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無到有、從萌芽到發展,檢察公益訴訟法表決通過——
本報記者 張 璁 倪 弋
2026年11月10日08:46 來源:人民網-人民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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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6日,北京人民大會堂。《中華人民共和國檢察公益訴訟法》正式表決通過,這是中國法治建設進程中的一個標志性事件。
2014年10月,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中,寫入了一句具有開創性意義的表述:“探索建立檢察機關提起公益訴訟制度。”
12年間,從13個省(區、市)局部試點到制度入法全面推開,從分散在單行法裡的檢察公益訴訟條款到一部系統完備的專門法律——這不僅是一部法律的誕生,更是習近平法治思想在公益保護領域的生動實踐和原創性成果。
當年文件中的一個提法,如何“長成”一部法律?
這個答案裡藏著思想的偉力,藏著為民的情懷,藏著源自中國文化土壤的治理智慧,也藏著豐富人類法治文明的制度貢獻。
破解世界性難題的原創性成果
位於珠江上游的萬峰湖上,越冬候鳥成群,不時掠過萬頃碧波。
7年之后再來到這裡,最高人民檢察院公益訴訟檢察廳檢察官劉家璞有了驚喜發現——消失多年的“水中大熊貓”桃花水母,又回來了!
“該流域地跨黔、滇、桂三省區,一度‘九龍治水’、各管一段,污染問題多年難解。”劉家璞介紹,2019年最高檢首次直接立案辦理公益訴訟案——萬峰湖專案,整合四級檢察機關力量,著力破除體制性、機制性、保障性障礙,守護一湖碧水。
在現實生活中,類似問題被稱為“公地悲劇”。對一些行政機關違法行使職權或者不作為造成對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侵害等的案件,由於與公民、法人或非法人組織沒有直接利害關系,其無法提起公益訴訟。
如何破解這一世界性難題?檢察公益訴訟制度探索從一開始就承載法治使命。
制度探索之初,習近平總書記寄予厚望:“由檢察機關提起公益訴訟,有利於優化司法職權配置、完善行政訴訟制度,也有利於推進法治政府建設。”
習近平總書記親自謀劃、親自部署,檢察公益訴訟實現了從無到有、從萌芽到發展的跨越——
2015年至2017年,兩次主持召開中央深改組會議,先后審議通過檢察機關提起公益訴訟改革試點方案、試點情況和下一步工作建議的報告﹔
2018年,主持召開中央深改委會議,審議通過關於設立最高人民檢察院公益訴訟檢察廳的方案﹔
2020年,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工作會議上強調“要繼續完善公益訴訟制度,有效維護社會公共利益”。
黨的二十大、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均對公益訴訟工作作出部署。
壹引其綱,萬目皆張。
一張時間表見証發展足跡:從2015年全國人大常委會授權試點,到2017年全面實施,再到2026年專門立法出台——從頂層設計到立法落地,黨的主張轉化為國家意志,凝聚起全社會公益保護的共識。
一組成果展現制度合力:專門立法前,已有26部現行法律規定公益訴訟條款﹔30個省級人大常委會出台加強檢察公益訴訟的專項決定﹔27個省級黨委、政府出台支持檢察公益訴訟的意見……通過深度嵌入國家治理體系,整合和激活了制度力量。
立足訴訟,又超越訴訟。
放眼世界,囿於政治制度,無論是普通法系還是大陸法系國家,基本沒有體系化的檢察行政公益訴訟探索。
然而,12年間中國檢察機關辦理公益訴訟案件135萬余件,90%以上是行政公益訴訟案件,其中約95%實現公益損害在審前解決,走出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成功道路。
“從‘要我改’到‘我要改’,從‘對簿公堂’到‘相向而行’,檢察公益訴訟從協同共治中生長出來,在法治框架下實現公共利益有效保護。”中國政法大學法治政府研究院副院長曹鎏說,這套機制之所以行得通,根源在於黨的領導下的制度優勢——各方不為各自利益而爭,而是同為公共利益而謀。
這一原創成果也為“公地悲劇”難題提供了新解法:由專門國家機關作為公共利益代表,以法治方式撬動行政監管、推動治理,把公益保護深度融入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宏大格局中。
在習近平法治思想指引下,檢察公益訴訟從天下為公、和合無訟等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汲取營養、擇善而用,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賦予中華法治文明新的時代內涵。
