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長征中的政治軍事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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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主席指出，強軍首先要在政治上強，政治上強是最根本的強。進入新時代，戰爭形態和作戰樣式加速演變、深刻重塑。密切關注、深入研究這些變化，借鑒長征中政治軍事仗蘊含的政治智慧和軍事智慧，從政治和戰略高度把握其整體趨勢和本質特征，有助於增強軍事斗爭准備的主動性、針對性、實效性，打好當今時代的政治軍事仗。

毛澤東同志把政治因素特別突出的作戰稱為“政治軍事仗”。從政治軍事仗的視角看，長征勝利不僅是軍事層面的戰略突圍，更是政治統領軍事的偉大勝利，是一部在物質條件極度匱乏、敵我力量懸殊條件下，把黨的政治優勢轉化為軍事勝勢的壯麗史詩。長征中的政治軍事仗，為新時代推進政治建軍、鍛造能打仗打勝仗的人民軍隊提供了重要歷史鏡鑒。

以政治定向，在戰略全局中把准前進方向

政治軍事仗要回答的首要問題，是戰略方向由什麼統領、朝什麼目標推進。長征的偉大實踐和勝利給出了明確答案——政略決定戰略，政治全局統領軍事大局。紅軍是一個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軍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務的工具之一”。長征的戰略主動權，從來不是局限於戰場一時一地的局部主動，而是著眼於全國革命形勢的全局主動。

長征是在生死存亡絕境中不斷校准政治航向的偉大遠征。長征初期湘江一戰，使紅軍陷入“往哪裡走、怎麼走”的迷茫困境。聶榮臻同志回憶：這“促使人們從根本上考慮黨的路線問題、領導問題”。以遵義會議為轉折點，我們黨糾正“左”傾錯誤軍事路線，事實上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黨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開始確立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為紅軍重新找准前進方向。長征途中，從毛澤東同志在遵義群眾大會上宣講北上抗日，到兩河口會議確立“集中主力向北進攻”，到沙窩會議、毛兒蓋會議同張國燾南下主張堅決斗爭，再到榜羅鎮會議確定長征落腳陝北，每一步軍事行動方向都緊密服從服務於北上抗日的政治全局。正是因為黨中央牢牢把握這一政治方向，把長征前進大方向與抗日救國的民族使命緊緊綁定，變被動突圍的孤軍為北上抗日的先鋒，變軍事被動為政治主動，實現三大主力紅軍向抗日前線的戰略轉移，把長征走成一條通往民族解放的勝利之路。

紅軍長征用鮮血印証了“軍事不過硬一打就垮，政治不過硬不打自垮”的內在規律。軍事上的被動，根子往往出在政治方向上的偏差。新征程上，必須充分發揮政治建軍特有優勢，強化政治引領，筑牢政治根基，確保強軍事業始終沿著正確政治方向前進，把黨的政治優勢、組織優勢不斷轉化為強軍制勝優勢。

以政治謀局，在機動周旋中開辟戰略通道

如果政治定向定的是政略對戰略的統攝，解決“往哪走”的問題，那麼政治謀局謀的則是如何以軍事手段為政治目標開辟道路，解決“如何走”的問題。這是政治軍事仗區別於單純軍事觀點的關鍵，即軍事行動謀篇布局始終服務於政治目的實現。

長征中的四渡赤水，就是這一邏輯的生動演繹。在敵人重兵圍堵縫隙中，毛澤東同志以政治為“的”、以軍事機動為“矢”，靠政治定力引領戰術突圍，贏得戰略主動。一渡赤水，避敵鋒芒﹔二渡赤水，回師殲敵﹔三渡赤水，誘敵西向﹔四渡赤水，戰略突圍，紅軍徹底甩開國民黨40多萬大軍圍追堵截。從政治軍事仗視角看，四渡赤水決策邏輯體現出一個根本原則：軍事上的靈活性服從服務於政治上的堅定性。看似迂回折返四次渡河，每一步都服從於遵義會議確定的正確路線，以軍事上的機動創造戰略轉移條件，為長征尋找出路。苟壩會議也是政治謀局的一個典型范例。1935年3月10日，苟壩會議上多數與會者贊成攻打打鼓新場，唯獨毛澤東一人反對。深夜，毛澤東提著馬燈走到周恩來住處詳陳利害。次日早晨，再次舉行中央負責人會議，最終決定取消原定攻打計劃。后來獲取的情報証實，紅軍避免了一場可能導致全軍覆沒的險仗。回望苟壩會議，其意義遠超作戰決策本身。它推動全黨反思，在極端不確定戰場環境中軍事決策應遵循什麼邏輯。攻打打鼓新場，一旦不能速勝，勢必陷入攻堅戰。然而紅軍當時最緊迫任務不是打一仗、奪一城，而是“應當在運動戰中消滅敵人”，保存革命火種，完成北上抗日戰略轉移。

