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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光达 与死神擦肩而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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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许光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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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光达（1908—1969），原名许德华。湖南省长沙市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六年入黄埔军校学习。一九二七年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任见习排长，同年在宁都加入南昌起义部队，任排长、代理连长。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参谋长，长十七师政治委员、师长，红三军第八师二十二团团长、八师师长，红三军第二十五团团长。一九三二年赴苏联，先后入国际列宁主义学院和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一九三七年回国。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训练部部长、教育长、第三分校校长，中央军委参谋部部长兼延安卫戍区司令员，中央情报部一室主任，晋绥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八路军一二0师独立第二旅旅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晋绥军区第三纵队司令员，第一野战军二兵团军长，第二兵团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司令员兼坦克学校校长和装甲兵学院院长，国防部副部长。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大将军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会，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
一、距心脏只有10公分的一颗子弹
这是湘鄂西苏区历史上最辉煌、也最惨烈的一仗。一面是国民党武汉绥靖公署5个旅的疯狂“围剿”，一面是王明左倾路线“不许部队后退半步”的“新战术”在指挥上的失误，尤其是所谓“火线肃反”，滥杀无辜，使红三军内外交困、血流成河。
红二十五团团长许光达上了“肃反委员会”的黑名单。保卫干部蹲在团部要抓人，许光达请求等打完眼前这一仗再跟他们走。说着就冲进了火海。
战斗结束，许光达身负重伤，昏迷不醒。他被送到洪湖瞿家湾的红军医院。师长殷德昌一身血迹打马赶来，翻来复去向余学艺院长恳求：“许光达不可多得呀，你们一定要救活他，一定一定救活他……”
这时，一个20岁出头的小伙子过来了。他叫杨鼎成，是苏区医院很有点权威的医生。实际上，也只是在红军学校学过一点中医技术，后来给有名的土郎中王炳南打了一段下手。但他胆子大，敢动刀，锯胳膊、据腿都不含糊。
杨鼎成对段德昌说：“别做大指望，子弹离心窝子近得很，动刀子，危险性大。可是，不赶快动刀子，命就没了！”
“那还等个什么？就开刀吧！”段德昌急得头上直冒汗。他已有点不耐烦了。“开？怎么开？一滴麻药都没有。这么大的手术，开膛破肚的，还不把人疼死啊！”段德昌一听，毛了。他正要申辩理由，忽听躺在地上的许光达开了口：“没麻药，不要紧，里外是个痛！”
见许光达说话，段德昌惊奇不迭，三步两步扑上去：“光达，你醒啦……”两双粗大的手抓在一起。
“炮楼打掉了吗？”’许光达虚弱地问。
段德昌直点头，眼里发潮：“柳枝集打下来了！瓦庙集也打下来了！”
许光达嘴角微微含笑：“那好，先不忙动刀子，先把我送到肃反委员会去吧……”
“谁说的？”段德昌愤怒地问。
“不用问了，师长，我接受组织审查……”许光达态度坚决，然而这些话仿佛耗尽了他周身的气力，说完眼皮一合，又昏了过去。
