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事求是就來源於這裡

岳麓書院是中國古代著名的四大書院之一，自北宋開寶九年（公元976年）創建以來，千年辦學不輟，素有“千年學府”之稱。1903年，岳麓書院改制為湖南高等學堂，之后在其舊址上幾經發展為湖南公立工業專門學校，於1926年與湖南公立商業專門學校、湖南公立法政專門學校合並，定名湖南大學。深受千年書院文脈影響的毛澤東，與岳麓書院及后來的湖南大學結下了不解之緣。

崇尚岳麓書院的教育教學方式

毛澤東對中國傳統書院教育可謂耳濡目染。1910年，毛澤東就讀的湘鄉縣立東山高等小學堂即源於東山書院。到長沙求學之后，作為古代書院教育標杆和湖南書院中心，岳麓書院備受毛澤東崇敬和青睞。

在湖南第一師范讀書期間，每逢周末，毛澤東和蔡和森、蕭子升、張昆弟等同學活動的主要去處之一就是岳麓書院。張昆弟曾在1917年9月23日的日記中寫道：“今日早起，同蔡毛二君居側上岳麓，沿山脊而行，至書院后下山。涼風大發，空氣清爽。”

毛澤東對岳麓書院研討自由、課程簡要、強調自修等教育教學方式十分推崇。1912年，岳麓書院發展為湖南高等師范學校。1915年6月25日，在看到湖南高等師范學校的招生啟事之后，毛澤東寄上通告並寫信邀請友人一同報考，在《致湘生信》中暢言：“適得高等師范信，下期設招文史兩科，皆為矯近時學絕道喪之弊。其制大要與書院相似，重自習，不數上講堂，真研古好處也……吾意與足下宗旨相合，可來考乎？”雖然毛澤東最終沒有到湖南高等師范學校就讀，但受毛澤東推薦信號召，鄧中夏與蔡和森於當年考入湖南高等師范學校的文史專修科乙班學習。

不僅如此，1917年8月，毛澤東在給黎錦熙的一封信中，還表示要組織類似古代書院的講學機構：弟久思組織私塾，採古講學與今學校二者之長……過此即須出洋求學，乃求西學大要，歸仍返於私塾生活，以幾其深。4年后的1921年8月，毛澤東按照岳麓書院教育教學樣式創辦了湖南自修大學，並於1922年7月邀請李達擔任校長。在《湖南自修大學創立宣言》中，毛澤東詳細列舉了古代書院師生感情甚篤、自由研究、課程簡而研討周等長處，並將湖南自修大學定位為“取古代書院的形式，納入現代學校的內容，而為適合人性便利研究的一種特別組織”。

新中國成立后，李達成為湖南大學第一任校長。1950年8月20日，毛澤東親筆為湖南大學題寫校名，充分表達了對由岳麓書院發展而來的湖南大學的關心厚愛。1951年元旦，湖南大學在岳麓書院舉行了隆重的校匾升懸典禮。

在岳麓書院的早期革命活動

1916年至1919年期間，毛澤東曾多次寓居岳麓書院，從事早期革命活動，探索救國救民的真理。毛澤東能夠寓居岳麓書院，主要得益於他的老師楊昌濟的幫助。楊昌濟既是岳麓書院的學生，也是由岳麓書院發展而來的湖南高等師范學校的教師，在湖南第一師范學校任教是他的兼職。楊昌濟於1916年起負責主持湖南大學籌建工作，湖南大學籌備處就設在岳麓書院半學齋。

毛澤東在岳麓書院寓居有兩次時間相對比較集中，一次是1918年6月至8月，另一次是1919年8月至11月。1918年6月，毛澤東和同學們從湖南第一師范學校畢業之后，有的同學還沒有找到如意工作，大家寓居在岳麓書院半學齋，成立“工讀同志會”，實施“岳麓新村計劃”。李銳在《毛澤東的早期革命活動》一書中描繪了當時的場景：他們一邊讀著書，一邊作今后的計劃，思考自己向何處去、湖南向何處去、中國向何處去這許多復雜的問題，“毛澤東的心情是最不寧靜的，岳麓山古跡中流傳的一副老對聯‘四面雲山來眼底，萬家憂樂到心頭’，正好作為他當時的心情寫照”。

