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的中國工業合作運動

近期，“Gung Ho”（工合）一詞重新走入公眾視野。這個在英語裡形容“同心協力、干勁十足”的常用詞，並非土生土長的英語詞匯。它源自80多年前，那場席卷中國大后方、支援抗戰的中國工業合作運動，中國人更熟悉它的名字：工合。從后方工廠的昏黃油燈到太平洋戰場的泥濘戰壕，從經濟救亡的本土實踐到跨洋傳播的文化符號，“工合”二字承載著抗戰歲月的集體記憶，也訴說著中美等國在反法西斯陣線中的協作往事。

中國工業合作運動的誕生。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后，中國沿海工業城市相繼淪陷。戰前中國工業高度集中於東南沿海，僅上海一地便集中了全國民族資本工廠的50%、全部資本額的40%、全年產額的46%，而內地的西康、青海、寧夏等省份還沒有近代工廠。日軍的佔領與破壞使中國近代工業損失慘重，大后方軍需民用物資極度匱乏，同時約350萬失業工人和數以千萬計的難民流離失所，亟須生產自救。

正是在這一危急形勢下，新西蘭友人路易·艾黎與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海倫·斯諾等人，基於對中國社會的深刻觀察，提出了“以工業合作社組織后方生產”的方案。1938年3月19日，海倫·斯諾在上海率先提議：“應把中國人民組織起來，並把他們的生產單位聯合起來，自行管理，而工業合作社就是最佳選擇。”這一構想很快得到各界愛國人士的響應。同年4月3日的“星一聚餐會”上，與會者一致贊同，成立工業合作社設計委員會，委托艾黎起草組建計劃。

1938年5月，艾黎起草的“組建中國工業合作協會和發展工合運動的計劃”，先后獲得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的明確支持，這份計劃成為中國工業合作協會的核心組建綱領。計劃的核心目標是在全國范圍內快速建立3萬個工業合作社，將沿海淪陷區流出的數百萬失業工人和上千萬難民組織起來，以小型、可移動的半手工業生產模式，填補沿海工業被毀后的產能空白，為持久抗戰積蓄生產力量。1938年8月5日，中國工業合作協會在漢口正式成立。同年年底協會遷往重慶，正式組建理事會。理事會成員跨越黨派，有林伯渠、董必武、鄧穎超等共產黨人，沈鈞儒、黃炎培等民主人士也名列其中。中國工業合作協會以“努力干，一起干”為口號，核心使命是組織大后方和抗日根據地的難民、失業工人組建工業合作社，生產軍需民用物資支援抗戰。

此后，一場以民間為主導、國際力量為支撐，兼具生產支前、難民安置、社會改造多重功能的中國工業合作運動，在中華大地蓬勃興起，堪稱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在民間經濟領域的重要實踐。

遍地開花的工業合作社。1938年8月，在中國工業合作協會成立當月，艾黎便派盧廣綿等人趕赴陝西寶雞，籌建第一個辦事處。1938年8月24日，寶雞十幾個打鐵工人組成了中國第一個工業合作社——寶雞打鐵合作社。不到兩周，織布、鐵器、燭皂、藥棉、印刷等十幾個合作社相繼成立，短短三個月內西北地區就建立了80余個小工廠。為促進中國工業合作運動的順利開展，1939年，宋慶齡與陳翰笙等人在香港成立國際性民間組織——中國工合國際委員會，旨在通過接受國際援助支持工合運動。

工合的火種，迅速從西北蔓延至全國。1939年初，中國工業合作協會先后設立西北、西南、東南、川康、雲南五個大區辦事處。之后又調整為七個區。到1940年6月，工合組織已覆蓋16個省份，設立工業合作社1612個，社員21330人。鼎盛時期，全國建立工業合作社近3000個，社員達25萬之多，遍及四川、西康、雲南、貴州、陝西、甘肅、寧夏、山西、綏遠、河南、湖南、湖北、廣東、廣西、江西、福建、浙江、安徽等18個省。工業合作社的業務涵蓋紡織、服裝、化學、礦冶、機械、五金等十大類114項，其中紡織業佔比最高，達34%。它們產出的軍需民用物資，撐起了大后方的半壁江山。

