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西會議：偉大轉折的光輝續篇

1935年1月召開的遵義會議，實現了黨的歷史上生死攸關的偉大轉折，但受當時極端緊急的戰時環境制約，多項重大決策未能落地。1935年2月，中央紅軍長征進入雲南威信扎西地區，中央政治局在行軍途中連續召開系列會議，完成遵義會議后的常委分工、通過遵義會議決議，討論並指導全國蘇區和紅軍的戰略方針，研究中央紅軍進軍方向和部隊縮編等問題，被學術界稱為扎西會議。中央檔案館館藏《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總結粉碎五次“圍剿”戰爭中經驗教訓決議大綱》《關於各軍團縮編的命令》等重要檔案，記錄下扎西會議一系列重大決策，勾勒還原出中國革命偉大轉折的光輝續篇。

土城受挫，再陷困局

紅軍攻佔遵義后，蔣介石迅速部署，調集40萬大軍向遵義地區進逼，企圖將中央紅軍圍殲於烏江西北、川黔邊境。為擺脫敵軍圍困，按照遵義會議通過的決定，中央紅軍迅速北渡長江，向川西或川西北挺進。1935年1月底，中央紅軍發起土城戰斗。由於戰前情報有誤、對川軍力量估計不足，戰斗陷入被動僵持局面，加之敵增援部隊將至，原定快速突破防線、北渡長江的作戰計劃無法實現。為保存革命有生力量，中央紅軍決定迅速撤出戰斗，渡赤水河西進，改向川滇黔三省交界的分水嶺、扎西等地集結。

彼時，黨和紅軍不僅深陷敵人圍追堵截的外部危機，還面臨思想、組織、軍事等多重困境，革命發展遭遇嚴峻考驗。在思想上，遵義會議雖然指出了博古、李德軍事指揮上的錯誤，結束了“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在中央的統治，但還未來得及形成會議決議，加之軍情緊急連續行軍作戰，會議精神無法及時准確在全黨全軍傳達，基層指戰員缺乏統一的思想指引與作戰准則。在組織上，遵義會議雖然將毛澤東增補為中央政治局常委，但未明確常委具體分工，博古仍繼續主持中央工作。根據陳雲1935年寫的《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記錄，“博古同志沒有完全徹底的承認自己的錯誤”，這種情況下，正確的作戰方針難以得到有效貫徹執行。在軍事層面，經過湘江戰役重創與連續長途轉戰，中央紅軍進入扎西地區時，部隊減員嚴重，雖然各軍團、師、團、營、連的番號依舊保留，但很多單位已是空架子，軍委與軍團機關層級臃腫，戰斗人員缺乏，嚴重影響部隊機動能力，難以適應運動作戰需要。

此外，遵義會議前，由於博古、李德的錯誤領導，加之國內形勢緊迫，導致在長征后的4個月時間裡，中央對全國各蘇區和紅軍指導大大減弱了。面對國民黨對中央蘇區的分區“清剿”，項英於2月1日、4日連續向中央發電報請示“整個行動方針”是“集中行動”還是“分散目標”，並批評中央及軍委“自出動以來無指示，無回電，也不對全國布置總方針”。

轉戰扎西，行軍定策

為完成遵義會議未來得及完成的任務，1935年2月5日至9日，中央政治局在扎西境內的水田寨花房子、大河灘庄子上、扎西鎮江西會館連續召開會議。會議由張聞天主持，參加會議的有：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朱德、陳雲、博古、王稼祥、劉少奇、鄧發、凱豐等。會議的主要內容有以下幾方面。

討論決定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分工。2月5日，黨中央、紅軍總部及軍委縱隊到達水田寨。當晚，在水田寨一棟因門窗雕有花草虫鳥圖案而聞名的“花房子”裡，黨中央召開了政治局常委會議，正式落實遵義會議“常委中再進行適當的分工”的決定，討論並“決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負總的責任”，毛澤東協助周恩來負責軍事指揮，博古任紅軍總政治部代理主任。

