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西行漫記》中的鮮活形象

海倫·斯諾採訪了毛澤東同志等60多位革命人物，並廣泛接觸了邊區的戰士、農民、工人和知識分子，拍下大量照片，寫下大量採訪筆記。她的右手因此落下永久性痙攣的后遺症。最終，海倫·斯諾以尼姆·威爾斯這一筆名完成《續西行漫記》的寫作。1939年，上海“復社”推出首個中譯本。2002年，解放軍文藝出版社推出全譯本。今天，重溫此書，那些被忽略的細節，為我們理解長征、理解那一代共產黨人的鮮活形象，提供了新的切入點。

海倫·斯諾的採訪有一個顯著特點：她不滿足於記錄宏大敘事，而是執著於捕捉那些承載著情感重量的細節。她對人物的觀察帶有女性記者特有的敏感與細膩。翻開《續西行漫記》，讀者會看見中國共產黨人的另一幅圖景，那是革命者藏在粗布軍裝之下，屬於一個個普通人的牽挂與堅守。

一

海倫·斯諾在紅軍前敵總指揮部採訪時發現，彭德懷外表粗實，卻有一顆熾熱而溫柔的心。他格外寵愛身邊的“紅小鬼”，稱他們是“真正的小革命家”，而“紅小鬼”們也非常崇拜他。彭德懷經常會在司令部裡和“紅小鬼”們進行辯論，和他們嚴肅地討論軍事戰術。彭德懷向海倫·斯諾講述過幾個“紅小鬼”的故事，給海倫·斯諾留下深刻印象。

彭德懷說，一個“紅小鬼”在長征經過甘肅時掉隊，被國民黨士兵抓住。面對對方的辱罵，他慷慨陳詞：“中國紅軍是唯一愛國的軍隊！”他還和國民黨士兵辯論為什麼要停止內戰打日本。辯論中，國民黨軍隊的長官敗得很慘，顏面掃地，就命令人把這個“紅小鬼”拉出去槍斃。這個孩子沒有哭，沒有求饒，隻平靜地反問：“你為什麼槍斃我？為什麼不砍我的頭？好把那顆子彈省下來打日本人。”

這句話讓行刑的士兵愣住了。原本奉命開槍的人，竟因這一句話而產生了分歧。“最后，那個孩子到底逃了出來，現在在這兒的紅軍裡。”

這便是紅軍裡的少年，年紀尚輕，卻早已把民族大義刻進心裡。彭德懷講到這裡，語氣平淡，仿佛說的只是一件尋常事。這份平淡，藏著他對這些少年戰士深沉的疼惜與由衷的驕傲。海倫記錄這個故事時，也沒有加任何評論，但正是這種記述方式，留給讀者無盡的感慨和觸動。

二

海倫在見到彭德懷前就和紅軍總政治部宣傳部部長陸定一有過交流。陸定一告訴海倫，斯諾離開陝北的時候把自己的照相機送給了他，他正在學如何使用這架照相機。同時，他得意地拿出了自己拍攝的“一張特別好的”照片給海倫看。滿懷期待的海倫還以為是人物照，結果是陸定一拍攝的一枝梅花。他還把這張照片放大洗印了很多張，送給朋友挂在牆上。這讓海倫驚訝不已，重新審視眼前的革命者：在殘酷的戰爭歲月裡，他心中從未丟掉對美、對生命的熱愛。這朵梅花，正象征著革命者苦難之中不曾磨滅的詩意與希望。

隨后，陸定一又拿出一張揉舊了的嬰兒照片給海倫看，但他緊接著說：“這不是我的孩子，這是我在一本雜志裡找到的。可是，很像他。”這番話讓海倫陷入了沉默。

陸定一與唐義貞1929年在蘇聯結婚。1934年10月，中央紅軍主力長征，懷著身孕的唐義貞留在了中央蘇區，生下男孩后忍痛送人撫養，后來唐義貞不幸被俘，受盡酷刑拷打，最終壯烈犧牲。

面對美國記者，陸定一展示出了鮮為人知的一面。海倫說自己后來常常想起陸定一描述的這個場景，但她落筆時沒有渲染悲傷，只是記錄了一個父親在漫長行軍途中反復凝視一張照片的動作。這個動作本身，比任何抒情都更沉重。它告訴人們：長征勝利從不只是宏大的敘事，它的背后是數不清的犧牲，是無數普通人在小家與大家之間做出的抉擇。

三

作為女記者，海倫在書中專門開辟章節記錄了蔡暢、康克清、劉群先、丁玲、李伯釗等女性革命者的故事。她們走出舊式家庭，扛槍、行軍、宣傳、救護傷員。在20世紀30年代，這樣的中國女性，對於西方世界來說是完全陌生的。海倫以女性視角觀察，記錄她們的堅韌、聰慧，以及為民族解放付出的犧牲，打破了西方世界對中國女性的刻板偏見。

海倫採訪了跟她睡在一個炕上的女紅軍李伯釗。李伯釗曾三過草地。她在劇團工作，寫過很多劇本，深受群眾喜愛。海倫在書中形容她：“生得嬌小美麗，皮膚雪白晶瑩。她真是個美人。”然而，殘酷的現實是，李伯釗深受肺病折磨，“每天早上咯血”。

說起長征，李伯釗感慨：“在那極端困難的時期，我們沒發過愁。但是現在回顧長征，倒有點后怕了。”李伯釗這句坦誠的感慨，褪去了傳統敘事裡的光環，讓長征者的形象變得鮮活立體：他們不是無所畏懼，只是咬牙扛住了苦難。

當海倫想要為她拍照時，李伯釗拒絕了，並且給出了一個讓海倫意外的答案：“怕萬一有那麼一天要到‘白區’去干秘密工作。”

一個剛剛走完長征、從事文藝工作的女性，面對鏡頭時的第一反應竟然不是留下自己的形象，而是考慮到這張照片可能給自己未來在敵佔區工作帶來的風險，一句話道盡了她隨時准備轉換戰場的革命自覺。

四

在4個多月的採訪中，海倫發現，紅軍並不像外界想象的那樣閉塞和“土氣”。她寫道，紅軍戰士“每個人都夢想在自己口袋上別一支鋼筆，即使是不能用的也想得到一支”。她甚至被卷進了一場爭論：是沃特曼牌鋼筆好用，還是派克牌鋼筆好用？這個細節微不足道，但極有穿透力：在物質極度匱乏的陝北，一支鋼筆代表的是對“知識”和“現代性”的渴望。長征走過來的這些人，在用自己的方式定義文明。海倫還注意到，紅軍戰士們也喜歡時髦的東西。當他們參加運動或演練時，每個人都願意穿上適應運動場合的白色運動短褲和鮮紅色、印有圖案、兩邊還有條紋的上衣。

海倫在書中前言裡寫道：“對我來說，這是一次發現新事物的旅程——發現了一種新思想，一種新人物，正在地球上最古老最持恆的文明的中心所在，開辟著新天地。”在幾十年后的今天，當我們回望那段歷史時，需要的不只是紀念，還要有一種“重新發現”的能力。重溫海倫的《續西行漫記》，我們能看見一個個鮮活溫熱的生命。書中那些革命者的赤誠、堅韌與家國情懷，穿越漫長時光，依然叩擊人心，帶給我們前行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