开阔，决心走出闭塞的四川，到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上海或北京学习。他反复向父母解释：“男之所以欲出外，为将来计，非为眼前荣、目前誉。男将来能否成为有用之人，皆此一举也。”“在此四川半生半死之学校中”难以“成为有用之人”，难以求得“为将来谋利益，增幸福的学问”。1923年5月，他终于辞别了满怀忧愁的双亲和满含热泪的爱妻与适甫1岁的幼子，千里迢迢沿长江而下，和同学一起来到东海之滨的上海。
1924年初，他经同乡李一氓的介绍考入上海大同大学数理专科班学习。他和在沪的彭县学友成立“彭县旅沪同学会”目的是“联络感情，敦厚乡谊，砥励学识”。他在给父母的信中说：“组织旅沪同学会的最大目的是要对本县有所贡献，三皇五帝时代的人的脑筋要与它改换；教育上要将不对的地方改正过来，输送些新文化去。学生界及学校的办理，要指导他们。有志外来的人，要加以引导提携。”他鼓励彭县的亲友到上海求学。杨达、杨石琴、李少文等友人，就是在他的劝导下到上海求学并参加革命活动的。他看不惯学生中“假读书而徒拥虚名者”，以及“涉身繁华之境，不进学校，终日浪荡，任意挥霍者”，这些人都是“不明真理，忘其为人所致”。他看到许多学生毕业后即失业的现象，他对“实业救国”的构想已经动摇了。
当时在国共合作的条件下，上海有一所新型的上海大学，以培养新文化运动人才和革命干部为宗旨，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任校长，邓中夏任教务长，瞿秋白任社会学系主任，一些共产党的教育家、理论家和著名的进步人士执教。1923年8月，上海《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连续发表了瞿秋白的《现代中国所当有的“上海大学”》，详尽地介绍了这所新型的高等学府。许多青年争相阅读，奔走相告。上海大学的声名传播遐迩，许多青年慕名投考。许多四川来的青年都进入了上海大学。
何秉彝这时经常到上海大学旁听讲座，受到共产党人的教诲，他改变了实业救国的思想。他认为当前首要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在此之后，才能走上振兴实业的前途。他在给父母的信中说：“目前我国外遭帝国主义之侵略，内受万恶军阀之蹂躏，吾人陷此水深火热之境地，欲求救国救民，舍行国民革命外，其道先望。致力自然科学，虽有相当之价值，然非此时所需也。”他决心改变自己的人生志向，决心投考上海大学。1924年8月，他终于如愿以偿，进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学习，专攻社会科学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准备投身于革命斗争的实践。在此期间，他的父亲与亲友责怪他的信件如雪片飞来，何秉彝毫不气馁地复信给父亲说：“男何以要研究社会学？因为，男现在是二十世纪的新青年，不是十九世纪的陈腐的以文章为主，以科究为目的的老学究，生在这离奇的二十世纪的社会里，便要为二十世纪的社会谋改造，便要为二十世纪的人民谋幸福，即要研究人类社会之生活的真理……这就是男要研究社会学的主因，亦是男个性的从好，志趣的决定。”
父亲原来希望他进北京的国立名牌大学学习。何秉彝不得不向父亲恳切地说：“我何以不到别的地方，一定要往上海呢？因为北京、天津的环境太污浊了。而上海是世界文化荟萃之区，新潮流波及，光亮透射，要算中国土地的先觉。要想找到那垢恶的北京、天津，去住与我的意志毫无关系的国立或部立大学，学点官僚的资格，染些政客的派头，毕业出来，奔走乞怜于侯门之下，丧心病狂于名利之场，为他人作嫁衣裳，抢几个造孽的钱，挣点子假名虚誉，是万万不能的。”他向父亲介绍了上海大学的情况，并说：“我相信上海大学是顶好的大学校，信服它的社会学是十分完善的，它的制度，它的组织和它的精神，都是我所崇拜和敬仰的。在上海大学读书，实在比别的地方所得所享的要超过百倍。”
他满怀豪情地说：“男如是行去，觉得未来之神在预告男了。好像似说：你将上光明之路了，你将得到很相适的安慰了；你的前途是光量；你的生命之流矢，将从此先射；你的生命之花，将从此开放”。他决心实现自己的崇高理想，为人类谋幸福而献出自己的一生。
社会学系是上海大学最活跃的一个系。瞿秋白、蔡和森、恽代英、张太雷、萧楚女、施存统等理论家都在这里授课。上海大学的共产党员与青年团员大多数也集中在该系。何秉彝在这里积极攻读马克思主义理论，也热情地投入爱国运动和各项社会活动。他在这个革命的大熔炉中锻炼成长。他和同学刘华等组织了“反对四川内战大同盟”，反对四川军阀连年混战，荼毒地方。他还积极参加上海大学举办的平民学校工作。
1924年10月10日，全市各界群众在北河南路天后宫举行国庆纪念会，国民党右派纠合工贼流氓大打出手，将上台演讲反对帝国主义与军阀的黄仁（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学生，中共党员，四川富顺人）从高台上推下以致重伤。何秉彝当场也遭毒打，眼镜被弄坏，钢笔被抢走。上海大学学生多人受伤。何秉彝不顾自身安危和同学一起将黄仁送往医院急救，黄仁终因伤重不幸牺牲。这是一个国民党右派严重挑衅的事件。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中的共产党员和上海大学等各校都提出严重抗议和斗争。何秉彝筹备了上海大学的追悼黄仁大会，并在大会上报告了黄仁牺牲的经过。他还在《民国日报》上发表了《哭黄仁》诗：“我的爱友黄仁呀！你死了；作革命之先锋，为青年的模范而死了，我只有将泪珠儿尽洒，眼帘儿揉烂！不，尽我这残生，继你的素志，为革命而战！”表达了他将前仆后继，英勇奋斗，实现自己的信念，至死不渝。
