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枚印章見証紅軍長征后勤保障

甘肅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縣博物館珍藏著一枚國家一級文物——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人民委員會財政人民委員印章。印章為銀質、圓形，配木方柱鈕，整體由印面、印台和印柄組成。印面外圈以兩顆五角星為間隔鐫刻隸書文字：上部字體較小，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人民委員會”﹔下部字體較大，為“財政人民委員”。內圈圖案借鑒蘇聯國徽樣式，麥穗環繞地球，地球中間鑲嵌著鐮刀和斧頭，上方高懸一顆五角星。這枚印章由時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財政人民委員、紅軍總供給部部長、總沒收征發委員會主任的林伯渠掌管，長征途經甘南藏區時遺失，1988年在迭部縣電尕鎮卡告村村民家被發現。

1931年11月，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江西瑞金召開，選舉產生由63人組成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宣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成立。人民委員會作為中央執行委員會的行政機關，統管全國政務，下設外交、勞動、土地、軍事、財政、國民經濟、糧食、教育、內務、司法等人民委員部，鄧子恢出任首任財政人民委員。1933年3月，林伯渠抵達中央蘇區。8月，被任命為財政人民委員，鄧子恢改任副部長。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開始長征，中華蘇維埃中央機關編入第二野戰縱隊，代號“紅章”，林伯渠攜帶這枚印章擔負起長征途中保障紅軍后勤的重任。

長征路上，中央紅軍的后勤保障在不同階段呈現不同的特點，始終不變的是人民群眾的支持幫助。長征出發前3個月，中央蘇區籌集了150多萬元銀洋、84萬擔軍糧、8.6萬斤棉花、2萬多床被毯、20萬雙草鞋等大量戰略物資。中央蘇區人多地少，糧食產出有限，軍糧全部借自蘇區人民本就不多的口糧。正是得益於林伯渠等人的事先籌備和蘇區人民的無私奉獻，長征初期的糧餉保障是相對充裕的。

湘江戰役后，中央紅軍的后勤補給主要依靠沿途的購買借用、戰場繳獲、沒收征發等方式獲取。進駐遵義期間，紅軍對反動豪紳、軍閥囤積的糧款進行沒收征發，僅國民黨第二十五軍軍長兼貴州省政府主席王家烈家中，就沒收了銀圓5萬多元，價值幾十萬元的食鹽、5萬多元的香煙等大量物資。1935年1月23日，李富春、林伯渠聯名簽發《總政治部關於各部隊取用沒收品征發品辦法》，對處置、取用沒收征發物資作出規定。總供給部、總沒收征發委員會收攏現款，以市場價格向當地群眾採購布匹、藥品等物資，組織縫衣工人和婦女群眾趕制棉衣、夾褲、綁腿等軍需，分發給部隊﹔對於收繳的食鹽、糧食、財物，除保障紅軍自身需求外，還分發給貧苦群眾。紅軍尊重群眾利益、嚴守群眾紀律，贏得了當地民眾的擁護和支持，群眾主動為紅軍帶路、送糧、救護傷員，大批青年踴躍報名參加紅軍。遵義會議后，部隊整編，撤銷各級沒收征發委員會，改設沒收征發科，林伯渠仍統籌負責籌糧籌款工作。

進入藏區后，中央紅軍遭遇長征歷程中最為嚴峻的后勤保障危機。正是依靠藏區群眾的支援，紅軍才得以走出雪山草地，勝利到達陝北。由於國民黨對紅軍“妖魔化”的宣傳和制定實施的嚴苛懲罰措施，藏區物產不豐的現狀與紅軍糧食需求巨大的矛盾，加之紅軍滯留藏區時間過長等諸多因素的影響，造成了紅軍空前嚴重的糧食危機。1935年7月19日，中共中央、中革軍委決定成立糧食委員會並恢復總供給部，由林伯渠統一負責，“是日決定恢復總供給部，內分軍需、制造、財政、糧秣等四處”。林伯渠等人嚴格執行黨的民族政策，嚴明紀律要求，制定貼合實際的籌糧政策，採用靈活多樣的方式方法籌集糧草，僅8月15日至25日就籌集糧食40萬斤。9月18日，經過臘子口之戰，中央紅軍到達哈達鋪，繳獲沒收敵人糧食10萬斤、鹽2000斤，緩解了糧食困境。

這枚印章為何遺失在迭部縣？據林伯渠《長征日記》記載，長征途經藏區時，林伯渠曾多次遺失物資。距離印章發現地最近的一次記錄，是從俄界到臘子口途中，9月16日“又失一個揹子”，印章大概率隨這個背囊遺失於此。雖然這枚印章沒能跟隨林伯渠走完萬裡長征，但它成為一份珍貴實物，見証了長征途中紅軍嚴守群眾紀律、踐行群眾路線，以自己的模范行動贏得各族人民群眾擁護支持的鮮活史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