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乃岳
2026年11月13日08:32 來源:《 學習時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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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河是中華民族的母親河,中華民族治理黃河的歷史某種意義上也是一部治國史。千百年以來受生產力水平和社會制度的制約,黃河屢治屢決的局面始終沒有根本改觀。1946年,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治黃事業在炮火硝煙中起步,自此至1955年是黨領導下的人民治黃事業從0到1的初創時期,是黃河由亂轉治、變害為利的關鍵階段。
“黃河歸故”催生人民治黃機構建立
1938年,蔣介石下令炸開花園口黃河大堤,以黃河水阻擋日軍西進,導致黃河水沖出故道,形成橫跨豫皖蘇三省44縣的千裡黃泛區,1250萬人受災、89萬人溺亡,成為中華民族記憶中一道永遠無法愈合的傷痕。
黃河改道南流后,故道沿岸群眾在河床裡開辟耕地,建設家園。中國共產黨領導廣大人民在故道兩岸建立了冀魯豫和渤海兩個抗日根據地,成為我黨堅持敵后抗戰的重要戰略區域。1945年日本投降,蔣介石決定封堵決堤口門讓黃河回歸故道,表面為解除黃泛區人民災難,實際企圖再次“以水代兵”分割黃河下游解放區。當時黃河下游故道大堤已廢棄8年,又經戰爭損毀殘破不堪,若倉促讓黃河回歸故道,下游解放區將成為第二個黃泛區。
中共中央統籌全局,下達指示:“黃河歸故,對華北、華中利弊各異,但歸故意見在全國佔優勢,我們無法反對。此事關系我解放區極大。我們擬提出參加水利委員會、黃委會、治河工程局,以便了解真相,積極參加工作,保護人民利益!”中共中央以全體人民根本利益為重,同意黃河回歸故道,主張先在下游完成復堤、浚河及遷移河床居民等工作后再堵口,防范下游水災。
就在中共中央進行醞釀協調、確定關於“黃河歸故”立場之時,國民黨當局卻置共產黨的合理主張於不顧,決定不進行復堤而先辦理堵口。中共中央在揭露並反對蔣介石水淹解放區陰謀,與國民黨談判斗爭的同時深刻認識到,必須建立屬於人民自己的治黃機構開展復堤斗爭。為此,中共中央著眼長遠謀篇布局人民治黃事業,於1946年2月在冀魯豫解放區成立黃河故道管理委員會,5月底改稱冀魯豫區黃河水利委員會。1949年6月,華北、中原、華東三個解放區在濟南召開黃河水利委員會成立大會﹔11月,黃河水利委員會改屬中華人民共和國水利部領導。
“一手拿槍一手拿锨”反蔣治黃
人民治黃機構成立伊始就在黨的領導下帶領解放區人民投身浩浩蕩蕩的復堤斗爭。1946年5月至6月,渤海、冀魯豫解放區分別組織數十萬群眾開展復堤工程,然而國民政府屢次撕毀協議,於6月單方面在花園口實施堵口工程,同時破壞河防設施,並對復堤軍民進行炮擊掃射。據黃河檔案館館藏檔案記載,沿河居民日夜搶險復堤,遭蔣軍炮擊掃射死者達430人,傷者156人。1947年3月,花園口堵口合龍竣工,黃河回歸故道。冀魯豫、渤海解放區軍民“一手拿槍一手拿锨”搶時間、爭速度,趕在1947年7月汛期前修復了下游大堤,最大限度減少“黃河歸故”后洪水對故道兩岸的沖擊。
黃河回歸故道后,人民治黃機構帶領解放區軍民開展修堤整險、防汛救災、擁軍支前等工作。1947年,支援劉鄧大軍過黃河成為當時冀魯豫區黃河水利委員會的一項神聖使命。黃河河防指揮部正式成立,主要負責建造、管理船隻,保障戰時水上運輸通行。同年6月,劉伯承、鄧小平率領晉冀魯豫野戰軍主力一舉突破國民黨軍隊的黃河防線,千裡躍進大別山,徹底宣告蔣介石的“黃河戰略”破產。大軍渡河后,劉鄧首長對黃河各渡口員工進行了嘉獎,稱贊他們“為祖國的獨立和人民的解放立了大功”。
封建王朝統治者和國民政府無力根治黃河,根本原因是統治階級利益與人民主體地位存在根本沖突。黨領導人民治理黃河實現了人民利益與主體地位統一,激發了人民創造熱情和主人翁精神。1947年黃河回歸故道前夕,冀魯豫區黃河水利委員會提出“確保臨黃,固守金堤,不准決口”方針,點燃解放區人民“反蔣治黃”熱情,數十萬民工參與堤防施工。解放區發起獻磚獻石運動籌備治黃石料,冀魯豫解放區人民踴躍捐獻,復堤工程不到三個月完工。《一九四七年黃河安瀾大會記錄》指出,此次治黃勝利源於共產黨領導和人民團結。
開辟不再決口、懸河興利新紀元
從1919年黃河有實測水文資料起,到1938年花園口決口的20年間,黃河有14次決口泛濫。其中1938年至1947年9年間有6年決口漫溢59處。1947年至1949年汛期,黨領導人民接手黃河下游河務后憑借堅定的信念支撐、頑強的戰斗意志,克服物質匱乏等困難,均取得歷史性勝利,沒有發生一次決口成災,自此從根本上改變了歷史上“三年兩決口”的狀況,開啟了歲歲安瀾的奇跡。特別是1949年汛期,黃河連續出現洪峰,發生了“黃河歸故”后的首次大洪水,花園口水文站洪峰流量達到12300立方米/秒,平原、河南、山東三省黨政軍迅速動員起來,組成了40萬軍民的抗洪搶險大軍,夜以繼日戰斗在堤防線上,終於戰勝了這次洪水,向新中國獻上了一份禮物。