討論通過由張聞天起草的遵義會議決議。2月8日，中央政治局在大河灘庄子上召開會議。會議討論通過了由張聞天起草的《中共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即遵義會議決議）。決議是張聞天在遵義會議后，根據與會多數人特別是毛澤東發言的內容起草。決議充分肯定毛澤東等指揮紅軍多次取得反“圍剿”勝利所採取的戰略戰術的基本原則，明確指出博古、李德“軍事上的單純防御路線，是我們不能粉碎敵人五次‘圍剿’的主要原因”。這個具有歷史意義的文獻，對中央紅軍與全國各地紅軍突圍轉移、粉碎“圍剿”、取得長征的勝利，奠定了思想和理論基礎。決議通過后，為便於傳達貫徹，張聞天又根據決議精神，寫成提綱式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總結粉碎五次“圍剿”戰爭中經驗教訓決議大綱》，以“中共中央書記處”的名義於當天發出。

討論中央紅軍進軍方向和部隊縮編問題，作出了“回兵黔北”和“縮編”的決策。1935年2月9日，中央政治局在扎西鎮江西會館召開擴大會議，討論了中央紅軍進軍方向及部隊縮編等問題。毛澤東在會上提出回師東進、再渡赤水、重佔遵義的方針，認為應利用敵人的錯覺，尋找有利的戰機，集中優勢兵力，發揚我軍運動戰的特長，主動地消滅敵人。為此提出部隊輕裝，精簡機構，充實連隊。會議接受了毛澤東的主張。2月10日，中革軍委發布《關於各軍團縮編的命令》，中央紅軍在扎西地區開始進行整編。為適應戰斗需要，充實各連隊戰斗力，全軍除干部團外，縮編為16個團，分屬紅軍第一、第三、第五、第九軍團，部隊的戰斗力和機動性大為增強。

研究討論中央和全國其他蘇區與紅軍的戰略方針及組織問題，並作出指示。2月5日，中央向項英轉中央分局發出“萬萬火急”指示電，要求“分局應在中央蘇區及其鄰近蘇區堅持游擊戰爭”，並決定成立革命軍事委員會中區分會，一切重要的軍事問題可經過軍委討論。2月11日，中央對紅二、紅六軍團的戰略方針和組織領導作出部署，“是決戰防御而不是單純防御，是運動戰而不是陣地戰”，組成革命軍事委員會分會。扎西會議還決定成立中共川南特委、組建中國工農紅軍川南游擊縱隊，留守川滇黔邊區開展游擊斗爭，以牽制敵軍協同作戰。

承前啟后，完成轉折

扎西會議是遵義會議的繼續和最后完成。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分工和遵義會議決議的正式成文，都是這次會議最后完成的。配套形成的決議大綱簡要概括決議基本精神，便於向基層部隊快速傳達學習。會后，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澤東、張聞天、陳雲等陸續到軍委縱隊和各軍團干部會上傳達決議。通過決議的發布與宣講，遵義會議的思想成果從高層共識轉化為全軍統一遵循的思想准則，破除了教條主義思想桎梏，為紅軍靈活開展機動作戰提供了思想支撐。劉伯承在《回顧長征》中寫道，“遵義會議的精神傳達到部隊中，全軍振奮，好像撥開重霧，看見了陽光，一切疑慮不滿的情緒一掃而光”。

扎西會議進一步推動了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形成。自長征開始，張聞天就在獨立思考和實踐認識中逐漸認同並支持毛澤東。張聞天負總責后，支持毛澤東從“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到重佔遵義后就任前敵司令部政治委員，再到撤銷攻打打鼓新場計劃后進入新的“三人團”，使遵義會議事實上確立的毛澤東同志在黨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得以進一步實現，使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正確的軍事路線和戰略方針戰術原則得以貫徹落實。

扎西會議后，按照新的戰略方針和戰術原則，中央紅軍二渡赤水，回師黔北，奇襲婁山關，再佔遵義城，殲敵2個師又8個團，俘敵3000多人，取得中央紅軍長征以來最大的一次勝利﹔中央蘇區的紅軍改變組織形式和斗爭方式，迅速突圍，分散在南方堅持游擊戰爭達三年之久，為革命鍛煉和保存了一大批骨干力量﹔紅二、紅六軍團在反“圍剿”斗爭中加強領導，調整戰略方針，逐步變被動為主動，取得一系列勝利﹔紅四方面軍配合中央紅軍新的戰略方針，取得嘉陵江戰役的勝利，打亂了川陝敵人的“會剿”計劃。

偉大轉折不是一次會議一蹴而就，而是在連續斗爭、不斷反思、持續調整中逐步實現的。從通道、黎平、猴場、遵義到扎西，黨領導紅軍堅持實事求是、堅持獨立自主、勇於自我革命，一步接一步，在血與火的實踐檢驗中，找到了適合中國國情的革命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