初步检查确认，许光达体内的弹头离心脏只有10公分左右，手术分秒不能耽误！余学艺院长再次召集会诊，大家手忙脚乱，说干就干。
一张简易的长条木桌，四角吊着汽灯；一堆刀刀剪剪，只有少数几件是通过地下组织从上海、武汉搞到的制式用品，大多数来自铁匠铺；一桶滚开的盐水浸泡着半桶棉花，还有一个可以洗澡的长形木盆，接在条桌底下。这就算是手术室。
因为没有麻药，医生的牙齿咬得格格响，就是不忍心下刀。
“没关系，我吃得住，干吧！”许光达瞪着双眼催促医生，并把一条毛巾塞到嘴里咬住。
“噗嗤”一声，刀下去了，旁边一位叫黄超云的护土小姑娘，眼泪止不往往外涌。几十年后她回忆起来还心颤不已地说：“我从来没见过那么刚强的人！地上鲜血接了一盆啊……”她当时实在不敢看手术台，闭上眼睛，使劲咬自己的舌头。手术下来，她才发现自己把舌头都咬破了。
整整折腾了3个多钟头，然而，由于子弹进得太深．手术没有成功.医生们不甘心，又在缝合的刀口上拉开一道口子，仍未成功。接着第三次开膛……
第三次手术还是没有把子弹取出来。
贺龙赶到了。他决定派人送许光达去上海。那儿有家中共地下组织控制的医院，全国各红色游击区高级指挥员负伤，都可秘密送去治疗。
历尽千难万险，伤势严重的许光达终于躺在上海这家医院的手术台上。护士小姐开始备皮，并亲切地安慰他：“侬尽管放心，手术时会打麻药的，不痛呃。”
备皮结束，戴眼镜的主刀医生和他的副手们也都从来苏水里面抽出双手，卫生准备一就绪，各自开始走向工作位置。负责麻醉的医生先行忙碌开了。他将一根煮消过的针头刚刚夹到镊子上，忽听手术室的大门”砰”地一声被人拉开了。只见一位穿着天蓝色旗袍的中年女子，忽忽忙忙地闯了进来。
所有医护人员全都愣在那里。
那女子定了定神，气质高雅地对大家说：“对勿起！阿拉家里厢临时出了大事，必须阿弟回去处理一下手术先勿做了……对勿起！”说着动手帮许光达穿衣服。
“太太，先生的手术……否则……”主刀医生深感唐突，说话有点语无伦次。
那女子不管这些，急速地帮许光达穿好衣服，对众人说：“手术还是要做的，床位勿要退好啦……”说着将人翻上活动床，三步两步通过太平道下到一楼。出了门口早有一辆轿车等在那里。那女子将许光达驮到车上，爬上驾驶室就是一脚油门。轿车驶出不到一条街，身后警笛大作，国民党特务包围了这所医院。几分钟内，就有3名正在手术的红军指挥员，被杀死在手术台上。昏昏沉沉的许光达被送到租界一位新西兰友好人土艾黎家里。经地下组织安排，后来辗转去了苏联。在莫斯科，那颗距心脏只有10公分的子弹头才被取了出来。
二、“就是敌人的炮弹落在身上，也不许后退一步！”
1947年8月16日，许光达接到彭德怀的命令，率领第三纵队撤出榆林外围，火速开往乌龙铺一带，接应和掩护中央机关安全转移。
这时，转战陕北途中的党中央机关在葭县陷入险境。北面，敌钟松第三十六师已进至镇川堡；南面，敌刘戡第二十九军5个整编旅正由绥德直奔葭县。刘戡与钟松南北相距不过百里，东向封锁了黄河渡口，西向控制了咸榆公路。党中央机关被挤在葭县、米脂、榆林三县交界的狭小地区，背后是沙漠，西侧是榆林河、无定河，东面是黄河，南面和北面有敌大军压来，且敌进展迅速，包围圈越来越小，形势十分严峻。
8月16日夜，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率中央机关冒着大雨进至葭县乌龙铺以东的曹家庄。周恩来打电报给彭德怀，告之中央机关不过黄河，仍继续留在陕北，但处境困难，希望他派一名得力将领，火速带兵前来，保卫中央机关向安全地带转移。彭德怀马上给中央回电，答复已派许光达率第三纵队前来接应。
许光达得知党中央、毛泽东在危险之中后，十分焦急，便率三纵冒着大雨，拼命向乌龙铺前进。8月17日凌晨，三纵到达指定地域乌龙铺。许光达即向其部队指出，三纵的任务是与绥德军分区警备四团、六团插到乌龙铺与沙家店之间的当川寺，切断敌一二三旅与其主力的联系，并向各旅旅长交待：“哪怕是敌人的炮弹落在身上，也不许后退一步。”
8月18日，瓢泼大雨下个不停。上午10时左右，三纵在乌龙铺以北和刘戡的二十九军先头部队接火，因大雨引起山洪暴发，战斗没有取得预期的结果。
这一天，刘戡仍带敌军主力冒雨进犯，已经到达了葭县店头镇一带。毛泽东率领的中央机关因葭芦河河水猛涨而无法北进，改向西北方向移动，但仍未脱离险境。
黄昏，许光达的指挥所离毛泽东率领的中央机关仅隔一条沟。他召集各旅旅长，指着对面的山梁叫大家看，只见一支一二百人的队伍正在转移，有男有女，有老有少，这正是中央机关。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都在这支小小的队伍里，他们只有一百多人的警卫部队，而且武器装备也很差。许光达什么也没说，灼热的目光扫丁一眼身边的旅长们，旅长们会心地转身向各自的阵地跑去。