頂層設計和摸著石頭過河相結合的制度探索
“在法治下推進改革,在改革中完善法治”,這是習近平總書記所強調的要求。
去年,浙江省杭州市濱江區檢察院檢察官湯秋靜發現一條線索:當地發生多起涉演唱會門票電詐案,背后竟是電信業務經營者違法轉租碼號。
作為新類型公益訴訟案件,該案層報最高檢后,濱江區檢察院提起全國首例涉碼號資源反電信網絡詐騙民事公益訴訟,最終杭州互聯網法院判令被告賠償公益損害賠償金共計50萬元。
湯秋靜回憶,辦案之初問自己的第一個問題不是“這案子怎麼訴”,而是“這種事,我們到底能不能管”。看到這次專門立法,把“反電信網絡詐騙”明確列入公益訴訟范圍,她心裡底氣更足了。
每一次發問,都是在給制度劃邊界﹔每一次作答,都是在給制度增內容。
試點之初,檢察公益訴訟的明確授權范圍隻有4個領域,但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授權決定留了“口子”,這意味著留出了探索空間。
比如,數字空間裡被“開盒”的孩子、公共場所裡被佔作停車位的盲道、歷史古跡裡被刻滿名字的牆磚……每一個新增領域的背后,都指向一個公益保護的痛點﹔每一次監督范圍的拓展,都在回應人民群眾的迫切需求。
2019年,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明確提出“拓展公益訴訟案件范圍”后,最高檢及時把新領域案件的探索原則從“穩妥、積極”調整為“積極、穩妥”。
語序一換,節奏就變了——重心從“穩”轉到了“進”,檢察公益訴訟的探索按下加速鍵。
“改革和法治同步推進,增強改革的穿透力。”截至專門立法通過前,現行法律規定的公益訴訟條款已覆蓋15個領域,此次立法又新增了勞動者權益保護、老年人權益保障、殘疾人權益保障、國防利益保護等方面的內容,確保檢察公益訴訟制度始終運行在法治軌道上。
“法律的生命力在於實施,法律的權威也在於實施。”
落實公益司法保護職責,法檢兩院協作配合,通過人民檢察院監督、人民法院審判,把司法合力轉化為公益保護實效,展現新時代人民檢察院和人民法院共同的法治擔當。
2025年,河北省保定市檢察機關發現,某公司將含有狼牙山五壯士肖像的品牌包裝用於商業廣告。
“對以‘紅色文化’為名、行商業牟利之實的損害英烈肖像、名譽、榮譽行為,檢察機關履職責無旁貸。”辦案檢察官說,經征詢狼牙山五壯士近親屬同意,檢察機關依法提起民事公益訴訟。法院公開開庭審理此案,判決支持檢察機關的所有訴訟請求。
作為狼牙山五壯士的后人,宋福保對比檢察公益訴訟制度建立前后的變化,感慨地說:“現在司法機關站出來,讓英烈榮光得到了依法嚴格保護。衷心期盼新法發揮更大作用。”
把頂層設計和摸著石頭過河結合起來,改革和法治相輔相成、相伴而生,共同奏出檢察公益訴訟從初創開拓到發展完善的法治強音。
以法治服務大局、守護民生的治理效能
檢察公益訴訟制度的誕生與發展,深刻體現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以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遠見卓識。
“必須始終堅持用最嚴格制度最嚴密法治保護生態環境”。
時任湖北省宜昌市葛洲壩檢察院檢察長的張紅記得,一次深夜巡查時曾看見船家將生活垃圾和污水直排長江。
宜昌,三峽大壩所在地,每年約有5萬班次船舶在此待閘、作業,50萬人次船員往來穿梭,船舶污染治理一度成為難題。宜昌面臨的狀況,是整個長江航運沿線的共性問題。
2022年5月,最高檢決定直接立案辦理長江船舶污染治理公益訴訟專案,531家檢察院同步開展“大兵團作戰”,歷時兩年攻堅,立案602件,督促沿江11省市地方行政機關在長江流域構建起“船—港—城、接收—轉運—處置”全流程監管體系。
近年來,南四湖、珠江水環境等一批跨區域的生態環境保護系列專案相繼立案,檢察公益訴訟在破解重大治理難題中的獨特價值日益彰顯。
“用最嚴謹的標准、最嚴格的監管、最嚴厲的處罰、最嚴肅的問責,確保廣大人民群眾‘舌尖上的安全’。”
江蘇省某農副產品批發市場,輻射長三角50多個縣市,但近年來相關平台投訴該市場食品安全問題較多。這是怎麼回事?江蘇常州檢察機關隨即啟動公益訴訟程序。
“市場開辦者主體責任虛化”“行政機關監管缺位”,檢察機關查明問題后,一紙檢察建議發到了市場監管部門,督促其依法履職,推動建立“信息公示+電子化溯源+駐點監管”的立體監管體系。
去年以來,“食藥安全益路行”檢察公益訴訟監督活動在全國縱深推進,在全鏈條監督、全責任覆蓋、全社會協同方面實現新突破。
老年人的就醫養老,“是家事也是國事”。
藥品說明書“字小如蟻”,老年人端著放大鏡依然看不清,全國人大代表戴茵為此多年呼吁“適老化改造”。在一次代表培訓上,聽到有關公益訴訟的介紹,她當場舉手提問:“能不能用檢察公益訴訟來解決這個問題?”