透過歷史，可以更加清晰地認識到，政治謀局本質上是著眼政治目標運籌軍事行動。打還是不打、怎麼打、打到什麼程度，都要服從和服務於政治。新征程上，要錨定政治建軍這個立軍之本，把提高官兵政治素養、錘煉政治本領貫穿戰建備各領域全過程，在重大任務考驗中練強政治判斷力、政治領悟力、政治執行力。

以政治凝心，在生死考驗中淬煉思想意志

政治軍事仗，不僅是政治統領軍事，更是以政治之力催生軍事偉力。長征途中，紅軍在敵我力量懸殊、物資極度匱乏、前路險象環生環境下，面對重兵圍堵、飢寒交迫、雪山草地等極限考驗，究竟憑借何種力量實現絕境重生，完成人類史上前所未有的偉大遠征？一個重要原因就在於政治工作這條“生命線”，使紅軍催生出拖不垮、打不爛的強大戰斗力。

越是生死絕境，越見“生命線”偉力。探尋這種力量之源，至少可以從三個維度把握。其一，思想鑄魂。紅軍不怕遠征難，是因為有堅定的信念與統一的思想。遵義會議后，面對教條主義思想余毒和官兵困惑，黨中央把統一思想、凝聚意志作為首要政治任務，通過電報、會議等形式迅速把遵義會議精神傳達全軍，把紅軍的信念、意志、步調擰成一股繩，為實現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等軍事行動提供堅強政治保障。其二，組織強基。紅軍屢遭絕境而不瓦解、不潰散的另一根本保証是“支部建在連上”。建制可以打散，支部不會散。長征途中，各級干部傷亡率極高，人員打散、隊伍失聯是常態，但只要黨組織在、黨員骨干在，隊伍就有主心骨、有方向、有力量，就會再次凝聚起來。長征途中，紅四方面軍副連長李玉勝收攏全團29名傷病員，成立臨時黨支部，帶領大家走出草地，最終闖過生死關，回到黨中央身邊。其三，情感聚力。紅軍隊伍中有一種舊軍隊不可能擁有的新型內部關系——官兵一致。參加過長征的女戰士李伯釗曾動情回憶：“士兵愛士兵，士兵愛官長，官長愛士兵”“全軍完全在政治思想上，活潑精神中，純真的同志關系中，融為一體”。這種融成一體的關系，體現在長征中的每一個細節裡。平時同甘苦，戰時方能共生死，這種平等民主的內部關系迸發出的戰斗力，是敵人永遠無法復制的政治優勢。

長征路上，紅軍用鮮血和生命檢驗了這條真理——政治工作永遠是我軍的生命線。新征程上，風高浪急甚至驚濤駭浪的風險挑戰猶存，必須始終從思想上政治上掌握部隊，不斷賦予政治工作這條“生命線”新的時代內涵，持續凝聚強軍興軍磅礡力量。

以政治塑勢，在匯聚合力中創造有利條件

政治軍事仗區別於單純軍事仗的又一關鍵，在於通過政治智慧和政治策略，塑造有利的戰場環境、力量格局和行動條件，最終形成統攝全局的強大政治勢能。回望長征，它不僅是軍事上的戰略轉移，更是一場深刻的政治塑勢，是擴大黨和紅軍影響、宣傳革命主張、動員革命群眾、吹響民族覺醒和奮進號角的政治征程。

長征途中，紅軍不僅面對軍事圍剿，更面對復雜地域、復雜民族、復雜敵情的多重考驗。這期間，黨和紅軍成功開展了對國民黨地方實力派、少數民族上層人士、宗教界代表等的統戰工作。例如，長征前夕，利用粵系軍閥與蔣介石的矛盾，達成“五項協議”，為初期突圍創造了有利條件。長征中，面對沿途群眾對紅軍不了解、受國民黨反動宣傳誤導等情況，紅軍每到一地都嚴格執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不拿群眾一針一線，主動幫群眾挑水、種地、打掃院子，開倉放糧救濟貧苦百姓，用實際行動讓群眾認識到“紅軍是窮人自己的隊伍”。同時，注重做好對沿途群眾的發動，廣泛宣傳黨的抗日主張，喚起革命熱情。長征途中，僅給紅軍帶路的向導就有近3000人，參與籌糧、掩護傷員、傳遞情報的群眾數不勝數，沿途更有數萬名群眾加入紅軍。黨創造性地制定並宣講民族平等、民族團結政策，改變了少數民族對紅軍、對革命的認知，留下“單家集夜話”“彝海結盟”等佳話，奠定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群眾基礎。

長征的實踐表明，真正的戰場優勢，從來不只是兵力和火力的對比，更是政治根基、人心向背的較量。新征程上，面對日趨激烈的大國博弈，始終站穩人民立場，把植根人民、服務人民的政治本色轉化為制勝優勢，把民族團結優勢轉化為邊防穩固支撐，把政治根基轉化為官兵敢打必勝、群眾全力支持的打贏底氣，鞏固和發展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和國際統一戰線，確保人民軍隊始終立於不敗之地。

（作者單位：習近平強軍思想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