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刻認識遵義會議的歷史貢獻

在紀念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勝利90周年的日子裡，我們常常會思考一個問題，長征憑什麼能夠勝利？英勇的紅軍戰士在長征中，用腳板跨越了15個省份，走過了人跡罕至的草地，紅一方面軍（中央紅軍）、紅二方面軍、紅四方面軍、紅二十五軍4路紅軍總裡程約為6.5萬裡。正如毛澤東感嘆的：“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到於今，歷史上曾經有過我們這樣的長征嗎？”長征之所以能夠勝利，離不開紅軍指戰員身上閃耀的偉大長征精神。

而長征精神之所以能夠結出勝利的果實，是因為1935年1月召開的遵義會議接受了毛澤東的正確主張，扭轉了中央紅軍被動的局面，最終贏得了紅軍長征的偉大勝利。因此，我們常常說，是遵義會議開始確立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在最危急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

遵義會議已經成為研究長征史、中國共產黨歷史的重大課題，而且積累了豐富的研究成果。在紀念長征勝利90周年之際，有必要對遵義會議進行再研究。

遵義會議的最大貢獻，是開始形成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

黨的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黨的歷史上第一個歷史決議對遵義會議的評價是，“在毛澤東同志所領導的在貴州省遵義城召開的擴大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得以勝利地結束了‘左’傾路線在黨中央的統治，在最危急的關頭挽救了黨”，“這次會議開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央的新的領導，是中國黨內最有歷史意義的轉變。也正是由於這一轉變，我們黨才能夠勝利地結束了長征，在長征的極端艱險的條件下保存了並鍛煉了黨和紅軍的基干，勝利地克服了堅持退卻逃跑並實行成立第二黨的張國燾路線，挽救了‘左’傾路線所造成的陝北革命根據地的危機”。

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黨的歷史上第二個歷史決議指出：“一九三五年一月黨中央政治局在長征途中舉行的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使紅軍和黨中央得以在極其危急的情況下保存下來，並且在這以后能夠戰勝張國燾的分裂主義，勝利地完成長征，打開中國革命的新局面。這在黨的歷史上是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

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黨的歷史上第三個歷史決議指出：遵義會議“事實上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黨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開始確立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開始形成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開啟了黨獨立自主解決中國革命實際問題新階段，在最危急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並且在這以后使黨能夠戰勝張國燾的分裂主義，勝利完成長征，打開中國革命新局面。這在黨的歷史上是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

這三次評價的共同點，一是強調這是黨的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二是強調遵義會議結束了“左”傾路線在黨中央的統治，在最危急的關頭挽救了黨﹔三是強調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使紅軍和黨中央得以在極其危急的情況下保存下來﹔四是強調遵義會議為戰勝張國燾的分裂主義，勝利地完成長征，打開了中國革命的新局面。當然，這三個歷史決議三次評價，每一次評價的表述都有細微的不同。但是第三次評價有一個重要的結論不能看作是細微的不同。這個結論就是，“開始形成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開啟了黨獨立自主解決中國革命實際問題新階段”。

毛澤東的“核心”體現在哪些方面呢？按照陳雲在《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中所陳述的，遵義會議通過的決定，第一條就是“毛澤東同志選為常委”。遵義會議后在對常委分工時，明確毛澤東為周恩來在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由於當時黨的領導主要是領導軍事斗爭，毛澤東由此進入中央領導集體並承擔起軍事指揮的領導任務。遵義會議后，軍事上的重大決策都是毛澤東帶領大家作出的，不久就扭轉了中央紅軍被動的局面，最終贏得了紅軍長征的偉大勝利。

遵義會議開始形成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是鄧小平在1989年五六月間提出並反復強調的。當然，這不是說之前我們完全沒有使用過“核心”這個概念。比如在1962年中央召開的七千人大會上，鄧小平就說過：“我們黨，在過去一段時間裡，中央和毛澤東同志都特別強調樹立核心﹔后來，核心大體上樹立了，就特別強調如何當好‘班長’。這就是說，一定要樹立核心。不建立核心，處於渙散的狀況，這個黨委的工作是做不好的。”應該講，鄧小平在這裡講的“核心”，指的是黨委的“班長”，和他后來強調的“黨中央的核心”不完全一樣，但又有聯系，因為黨中央和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也有一個“班長”這樣的“核心”。

毛澤東同志核心地位的形成是一個過程，遵義會議“開始形成”毛澤東同志的核心地位也是一個過程

眾所周知，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是毛澤東。但是，這一核心地位的形成和確立是一個過程。毛澤東同志的核心地位“開始形成”於遵義會議﹔1938年召開的黨的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在思想政治上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黨中央的核心地位﹔經過延安整風，1943年3月在調整中央領導機構過程中正式確認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書記處主席，並規定“主席有最后決定之權”﹔黨的六屆七中全會進一步以歷史決議形式，充分肯定毛澤東同志在全黨的領導地位﹔1945年召開的黨的七大，是毛澤東同志核心地位的確立和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形成的標志。

遵義會議的最大貢獻，就是“開始形成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以此來定性遵義會議的最大貢獻，我們可以注意到，毛澤東同志核心地位的“開始形成”是一個過程，由此決定了遵義會議同樣是一個過程。