刘戡带5个旅由义合镇继续北进。急于求胜的钟松想抢头功，竟远离主力孤军冒进，派一二三旅及一六五旅之四九三团作前梯队，向乌龙铺方向前进。
许光达率部冒雨迎击敌人。8月18日，独五旅及绥德分区四、六团在乌龙铺之北与敌接火。三纵主力在乌龙铺以南抗击西援之敌二十九军军部及一四四、五十、一二三旅。敌人越聚越多，抗击战斗从上午一直打到第二天拂晓，三纵顶住了敌军的轮番进攻，敌人未能前进一步。
8月19日，许光达率第三纵队赶到了乌龙铺和沙家店之间的当川寺。此时，三纵前边有刘戡主力压过来，后边是葭芦河，只有背水一战了。这本是兵家之大忌，但却显示了许光达及三纵广大指战员誓死保卫党中央、保卫毛泽东的决心。
这天清晨，我一、二纵队首先将敌三十六师师部及一六五旅包围在沙家店地区，随后，新四旅及教导旅又将由乌龙铺掉头西援的敌一二三旅包围在常家高山附近。
许光达率第三纵队将刘戡亲自指挥的敌二十九军两个半旅阻止在当川寺一线。三纵官兵勇猛冲锋，曾一度打到刘戡的军部，俘虏其警卫连士兵10多人。
当天黄昏，敌三十六师师部及一六五旅被击溃，除师长钟松和旅长李日基带小部兵力逃跑外，其余全部被歼。与此同时，新四旅和教导旅也在黄昏前解决了敌一二三旅，活捉敌旅长刘子奇。
刘戡见势不妙，掉头回逃。至此，党中央机关才化险为夷。
由于三纵在乌龙铺的阻击战打得好，受到野战军司令部的表彰。
三、毛泽东：“几番让衔，英名天下扬……”
记不清彭德怀召集过多少次像这样的评衔工作小组会议。这次会议很特别，彭德怀一上来就让人宣读一份文件。文件是许光达要求降衔的申请书，全文是这样写的：
军委毛主席、各位副主席：
授我以大将衔的消息，我已获悉。我感谢主席和军委领导对我的高度器重。高兴之余，惶惶难安。我扪心自问：论德、才、资、功，我佩戴四星，心安神静吗？回顾自身历史，1925年参加革命，战绩平平。1932-1937年，在苏联疗伤学习，对中国革命毫无建树。而这一时期是中国革命最艰难困苦的时期，蒋匪军数次血腥的大“围剿”，三个方面军被迫作战略转移。战友们在敌军重重包围下，艰苦奋战，吃树皮草根，献出鲜血生命。我坐在窗明几净的房间里吃牛奶、面包。自苏联运回后，有几年是在后方。
我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实事求是地说，是微不足道的。不要说同大将们比，心中有愧，与一些年资较深的上将比，也自愧不如。和我长期共事的王震同志功勋卓著：湘鄂赣竖旗，南泥湾垦荒；南下北返，威震敌胆；进军新疆，战果辉煌……
为了心安，为了公正，我曾向贺副主席面请降衔。现在诚恳、郑重地向主席、各位副主席申请：授我上将衔。另授功勋卓著者以大将。
许光达
1955年9月10日
好一会儿，彭德怀起身踱了几步，说：“我早就讲过，军衔这个东西，我不太喜欢。可是，在这次评定军衔当中，我看见了我喜欢的东西。但这次我要做光达同志的工作。”
说完，彭德怀抄起电话，劈头一句：“你是怎么搞的嘛？”
许光达说：“给我定大将，太高了。”
“高么子嘛，我看不高！”
许光达说：“我给主席和军委的报告……”
“报告我看过了，三个字：不同意！”
许光达说：“彭总，我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中央也是深思熟虑过的嘛！是你许光达的“深思熟虑”大，还是中央和主席的“深思熟虑”大呀？”
彭德体不由分说地挂上了电话。
授衔、授勋的日子一天一天迫近，许光达心情矛盾极了；问题已经提到了组织纪律的高度，他还能不答应接受这个大将衔级吗？他只好怀着巨大的不安，等待着组织最后的决定。
即使如此，事情已大大地惊动了毛泽东。
那是一个艳阳高照的日子。中央军委会议室因为毛泽东的激动而显得温度有所升高。除了林彪之外，朱德、彭德怀、贺龙等都不约而同地解开了风纪扣。
红光满面的毛泽东，手中举着许光达要求降衔的那份申请书高高一扬，并伸出一根手指说：“这是一面明镜，共产党人自身的明镜！”
彭德怀插话：“这样的报告，许光达一连写了三份。”
毛泽东点头会意，起身离开座位，边走边说；“不简单哪，金钱、地位和荣誉，最容易看出一个人，古来如此！”
大家点头，相互交换眼色，表示此言的真理性已被充分领会与肯定。
豪情已完全笼罩着毛泽东那伟岸的身躯。他大步走到窗下，气度非凡地双手用力一推，两扇窗户“哐啷”一声洞开，毛泽东心胸顿觉开阔，想做诗，浓重的湖南乡音脱口而出：“五百年前，大将徐达，二度平西，智勇冠中州；五百年后，大将许光达，几番让衔，英名天下扬……”
中央军委一致意见，不批准许光达的降衔申请，仍授予他大将军衔。许光达迫于组织纪律接受了衔级，但最后坚持给自己降低了一级薪金待遇。
四、“……我后半辈子一定把心血花在装甲兵上”