新中國成立后,國家計委批准在下游地區建設滯洪工程,開辟分滯洪區,以防御異常洪水。經過長期實踐完善,這項舉措后來成為“上攔下排、兩岸分滯”黃河下游防洪工程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1950年,黃河下游首次進行大規模堤防維修。經過施工,堤防的防洪能力得到逐年提高,1950年至1957年8年間,共完成土方14090萬立方米。1952年,引黃灌溉濟衛工程(人民勝利渠)第一期工程竣工,開創了黃河下游大堤建閘引黃灌溉的先河,開辟了千百年來黃河下游引水興利的新紀元。1952年10月,毛澤東首次視察黃河,親自確定了沿黃河下游而上的考察路線,選擇了歷史上受過黃河水災的地區。視察期間,毛澤東發出了“要把黃河的事情辦好”的偉大號召。在此后的1953年至1955年,毛澤東又三次在鄭州聽取治理黃河的匯報,並進行調查研究,了解掌握治理黃河的情況,極大推動人民治黃事業沿著興利除害的方向穩步推進,一批防洪、灌溉工程陸續落地建設,黃河治理逐步從單純應對水患向統籌治患與興利轉變。
1950年1月,黃河水利委員會調整為流域性機構,打破分省治理局限,統籌調配全流域人力物力共同治河。黨領導人民發揮社會主義優越性集中力量辦大事,黨中央和毛澤東重視治理水患,在經濟困難時堅持集中人力物力興修水利,尤其重視黃河治理,實現由被動治理到主動治理的初步轉變。不斷完善黃河防汛指揮體系和管理機制,確立“專業搶險隊伍和人民群眾防汛隊伍相結合、實行軍民聯防”的基本防汛體制,使治黃事業從少數人工作變為千萬群眾共同參與的偉大事業,為此后形成完善的防汛工作機制奠定基礎。
實現從分散治理到統籌謀劃的深刻變革
新中國成立后隨著治黃事業逐步探索推進,黨領導人民不斷深化對治黃規律的認識,立足全流域生態保護、水患防控、水資源合理配置等治理目標,統籌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協同治理,逐步構建起系統完備的治黃工作體系,推動黃河治理從被動應對水患的分散模式,邁入全流域協同、標本兼治的系統治理新階段,為黃河長治久安奠定了堅實基礎。
探索從分區到流域統籌的跨越。黃河治理的復雜性,決定了隻有把脈全河,才能定向全局。1950年至1954年,黃河水利委員會先后組織32個查勘隊,對黃河流域開展全面查勘,為確定黃河綜合治理開發目標提供了可靠依據。1952年上半年,黃河水利委員會擬定了1953年啟動的黃河10年治理開發輪廓規劃,1954年10月底完成《黃河綜合利用規劃技術經濟報告》。1955年7月,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關於根治黃河水害和開發黃河水利的綜合規劃的決議》。這項綜合規劃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全面、系統、完整的黃河綜合規劃,標志著人民治理黃河事業從此邁入全面、綜合開發的歷史新階段。
探索從治標到標本兼治的深化。水沙關系是治黃的關鍵。隨著全流域綜合規劃落地實施,黃河治理思路逐步向下游防洪與中游泥沙治理協同發力的方向調整。1953年,黃河水利委員會通過專題報告提出治河目的應是變害河為利河,總方針為“蓄水攔沙”,即把泥沙攔截在西北的千溝萬壑與廣袤土地中。國務院認可該報告,認為“這是黃河治標的辦法”“又屬於治本計劃之一部分”。與此同時,“蓄水攔沙”工程的興建地點確定在三門峽河段。三門峽工程自1960年9月建成投用以來,歷經半個多世紀的曲折發展,其所涉及的黃河治理開發一系列重大問題,早已超出工程本身范疇,大大深化了人們對整個黃河乃至中外多泥沙河流客觀規律的認識。
探索從治理開發到保護修復的拓展。在治黃實踐中,黃河治理理念逐步從側重工程修筑、災害防控、資源開發,向生態保護與自然修復並重轉變。1950年起,國家先后擴建、新建天水、綏德、西峰等水土保持試驗站,開展科學實驗與推廣。1953年,水利部會同農業部、林業部、中科院等組成考察團,對黃土高原全面勘察,研究水土保持措施與治理方向。1954年開始制定不同類型區的水土保持措施。在下游堤防建設、河道整治中,也逐步注重河濱生態、灘區環境保護。這一跨越跳出了單純“與水爭地、向河要利”的思維局限,開始統籌考慮水資源涵養、濕地保護、生物多樣性保護與水沙調控的關系。這不僅是保護治理黃河手段的豐富,更是對黃河價值認知的升華。
黨領導人民治理黃河在發軔階段,在面臨極其嚴峻復雜的形勢挑戰下,堅守根本立場的人民性、時刻維護黨的領導權威性、秉持“一手拿槍一手拿锨”的斗爭性、堅持流域統一管理的系統性,迅速轉危為安、除害興利、框架初定、穩步發展,彰顯了黨的把舵領航作用,其經驗至今仍有重要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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