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農民運動的紅色搖籃

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是由共產黨人倡議創辦、專門培養農民運動骨干的重要機構。1924年7月至1925年12月，農講所已連續舉辦五屆。1926年1月，毛澤東出席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此后，在毛澤東、林伯渠等共產黨人的積極推動下，農民運動委員會正式成立，並提議續辦農民運動講習所。毛澤東作為委員會核心成員全程主持籌備，同年3月被正式任命為第六屆農講所所長，隨即全面推進招生等各項工作。

招生是辦學的關鍵環節，毛澤東高度重視。他立足全國革命形勢與北伐戰爭發展需要，將招生范圍拓展至全國20個省區，覆蓋地域為歷屆之最，並重點面向北伐戰爭途經省份選拔學員。同時，嚴格把控生源質量。按規定，各省推薦的學員須先通過地方初試，符合“決心做農民運動，並無他項異想﹔中學程度，文理通順﹔年齡十八以上二十八以下，身體強健無疾病﹔富勇敢奮斗精神”四項基本條件。在此基礎上，毛澤東與林伯渠等人於4月10日組成考試委員會，開展復試工作。最終，共有327人獲錄取，人數遠超此前各屆。

1926年5月3日，第六屆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舉行開學典禮。在毛澤東主導下，農講所緊密結合革命斗爭實際，踐行“養成農民運動之指導人才”的辦學宗旨，為推動農民運動發展和革命形勢演進作出了重要貢獻，成為歷屆農講所中影響最為深遠的一屆。

課程講授以共產黨員為核心力量。毛澤東親自講授《中國農民問題》《農村教育》《地理》三門課程，其中《中國農民問題》授課時長最長，共23小時。他在授課中總結中國革命斗爭的歷史，指出辛亥革命、五卅運動之所以未能取得徹底勝利，重要原因在於“完全未得三萬萬二千萬之農民來幫助和擁護”﹔並從人口、生產、革命力量、戰爭關系、革命目的五個方面，闡明農民問題在國民革命中的地位。對此，他提出，“中國國民革命是農民革命”，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是革命黨的一個中心問題。在《農村教育》課上，他批判封建教育對民眾的長期束縛，主張農村教育要“適合於農民經濟之發展，並使農民得到解放”。在《地理》課教學中，他闡述學習地理與革命工作的關系，要求學員掌握全國地理概況，更要深入了解本省山川形勢、人情風俗習慣以及地理對政治的影響。

堅持理論聯系實際，是本屆農講所教學的鮮明特點。毛澤東引導學員運用理論分析本省農民問題，探尋解決路徑。他與蕭楚女等人按照學員省籍組建13個農民問題研究會，圍繞租率、主佃關系、抗租減租、平粜風潮等36項實際問題開展專題研究。

成為合格的農民運動領導者，既要掌握理論，更要具備武裝斗爭能力。為此，毛澤東將軍事訓練擺在突出位置，明確軍事課程與訓練時間佔總課時三分之一，實行嚴格軍事化管理，設立軍事訓練部統一組織實施。通過隊列、刺殺、射擊等科目訓練與軍事演習，學員系統掌握了開展農民運動所需的基本軍事技能。

經過四個多月的學習訓練，第六屆農講所學員完成全部學業。1926年9月11日，結業典禮舉行。臨別之際，毛澤東勉勵學員：回到各地后要拜農民為師，同農民結為朋友，脫去知識分子習氣，放下架子，敢於同反動勢力斗爭，不怕艱苦、不怕犧牲，為農民求解放、謀利益。結業后，學員們紛紛返回原籍，投身農民運動，發動群眾建立農民協會，組織農民自衛武裝，開展反帝反封建斗爭，迅速成為各地農運的中堅力量。

在主辦第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期間，毛澤東還形成了具有深遠影響的農民革命思想。他主持編輯出版的《農民問題叢刊》，作為系統研究農民問題的重要文獻匯編，為各地農民運動提供了理論參考與實踐指引。在為叢刊所作序言《國民革命與農民運動》中，毛澤東鮮明提出“農民問題乃國民革命的中心問題”，並從社會結構層面進行分析。這一建立在歷史唯物主義基礎上的深刻論斷，為中國共產黨后來探索“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奠定了重要理論基礎。

 （摘編自《前線》2026年第5期 馮玲 李桂華/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