2023年5月,最高檢對此直接立案辦理,並指導多地檢察機關同步推進。這些舉措,最終推動了國家層面的制度性改革——最高檢與國家藥監局溝通並達成共識,國家藥監局啟動了藥品說明書適老化及無障礙改革試點,首批試點涉及657個藥品。
“在檢察公益訴訟推動下,進程大大加速。”今年全國兩會上,戴茵特別在建議裡加了一條:希望檢察公益訴訟能協助各相關部門梳理規章,使其符合無障礙環境建設法要求。
從長江上的污染治理,到市民安心舒心的“菜籃子”,再到老人也能看清的藥品說明書……每項改變,都生動彰顯著檢察公益訴訟的治理效能。
豐富人類法治文明的中國方案
法治是人類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
“中國在發揮檢察官公益保護作用、推進法治建設中積累了不少經驗,也願積極借鑒世界有關法治文明成果。”習近平總書記心系人類和平與發展的崇高事業。
今年9月,一封來自國際鳥盟首席執行官馬丁·哈珀的感謝信,送到了最高檢公益訴訟檢察廳檢察官呂洪濤手上——信中盛贊中國檢察公益訴訟的開創性工作“樹立了通過法律和制度行動保護遷飛通道的典范”“提供了切實可行的復制推廣潛力”。
我國是全球候鳥跨境遷徙的重要通道。此前,上海市崇明區檢察院辦理的一起“人鳥爭食”公益訴訟案,就曾因保護鳥類的同時兼顧了農戶拉網保護農作物、水產的合法利益,引起外國專家的興趣。
“外國專家認為中國檢察公益訴訟充滿統籌發展和保護的治理智慧,也看到中國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實際行動。”呂洪濤說。
近年來,中國檢察公益訴訟的“好故事”走出了國門:守護紅樹林、斑海豹、中華白海豚的故事頻頻亮相國際公約締約方大會,督促整治“錳三角”礦業污染、渾源礦企非法開採等“硬骨頭”的故事在國際會議上被反復提及……這些案例像一粒粒種子,帶著中國檢察公益訴訟制度的先進理念和獨特價值,在全球法治文明的土壤中生根發芽。
“法治是一種國際通用語言。”中國人民大學校長馬懷德認為,檢察公益訴訟制度以法治話語向國際社會生動詮釋習近平法治思想蘊含的全人類共同價值,從法治角度展現可信、可愛、可敬的中國形象,增進了國際社會對中國法治的認識和認同,彰顯了我國法治大國、文明大國形象。
立己達人,美美與共。
2025年,應越南最高人民檢察院特別邀請,中國最高檢代表團一行來到越南,系統介紹中國檢察公益訴訟制度。
“沒想到研討會變成了‘答疑課’!”最高檢公益訴訟檢察廳檢察官解文軼說,越南700多個地方檢察院通過遠程連線同時參加,且會前做了大量功課,匯集的100多個提問覆蓋了從制度建構到辦案操作的方方面面。
世界自然保護大會、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大會、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總檢察長高級別邊會……近年來,中國檢察機關充分依托國際公約、國際組織等載體和平台,讓檢察公益訴訟的法治智慧跨越山海。
作為習近平法治思想在公益保護領域的生動實踐和原創性成果,從“探索建立”到專門立法,檢察公益訴訟走出了行之有效的治理路徑,為世界各國解決公益保護難題提供了新范式,成為豐富人類法治文明的中國方案。
這條中國特色公益司法保護之路,必將越走越寬廣!
《 人民日報 》( 2026年11月10日 0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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