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義會議：黨的歷史上生死攸關的轉折點

1935年1月召開的遵義會議，是中國共產黨百年征程中生死攸關的轉折點。由於當時艱苦的條件和嚴峻的戰爭環境，遵義會議留存下來的檔案資料很有限，其中最重要、最權威的兩件是《中共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和《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這兩件珍貴檔案均保存在中央檔案館，具有不可多得的史料價值。

危急關頭的歷史抉擇

1933年9月至1934年10月，在博古、李德推行“左”傾教條主義錯誤軍事路線指揮下，中央革命根據地第五次反“圍剿”斗爭遭受失敗，中央紅軍被迫實行戰略轉移。在突破湘江第四道封鎖線時，紅軍廣大干部、戰士同國民黨軍隊展開了殊死決戰，擔任掩護任務的紅五軍團第三十四師和紅三軍團第十八團大部分壯烈犧牲，中央紅軍和中央機關人員由出發時的8.6萬余人銳減至3萬余人，黨和紅軍陷入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機。在廣大紅軍指戰員和干部中，特別是黨的高級干部中，醞釀著要求糾正錯誤、改變領導的意見。

關於中央紅軍的前進方向，渡過湘江后黨中央內部一直存在分歧。紅軍佔領湖南通道后，是繼續按照原定計劃向北與紅二、紅六軍團會合，還是避開國民黨軍布下的埋伏，中央領導人曾發生過激烈爭論。1934年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開長征開始后的第一次會議，根據毛澤東的建議，會議通過決議，放棄到湘西北同紅二、紅六軍團會合的計劃，改向貴州北部進軍。會議還決定，在適當時機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

會后，中央紅軍於12月底佔領烏江南岸的猴場。12月31日晚至次日凌晨，中央政治局再次召開會議，決定“關於作戰方針，以及作戰時間與地點的選擇，軍委必須在政治局會議上做報告”。這個決定，實際上剝奪了博古、李德的軍事指揮權。接著，紅軍渡過烏江，把國民黨的“追剿”軍甩在烏江以東和以南地區，為遵義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召開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力挽狂瀾的真理辨析

1935年1月7日，紅軍攻克黔北重鎮遵義。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在遵義召開擴大會議（即遵義會議），集中全力解決當時具有決定意義的軍事和組織問題。出席會議的政治局委員有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朱德、陳雲、博古，候補委員有王稼祥、劉少奇、鄧發、何克全（凱豐），還有劉伯承、李富春等紅軍總部和各軍團負責人，以及中央秘書長鄧小平，李德及擔任翻譯工作的伍修權也列席了會議。陳雲在《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以下簡稱《傳達提綱》）中記載：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的召集，是基於在湘南及通道的各種爭論而由黎平政治局會議所決定的。

會上，博古首先作了關於第五次反“圍剿”的總結報告。他對軍事指揮上的錯誤作了一些檢討，但主要還是強調種種客觀原因。隨后，周恩來就軍事問題作副報告，他指出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主要原因是軍事領導的戰略戰術的錯誤，並主動承擔責任，作了誠懇的自我批評，同時也批評了博古和李德。張聞天按照會前與毛澤東、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見，作反對“左”傾軍事錯誤的報告，比較系統地批評了博古、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隨后毛澤東作了長篇發言，對博古、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進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評，並闡述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戰術問題和此后在軍事上應該採取的方針。

其實，早在第五次反“圍剿”時，毛澤東等就對李德錯誤的軍事指揮提出過許多意見。正如《傳達提綱》所指出，“這種錯誤的軍事上的指揮，是經過了一個很長時期的。在這一時期中，黨內軍委內部不是沒有爭論的，毛張王曾經提出過許多意見，就是恩來同志也曾有些個別戰役上的不同意見，但是沒有勝利的克服這種錯誤。至於各軍團——尤其是一、三軍團的首長不知有多少次的建議和電報，以及每個戰役的‘戰斗詳報’，提出他們的作戰意見，可惜完全沒有被採納”。當時列席遵義會議的伍修權回憶：毛澤東講了大約有一個多小時，發言的主要內容是說當前首先要解決軍事問題，他“尖銳地批評了李德的錯誤軍事指揮，隻知道紙上談兵，不考慮戰士要走路，也要吃飯，也要睡覺，也不問走的是山地，平原還是河道，隻知道在略圖上一劃，限定時間打，當然打不好”。毛澤東的發言反映了大家的共同想法和正確意見，受到與會絕大多數同志的熱烈擁護。

遵義會議改組了中央領導機構，陳雲在《傳達提綱》中詳細記錄：擴大會最后作了下列的決定：“（一）毛澤東同志選為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決議，委托常委審查后，發到支部中去討論。（三）常委中再進行適當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團，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周為軍事指揮者，而恩來同志是黨內委托的對於指揮軍事上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會后不久，中央政治局常委進行分工，根據毛澤東的提議，決定由張聞天代替博古負中央總的責任﹔以毛澤東為周恩來在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

會后，張聞天根據與會多數人特別是毛澤東發言的內容起草了《中共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一般稱《遵義會議決議》），這是遵義會議最重要的成果，2月8日，中央政治局在雲南扎西（今威信）地區召開會議，正式審議通過了這份決議。《遵義會議決議》全文共14節，長達1.2萬余字，不僅在軍事上糾正了錯誤路線，更在政治上確立了實事求是原則，在組織上恢復了民主集中制傳統，成為統一全黨全軍思想、明確軍事政治方向的綱領性文獻。

浴火重生的偉大轉折

遵義會議后，中央紅軍重整旗鼓、振奮精神，在新的中央領導的指揮下，根據實際情況的變化，展開了機動靈活的運動戰，迂回曲折地穿插於敵人重兵之間。從1月末到3月下旬，紅軍四次渡過赤水河，在遵義戰役中，紅軍殲敵兩個師又八個團、俘敵3000余人，取得中央紅軍長征以來最大的一次勝利。之后紅軍南渡烏江，佯攻貴陽，分兵黔東，再襲雲南，在昆明附近虛晃一槍后突然掉頭向北，於5月初渡過了金沙江，取得了戰略轉移中具有決定意義的勝利。這一勝利，是遵義會議后更換了中央軍事領導之后取得的，充分顯示了毛澤東高超的軍事指揮藝術。

遵義會議在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和長征初期嚴重受挫的歷史關頭召開，明確地回答了紅軍的戰略戰術方面的是非問題，指出博古、李德軍事指揮上的錯誤，同時改變中央的領導特別是軍事領導，解決了黨內所面臨的最迫切的組織問題和軍事問題，結束了“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在中央的統治，事實上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黨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在最危急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從此，中國共產黨在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領導下，克服重重困難，一步步地引導中國革命走向勝利。遵義會議是黨的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開始走向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