遵義會議之所以能夠結束“左”傾路線在黨中央的統治，確立毛澤東同志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根本原因在於黨中央接受了毛澤東的戰略戰術。這和毛澤東在長征路上同王稼祥、張聞天等中央領導人坦誠交流溝通有關，和紅軍前線指戰員的強烈呼聲有關，但最重要的是與在危急關頭黨中央領導人先后舉行的通道會議、黎平會議、猴場會議這三場會議有直接的關系。通道會議和黎平會議解決了中央紅軍的戰略方針問題，毛澤東提出的建議得到與會多數同志贊同，並通過了《中央政治局關於戰略方針之決定》。渡過烏江后在猴場舉行的政治局會議不僅作出決定，首先在以遵義為中心的黔北地區，然后向川南創建新根據地，而且決定關於作戰方針以及作戰時間與地點的選擇，軍委必須在政治局會議作報告，以加強政治局對軍委的領導。這個決定，實際上剝奪了博古、李德的軍事指揮權。因此，遵義會議召開前的這三次會議和遵義會議之間具有不可分割的內在聯系，是遵義會議的准備階段。

遵義會議是正確路線和錯誤路線的決戰階段，同時也是毛澤東同志核心地位“開始形成”的決定性階段。1935年1月15日至17日舉行的為期3天的遵義會議，經過黨內高層充分的民主討論，毛澤東的長篇發言對博古、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進行了鞭辟入裡的分析和批評，闡述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戰術問題和此后在軍事上應該採取的方針。毛澤東的發言得到與會絕大多數領導同志的支持。同時，會議決定改組中央領導機構，選舉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決定常委中進行適當分工﹔取消在長征前成立的由博古、李德、周恩來組成的“三人團”，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德、周恩來為軍事指揮者，周恩來為黨內委托的對於軍事指揮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會議最后指定張聞天起草決議，委托常委審查，然后發到支部討論。毛澤東成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意味著他第一次進入了黨的最高決策層。

遵義會議后的一系列會議，從扎西會議到苟壩會議，是毛澤東開始成為黨中央的核心的后續階段。1935年1月28日在土城召開的中央政治局緊急會議，決定西渡赤水，以保存中央紅軍實力。2月初舉行的扎西會議，正式通過了張聞天起草的遵義會議決議即《中共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同時對中央政治局常委進行分工，決定由張聞天接替博古負中央總的責任，決定毛澤東為周恩來在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博古任總政治部代理主任。扎西會議還根據毛澤東建議，二渡赤水，回師遵義。3月4日，中革軍委在第二次進駐遵義后設置前敵司令部，以朱德為司令員、毛澤東為政治委員。但是在后來舉行的苟壩會議上，除毛澤東之外的所有人都主張攻打黔軍佔據的打鼓新場，於是就發生了毛澤東半夜提著馬燈去說服周恩來的故事。后來証明毛澤東是對的，於是決定成立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新三人團”指揮全軍的軍事行動。接著，就是三渡赤水、四渡赤水，紅軍變被動為主動，踏上了勝利之途。因此，從遵義會議到苟壩會議，是我們講的遵義會議“開始形成”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最后階段。

“開始形成”毛澤東同志核心地位的遵義會議，有狹義的遵義會議和廣義的遵義會議之別

綜上所述，我們常說的遵義會議“開始形成”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是一個由遵義會議前的“准備階段”、遵義會議的“決定性階段”和遵義會議后的“后續階段”構成的完整過程。再進一步考察，我們可以注意到，遵義會議前的“准備階段”雖然對遵義會議有重大意義，但還不等於遵義會議。但遵義會議的“后續階段”則不同，這一階段應該是遵義會議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

這是因為，當時處於戰爭激烈進行的狀態之中，遵義會議的全部議程不可能在有限的時間內全部完成。事實上，當時有的領導人沒有開完會就趕回前線去指揮作戰了。遵義會議的決議也只能在遵義會議后的扎西會議上通過。成立“新三人團”指揮全軍的軍事行動，完全確立毛澤東的領導地位，也只能在苟壩會議完成。也就是說，在遵義會議“開始形成”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這一歷史過程中，包括了扎西會議和苟壩會議等重要會議。由此可見，遵義會議有狹義的遵義會議和廣義的遵義會議之別。狹義的遵義會議，就是1935年1月15日至17日舉行的為期3天的遵義會議﹔廣義的遵義會議，還包括扎西會議和苟壩會議。

以史鑒今，深刻領悟“兩個確立”的決定性意義

新時代黨的建設歷史同樣告訴我們，從黨的十八屆一中全會提出“帶頭維護中央權威”，到2015年提出必須有很強的看齊意識，經常、主動向黨中央看齊，直至形成“四個意識”“兩個維護”“兩個確立”，這一認知形成過程既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發展提出的要求，也是中國共產黨歷史經驗的承繼。

如同長征中紅軍戰士不怕犧牲、英勇斗爭的崇高精神，由於開始形成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及其力挽狂瀾的正確領導，這些奮斗、這些犧牲才換來長征勝利的果實一樣，今天我們要通過改革開放充分發揮億萬人民的創造偉力，並把億萬人民群眾的創造偉力轉化為造福億萬人民群眾的美好生活，也要靠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才能在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下創造出新時代的新奇跡。

我們在紀念長征勝利90周年之際，對遵義會議進行深入的再研究，不僅可以更加深刻地認識鄧小平關於“關鍵在領導核心”這一重要思想的現實意義，而且可以更加自覺地深刻領悟“兩個確立”的決定性意義，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萬眾一心，攻堅克難，完成歷史和時代賦予我們的強國建設、民族復興的神聖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