1919年8月，由毛澤東主編的湖南學生聯合會會刊《湘江評論》被查封，毛澤東隨被取締后的湖南學生聯合會從湖南公立商業專門學校遷往岳麓書院半學齋，接手主編雜志《新湖南》，並輾轉於岳麓書院與他擔任歷史教員的長沙修業學校之間。毛澤東在湖南第一師范學校的同學蔣竹如回憶，“毛澤東同志和學聯其他負責人搬到湖大籌備處，繼續進行革命活動，對張敬堯的黑暗統治，進行揭露和抨擊”。

30多年過后，即1955年6月20日，回到湖南的毛澤東在重游湘江、再登岳麓山之后，直奔岳麓書院，寫下了如今刊立在岳麓書院赫曦台上的七律：“春江浩蕩暫徘徊，又踏層峰望眼開。風起綠洲吹浪去，雨從青野上山來。尊前談笑人依舊，域外雞虫事可哀。莫嘆韶華容易逝，卅年仍到赫曦台。”這首七律既是毛澤東當時重回岳麓書院時的心情寫照，也飽含著他與岳麓書院的不解情緣。

岳麓書院實事求是學風的熏陶

實事求是是岳麓書院傳承千年的優良學風，毛澤東深受熏陶。在岳麓書院寓居期間，毛澤東與高懸在岳麓書院講堂的“實事求是”校訓，可謂朝夕相處、低頭不見抬頭見，對“實事求是”這個古老命題有了更深的思考，為其實事求是思想的孕育形成提供了最為直觀的熏陶。正如2020年9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岳麓書院考察時所指出，毛主席當年就是在這裡熏陶出來的，實事求是就來源於這裡。

毛澤東人生的前30年主要在湖南度過，此間湖湘實事求是的世風民風對其熏陶影響可謂與生俱來。在長沙求學期間，毛澤東的授課教師楊昌濟、黎錦熙、方維夏等不少為岳麓書院的畢業生。《達化齋日記》記載，楊昌濟積極向毛澤東講授王夫之、魏源、曾國藩、左宗棠等岳麓書院先賢的經世致用、實事求是之學。在《講堂錄》中，毛澤東摘抄了許多岳麓書院先賢的格言警句，時常溫習，並寫下很多相關體會，諸如“滌生日記……不說大話，不好虛名，不行架空之事”﹔“王船山：有豪杰而不聖賢者，未有聖賢而不豪杰者也”﹔等等。毛澤東同學蕭三曾回憶：“長沙城裡曾有人組織過‘船山學社’……澤東同志邀請我們少數人也去聽講，他極其推崇王船山朴素的唯物主義和民族意識。”

在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的長沙歲月裡，毛澤東的同學朋輩蔡和森、鄧中夏、謝覺哉、易禮容、彭璜、王爾琢等，不少曾就讀岳麓書院，或是楊昌濟的學生。毛澤東與他們不僅結下了深厚友誼，而且在游學、組織學會、參加社會運動之中，碰撞思想，影響甚深。毛澤東與蕭子升、蔡和森等同學分別於1917年暑假、1918年春天游歷湖南9個縣。彭璜當時是湖南學生聯合會負責人，大力支持毛澤東主編《湘江評論》《新湖南》、發動湖南學生運動和組織開展“驅張”等社會活動。謝覺哉則協助毛澤東在湖南第一師范創辦平民夜校、工人夜校，易禮容曾協同毛澤東創辦長沙文化書社。雖然毛澤東和同學們組織的“問題研究會”最終沒有成立，但在其撰寫的《問題研究會章程》中，不僅明確提出了當時中國需要研究的144個問題，而且對其中很多問題與同學們進行了比較深入的實踐探索，包括前文所述在岳麓書院一帶建設“岳麓新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