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可感可觸的歷史直抵人心

　　風從埡口灌過來，人只能一步一停。

　　海拔5470米的黨嶺山，是紅軍長征途中翻越的最高雪山。當地有句民謠：“爬上黨嶺山，如進鬼門關。”

　　今年夏天，紀錄片《偉大遠征》攝制團隊沿著紅軍的足跡，重新翻越了一次黨嶺山。抵達海拔4800多米的夏羌涅阿埡口時，有人哭了：“這比我想象的要難很多，每一步走得都不容易。”

　　今年是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勝利90周年。日前，在中央廣播電視總台播出的紀錄片《偉大遠征》《萬水千山》反響熱烈，受到廣大觀眾歡迎。《偉大遠征》全網觸達超8億人次，《萬水千山》收視率居同時段全國第一。

　　今天，如何講述這段偉大奇跡？兩部紀錄片以影像為橋，讓昨日征途與今日征程同頻共振，讓偉大長征精神變得可感可觸。

　　用細節和實物“說話”

　　《偉大遠征》總導演肖璞介紹，主創團隊遵循“思想+藝術+技術”的創作理念，力求做到：政論有高度，敘事有溫度，史實有精度。

　　“影片的‘實’，來自可觸摸的物：半條被子、一盞馬燈、一艘渡船、一張報紙、一面旗子。”《偉大遠征》總撰稿賈永說，“有了這些，道理自己就會長出來。”

　　“第一集，我們用了中復村那根柱子上的刻痕。那是紅軍出發前，參軍少年量身高留下的。后來他們大都沒有回來，但刻痕還在。”賈永說，一道刻痕，抵得上一萬句“母送兒上戰場”。

　　賈永介紹，挑細節有一條硬杠杠：必須是生動的，必須是史料上查得到的，必須是難以替代甚至不可替代的。

　　長征留下的影像極少。而如今，技術提供了大力支持：15個重點場景虛擬拍攝，8場重要戰役實景拍攝，再加上衛星遙感、航拍、影像修復等手段，讓觀眾能直觀感受那段歷史。

　　“復原的是有史實依據的場景，不是憑空想象。”肖璞說，“所有技術創新都恪守一條原則——服務史實、輔助敘事、不越邊界。技術的底色，永遠是對歷史的敬畏。”

　　拍攝《萬水千山》時，主創團隊遵循著這樣一條規矩：讓實物自己“開口”。總導演朱翌冉把它概括成9個字——找得到、測得准、用得對。

　　第二集《血戰湘江》，從烈士遺骸的打撈與鑒定講起。2017年，新圩阻擊戰中犧牲的20多名烈士的骸骨被從地下暗河中打撈出來。中山大學李法軍教授團隊鑒定：他們大多隻有15到25歲，骨骼細弱，頭顱留著鈍器傷痕。

　　“歷史告訴我們發生了什麼，而遺骨告訴我們，是誰、以怎樣的代價承受了這一切。”朱翌冉說。

　　“細節敘事之所以有效，在於它提供的是証據而非結論”，中國人民大學藝術學院副院長顧亞奇說，“酒海井打撈出的烈士遺骨等，提供了可查証的依據，讓觀眾通過自己的感知形成判斷。”

　　讓今昔彼此照亮

　　肖璞說，創作耗時一年多，主創團隊最重要的動作就是“走”。

　　攝制組走遍長征沿線十幾個省份、數百處舊址，採訪專家和紅軍后人100多位。導演組平均年齡35歲，大多是第一次系統接觸這段歷史，稿件改到“每一個字都被雙腳踏實過”才能定稿。

　　“這部片子不是寫出來、拍出來的，”肖璞說，“而是沿著先輩們的足跡一步步走出來、蹚出來的。”

　　在河南方城縣獨樹鎮，團隊去的時候麥浪滾滾，一片豐收。90多年前那裡打過一場惡仗，倒下的多是十三四歲的紅軍戰士。

　　《偉大遠征》編導胡渝對過草地那場勘測記憶深刻。今天的草地風光壯美，觀眾很難理解過草地難在哪兒。他們請來研究地質的專家講泥炭層，鑽到地下6米，取出來的還是軟爛的泥。

　　“一陷進去，可能就真的看不見人了。”胡渝說。

　　走得越多，越能看清山河之變。

　　當年翻越的夾金山，如今隧道通車，全長9.35公裡，“翻越”變成“穿越”，周邊11萬群眾冬天不再怕封山﹔當年紅軍在花江鐵索橋死守三天三夜，如今花江峽谷大橋飛跨“地球裂縫”﹔2026年9月6日，瑞金始發終到延安的高鐵列車正式開行，當年的征途，縮短為不足12小時。

　　朱翌冉和《萬水千山》創作團隊同樣重走了長征路。印象最深的，是尋找斯諾的那張照片。

　　1936年8月，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在寧夏同心縣豫旺堡拍下一張紅軍老照片，由歷史研究學者鄭文著提供線索，國內首次公開發表。朱翌冉請鄭文著一同來到豫旺堡，對著照片裡的山形輪廓、土坡凸起、溝壑走向反復比對。

　　時隔90年，在同一個季節，他們和斯諾站在同一個位置、同一個角度，完成了跨越時空的又一次拍攝。

　　那一刻，朱翌冉感慨：“山還是那座山，如今已換了人間。”

　　抵達更年輕的人群

　　夜幕降臨，陸軍某部“大渡河連”學習室裡燈火通明。

　　官兵整齊端坐，把《偉大遠征》當作一堂思政課集中觀看。當十七勇士強渡大渡河的畫面出現，不少官兵不自覺挺直了脊背。

　　二級上士羅俊俊感慨：“先輩們冒著槍林彈雨搶渡天險，靠的是鐵心向黨的信仰。今天我們練兵備戰，就是接過先輩的接力棒。”

　　《偉大遠征》播出后，電視端觀眾規模、融媒體閱讀量均超4億﹔收視率1.06%，收視份額破6%。《萬水千山》登上全網熱搜熱榜47個。

　　肖璞介紹，《偉大遠征》的連接，常常落在年輕人身上。影片播出后，新媒體把片中片段摘出來分發，其中一篇的標題是——“29、28、27，看著看著就哭了”。

　　“29、28、27，是長征中犧牲的3位高級指揮員的年齡，都是很年輕的生命。”肖璞說。

　　朱翌冉介紹，貼近青年的表達不是降低歷史的標准，而是轉換講述的語態，“讓歷史以可以被‘重新經驗’的方式走進當代人”。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長征。

　　90年前，紅軍用腳走完長征﹔90年后，“長征”這個名字上天入海。航天員朱楊柱說：“我們腳下的征途是星辰大海，這是屬於新時代的太空長征。”

　　95后美籍記者伍淡然說：“長征精神不是口號，是紅軍實實在在走出來的信念和堅守。我想像斯諾一樣，把我親眼看到、真實感受到的中國，講給世界聽。”

　　彝族工程師吉地遼日，博士畢業后回到大涼山，在西昌衛星發射中心工作。他說：“走出大涼山並不是為了逃離這個地方，而是帶著眼界和知識回饋這個地方。”

　　“90年前那支隊伍用雙腳踩出來的路，”肖璞說，“今天仍需我們以信念接續，以奮斗延伸。”

　　《 人民日報 》（ 2026年11月02日 10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