1924年11月，孙中山北上谈判，途经上海，何秉彝和上海大学的同学以及全市学生到码头热烈欢迎孙中山。上海大学学生护送孙中山回寓所，沿途高呼：“打倒帝国主义！中华民族解放万岁！”等口号，欢迎活动成为向帝国主义示威的斗争。巡捕房竟将上海大学的校旗夺走。何秉彝等奋不顾身，据理力争。最后，孙中山在莫利哀路寓所接见了他们。在孙中山的严厉抗议下，巡捕房不得不将校旗交回上海大学学生。此事极大地教育了革命青年。何秉彝在给父亲的信中兴奋地说：“此为中国人在上海租界里向外人示威运动之第一次。要知租界里是不轻易许人游行、高呼的。但不得游行者，亦游行了；不得高呼者，亦高呼了，而外人全不敢加以干涉，可见民气之盛。”
在孙中山北上期间，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国民会议促成会运动，何秉彝也积极参加了这个运动。他向四川的亲友写信阐述了这个运动的目的，是利用孙中山北上和段祺瑞政府谈判的有利条件，争取召开符合人民愿望的国民会议，达到争取国家的和平统一，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目的。他在报上撰文说：“我们应走的正路与理想中的目的，是要彻底国民革命；推倒帝国主义与军阀，组织纯正的国民政府，使群众被压迫者得真正的人生和幸福。”他经常写信给亲友，希望他们认清帝国主义与军阀的面目，从事反对四川军阀内战的活动。他介绍同乡好友赴广东投考黄埔军校，参加国民革命的事业。他的弟弟何秉均进了四川军阀杨森办的讲武堂，何秉彝知道后极力反对，劝弟弟提高觉悟，立即离开讲武堂。在他的影响下，何秉均后来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28年牺牲于上海。
帝国主义租界当局将爱国运动的堡垒――上海大学视如眼中钉，必欲去之而后快。1924年12月9日，公共租界巡捕房非法搜查上海大学图书馆、讲义室和书报流通处（发售《向导》等革命与进步书刊），将无数书刊悉数掠夺而去。上海大学学生会负责人之一的何秉彝和同学向巡捕据理力争，外国巡捕威胁他们说：
“你们为什么要看这些危险书籍，你们都是危险的人物，要知道工部局的监狱非常大，将来你们都要进监狱！”
何秉彝等响亮地回答说：“看书读报，这是中国人的自由和权利，怎么能容许你们像强盗般强抢我们的图书！”“你们的监狱虽大，可容纳得了我们四万万中国人吗？”在一片示威声中，巡捕不得不慌忙撤走。
事后，何秉彝愤怒地立即在《向导》上发表《帝国主义蹂躏上海大学追记》，严厉地谴责帝国主义搜查上海大学的野蛮行径。他坚定地说：“《向导》是我们中国惟一有价值的报纸。这个革命刊物唤醒了全国人民和帝国主义作斗争。帝国主义的野蛮搜查，不但对《向导》的发行没有丝毫的妨碍，反而提醒了许多人，使他们认清了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死敌！”
1925年3月12日，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逝世，上海大学学生和全市人民都分别召开了盛大的追悼会。何秉彝在上海大学的追悼会上沉痛地宣读悼词：“我们追悼孙中山先生，不但以泪，更要以血；不但在目前，必须坚持永久！要振作精神，加倍努力，向一切反动势力进攻，使革命早日成功！”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右派更加猖獗，上海大学的党团员组织了“中山主义研究会”，进一步学习革命理论，反对国民党右派的戴季陶主义。何秉彝发动许多同学参加“中山主义研究会”，揭露国民党右派歪曲革命的三民主义和反对革命的三大政策的谬论和行径。他经常提醒青年说：“要警惕敌人的阴谋，坚持斗争，以实际行动继承和发扬孙中山的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
1925年初，何秉彝担任上海学生联合会的秘书，共青团上海地委组织主任，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他不分昼夜为革命事业奔忙。他的父母和妻子日夜思念他，再三来信，希望他回四川家里一次，也可看看已满三岁活泼可爱的儿子。但是，他考虑再三，回信说：“革命高潮已经来临，决不能丢下工作和学习回家探亲。暑假不能回家，一家人团聚在一起当然是很高兴的，但不如留在上海意义大。留在上海可以读更多的书做更多的事。等三年后，毕业了回家也不迟。若今后工作需要，迟几年回家也不要紧，一切应以工作为重。”表现了以革命为重的崇高的思想。这封信才寄出两个月，何秉彝就在上海南京路上牺牲。后来家人拿了这封信出来痛哭不已。
何秉彝积极参加平民学校（即工人补习学校）的工作，向工人教课，和工人打成一片，培养工人中的骨干，将平民学校作为开拓工人运动的据点，体现了知识分子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道路。
1925年2月，在邓中夏、李立三、刘华等领导下，上海爆发了日商纱厂数万工人的大罢工。上海大学成立了“上海日商纱厂罢工后援会”。何秉彝废寝忘食，从清晨忙到深夜，席不暇暖，动员和组织许多上海大
稿件来源：血铸中华网／民族魂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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