據不完全統計，抗戰期間工業合作社歷年制造的紡織、榨油、印刷等各類機器及農具達12萬余具，帆布、軍布及各類民用布匹達8萬平方碼，軍用毛毯達150萬條，軍服、軍鞋及日用服裝達上百萬件。僅西北工業合作社1940年的月生產能力，即達棉布110萬尺、棉毯7410條、軍毯或毛毯35700條，機器社可制造織布機144台、蒸汽機2部，制革社可產底皮2270張、面皮3480張。除此之外，大批手榴彈、刺刀從作坊裡運出，各型槍支也試制成功，直接支援正面戰場與敵后游擊戰。

工合運動走的是“以生產代救濟”的路子。數十萬難民、失業工人、傷殘軍人在合作社找到生計，后方的社會秩序也因此得以穩定。正如宋慶齡向世界各地的援華機構和國際友人介紹工合運動的重要作用時所說：“工業合作社能夠維持經濟穩定，能夠維持內地市場，避免鄉村的紊亂與匪患，即令日本完全佔領了我們一切的大都市，工業合作社能夠利用一切的失業工人，使我們的士兵獲得衣食，並且免除飢荒，以及別種的經濟不穩定。”

工合運動不僅在國統區迅速鋪開，同時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也蓬勃展開。1939年初，陝甘寧邊區成立“工合”延安事務所，這是工合運動在解放區的第一個落腳點。短短幾個月，延安地區就建起15個工業合作項目。邊區用艾黎留下的1500元資金和20000元貸款，五個月內就辦起了紡織、軍裝、肥皂、制藥等多個項目，月產軍裝13500件、軍帽1580頂、肥皂4000條。新四軍軍長葉挺1939年致信中國工合國際委員會時說：“皖南工業合作中心（即工合事務所）對我們的幫助是重要的……為了保持持久的游擊戰，我們必須把工業和其他的合作事業發展到最大可能的范圍，以加強我們自己基地。”合作社工廠用簡陋的設備和最原始的工藝，硬是“鐵匠鋪造出手榴彈”“紡車織出軍衣布”，將分散的手工業者凝聚成支持抗戰的經濟防線。

“工合精神”的跨太平洋傳播。美國海軍陸戰隊軍官埃文斯·卡爾遜，是連接中國工業合作運動與世界反法西斯戰場的關鍵人物。1938年，卡爾遜以軍事觀察員身份訪問中國，深入延安和華北敵后抗日根據地，實地考察了八路軍的治軍模式。1940年，他又跟隨艾黎赴東南、西南考察工業合作社的實際運作。根據地的見聞與工合運動，使他對“官兵一致、共同協作”的“工合精神”產生了強烈認同。

太平洋戰爭爆發后，卡爾遜受命組建美國海軍陸戰隊第二突擊營。他直接將“Gung Ho”定為部隊口號，在訓練中借鑒八路軍的游擊戰術和官兵平等理念，這支隊伍因此被稱為“工合營”。1942年，這支部隊奇襲馬金島，以小股兵力完成突襲作戰，一戰成名。之后部隊開赴瓜達爾卡納爾島，在叢林之中長途轉戰，以靈活戰術打擊日軍，在南太平洋取得多次勝利。“GungHo”隨之在美軍全軍流行，成為形容部隊士氣高昂、團結協作的標志性軍語，並由此進入美國大眾日常語言。

戰后，“GungHo”一詞正式成為英語通用形容詞，常用來描摹同心協力、熱烈進取、充滿沖勁的狀態。它見証了二戰時期中美文化的雙向交流。那份團結協作、共克時艱的精神從中國出發，經戰場實踐反哺回英語世界，完成了一次跨太平洋的文化傳播。

1945年抗戰勝利后，中國工業合作運動從戰時生產轉向和平建設，中國工業合作協會、中國工合國際委員會至今仍發揮著重要作用。穿越戰火歲月，抗戰時期的中國工業合作運動留給后世最珍貴的啟示，並不止於一套工業合作制度，更在於不同國家、不同背景的人民，秉持互助共濟的信念相向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