1949年10月，许光达在兰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后，便匆匆来到北京。他是奉命来京协助彭德怀起草给中央人民政府的工作报告的。谁知，此行竟成了他后半生军事生涯的新起点。
一次，中央领导同志在议论建国大事的时候，兼任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长的周恩来向朱德、彭德怀两位老总提出，调许光达去外交部工作。因为当时外交的主要方向是发展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许光达是从苏联学成归国的，很适合这一工作。但老总们有自己的想法：军队要现代化、正规化，更需要有专长的军事人才。周恩来问许光达：“你自己是什么意见?”许光达笑笑说：“外交工作我怕不能胜任，还是军队工作熟悉一些。”谈论间，毛泽东正好进来，问起他们议论的事，笑着说：“听老总们的吧！”
工作报告完成后，彭德怀邀请许光达夫妇共进午餐，并同游北海。游览中，彭德怀又对许光达说：“战争结束了，军队要成为国防军，要变单一兵种为多兵种，海军、空军要建立起来。陆军里面也要建立装甲兵、工程兵、防化兵；还要加强炮兵，这些都要人去搞。你是不是去搞装甲兵?后半辈子为军队现代化出点力。”
听了彭总一席话，许光达心想，新中国建立后，为军队现代化出把力，是应尽的责任，便欣然接受了彭总的建议，并表示：“军委让我搞装甲兵，我后半辈子一定把心血用在装甲兵上。”
1950年5月，许光达奉军委命令，重返北京，开始了筹建我军历史上的现代化新兵种——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一个月后，毛泽东签署中央军委命令，任命许光达为装甲兵司令员。
当时，虽说四个野战军各有一支装备陈旧、车辆极少的坦克部队，但人数、坦克都不多，坦克全是从国民党部队缴获来的。要在这样薄弱的基础上建成一支统一的、能适应现代战争需要的新兵种，困难不少，可以说是白手起家，没有自己的武器装备，缺乏技术兵种需要的指挥和技术人员，甚至连领导机关都没有。
上任后，许光达把几支坦克部队的领导陆续找来，作了长谈，考虑了一个切实可行的计划。他先抓了两个关键问题：一是按统一编制整编部队；二是抓干部培养。军委批准，把原有坦克部队整编为三个战车师，并陆续组建三个坦克团。9月1日，成立了兵种领导机关。接着，他赶赴天津，亲自主持组建了解放军第一所培养装甲兵干部的坦克学校。此后，又组建了3个编练基地和4所坦克修理工厂，开始了装甲兵这一现代化兵种的建设工作。
朝鲜战争爆发后，许光达向中央军委提出，组织一支志愿军坦克部队入朝参战，使我军坦克部队经受实战锻炼。1951年1月，许光达组织的坦克部队参加志愿军赴朝作战。他对作战部队的战场集结、作战使用以及技术保障等等作了充分的考虑和周密的布置。随后，他还亲自赴朝鲜战场，进行实地考察，总结经验。
11月，在他主持下，制定了装甲兵部队3年建设规划。自此以后，他经常深入部队，调查研究，为部队发展和院校建设费尽心血，先后在军委统一规划下，增建4所坦克学校，组建了装甲兵学院和装甲兵工程学院，并亲自兼任装甲兵学院院长。
1959年国庆10周年大典，许光达亲自陪同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由国产坦克组成的坦克车队。当坦克方队隆隆地驶过天安门广场时，毛泽东紧握许光达的手，高兴地向这位我军装甲部队的创始人表示祝贺。此刻，许光达心里充满了自豪。
晚年的许光达用很大精力抓部队训练，甚至亲自驾驶坦克示范，为全面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做出了应有的贡献。1959年夏，他来到北京郊区卢沟桥畔的坦克学校，开始从头学起。
教员在课堂上仔细地讲，他在笔记本上认真地记。遇到不懂的概念、原理，他就一遍遍地向教员询问，非要弄出个水落石出不可。年过半百的司令员学习的认真劲儿，感动了教员，他经常利用课余时间，给司令员“开小灶”。
一次上实车驾驶课，许光达开着坦克在起伏的跑道上奔驰，只见他动作有条不紊，手拉操纵杆，脚踏油门，坦克加速向下坡冲去。突然，前面出现了一个斜坡，许光达还未来得及把坦克调整过来，便顺着斜坡驶下去了，好在坦克没翻过去，停在倾斜度很大的斜坡上。这可把教员吓坏了，他对许光达说：“首长，您下车，我把坦克开过去。”许光达说：“不，我开上来的，我还要把它开下去。在这里我不是首长，是你的学员。”说完，他屏住气，硬是把坦克从斜坡上开了过去。
在许光达的带动下，装甲兵部队学技术、钻业务、大练兵蔚然成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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