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光的治家風范

在《擺脫貧困》一書的《干部的基本功——密切聯系人民群眾》中，習近平同志說“中國歷史上有不少官吏是既廉又勤的”，並舉了司馬光等例子，評價他“欲以身殉社稷，躬親庶政，不舍晝夜”，“於物淡然無所好”，“惡衣菲食以終其身”。

司馬光是北宋名臣、著名史學家，他的《資治通鑒》是我國第一部編年體通史，對后世影響深遠。其《家范》同樣對后世影響深遠。全書共十卷，從祖、父、母、子等家庭成員角度進行論述，所載皆“謹言慎行、日用切要之事”，多引先賢嘉言懿行為例証。它作為司馬光“一生得力於是”且“有裨於世道人心非淺”的作品，亦堪稱“齊家通鑒”。作為中國傳統家訓文化發展史上的重要人物，司馬光繼承並發展了儒家治家思想，值得今天的我們仔細品味。

禮：凡為家長，必謹守禮法

禮是司馬光家風家教思想的核心理念。他認為，治國必先齊家，治家應該以禮為先。在他看來，禮的存在是因為人是群體性動物，“苟非群聚以御外患，則反為異類食矣，是故聖人教之以禮”。從人文教化層面而言，禮不僅具有規范行為、維系秩序的作用，更承擔著涵養美德、塑造人格的功能。通過禮的教化，人才能逐漸成長為知禮守義的人。他在《家范》開篇即強調“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家庭成員要各守其位，各盡其責，才能形成穩定有序的家庭關系。以禮治家的關鍵是家中長輩尤其是家長，“凡為家長，必謹守禮法，以御群子弟及家眾”。

然而僅僅以禮維系秩序是不夠的，他進一步引用《孝經》中的話：“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對親人的愛是人之常情，無法想象連至親都不愛的人，如何能去關愛他人。司馬光對人性中愛的情感的強調，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傳統宗法社會森嚴的等級壁壘，這使得其家風家教思想更具親和力。

司馬光所倡導的治家之道，並非單純強調禮制的約束功能，而是在禮的規范與愛的情感之間尋求一種可能的平衡，通過“以禮立序、以愛維情”的方式，實現家庭倫理秩序與親情紐帶的統一。這種禮情相融、剛柔並濟的家教理念，最終是為了實現“以禮立家、以禮育人、以禮成德”的治家理想，這也是《家范》所蘊含的家風家教理念的首要特征。

儉：由儉入奢則易，由奢入儉則難

儉朴是司馬光家族世代相承的優良家風。他的家訓名篇《訓儉示康》專論儉朴美德。他勸誡其子司馬康：“有德者皆由儉來也。夫儉則寡欲。君子寡欲，則不役於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則能謹身節用，遠罪豐家。”

在《家范》中，司馬光再度論述了儉朴傳家的重要性。他說“為人祖者，莫不思利其后世，然果能利之者鮮矣”，為何會出現這種情況呢？他認為“今之為后世謀者，不過廣營生計以遺之”，這些人為后代留下的是田產、金銀等物質財富，卻不注重對后代進行道德上的指導，“不知以義方訓其子，以禮法齊其家”，留下再多物質財富，也會迅速被后代揮霍殆盡。

司馬光認為“聖人遺子孫以德以禮，賢人遺子孫以廉以儉”，他舉了許多例子來論証。如他提到漢代開國功臣蕭何，他購置田宅“必居窮僻處”，且“不治垣屋”即不修筑有高大圍牆的房屋，蕭何對此表示：“令后世賢，師吾儉﹔不賢，無為勢家所奪。”若是后人賢能，應當學習他的儉朴﹔若是不賢，窮僻之處不起眼的房屋，也不會為世家大族所奪。司馬光在《訓儉示康》中所舉張知白的例子，也出現在《家范》中。張知白是北宋初期人，官至宰相，“所居堂室不蔽風雨，服用飲膳，與始為河陽書記時無異”。面對親戚的不理解，他表示“人情由儉入奢則易，由奢入儉則難”。

較之於在家訓著作中的諄諄教誨，司馬光在生活中厲行節儉無疑更具說服力。他素不喜奢華，僅僅是“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他官俸優渥，常常將其接濟別人。當夫人去世時竟然無錢安葬，隻得將僅有的三頃薄田變賣。司馬光終其一生都是“惡衣菲食”，不講究吃喝，“眾人皆以奢靡為榮，吾心獨以儉素為美”。好友范鎮見他實在太清苦，捎給他一床被子，司馬光一直用到去世。蘇軾稱其“於財利紛華，如惡惡臭”，可謂一語中的。

廉：若以非道得之，此乃為盜而未發者耳

作為北宋四朝重臣的司馬光，一生光明磊落，清正廉明，時刻思慮的是國家利益而非個人私利。他在《諫院題名記》中說：“居是官者，當志其大，舍其細，先其急，后其緩，專利國家而不為身謀。”雖然說的是諫官，但也適用於其他官職。隻有為官清廉，才能做到“專利國家而不為身謀”。

在《家范》中，司馬光引用了三個母教守廉的典故來說明這一道理。其一是三國時期東吳司空孟仁的故事。孟仁曾任監魚池官，他親自結網捕魚，制成腌魚寄給母親。但母親把腌魚退了回來，並告訴他：“汝為魚官，以鲊寄母，非避嫌也！”其二是東晉大將陶侃的故事，他也曾任監魚池官，做了與孟仁同樣的事，他的母親不但退還了腌魚，還責備他：“爾以官物遺我，不能益我，乃增吾憂耳。”這兩則退還腌魚的故事，流傳較為廣泛，說明為官要公私分明，不可以官物入私家。

其三是唐代中書令崔玄暐，謹守其母教誨，並以為官清廉聞名於當時。他曾任庫部員外郎，走馬上任之際，其母對他進行了一番勸誡。她認為孩子在外地為官，要是有人告訴她其子過著貧寒的生活，此乃“吉語”，要是過著奢華的生活，則為“惡語”。她曾見到親戚中有仕宦者“多以金帛獻遺其父母。父母但知忻悅，不問金帛所從來”，這讓她深感不安，認為“若以非道得之，此乃為盜而未發者耳，安得不憂而更喜乎”，通過受賄等非道手段獲得的財物，與盜竊行為並無差別，父母從孩子處獲得這些財物，應該擔心而非欣喜。

司馬光將這幾個故事錄入《家范》中，傳遞了一個朴素卻深刻的道理：為官清廉的底線，要先從家庭內部扎緊扎牢。這份跨越近千年的警示，今天讀來依然振聾發聵。

誠：君子所以感人者，其惟誠乎

司馬光五六歲時因為撒謊而受到父親的厲聲斥責，這讓他留下了深刻記憶。自此以后，“光自是不敢謾語”，並將“君實”作為自己的字，以提醒自己時時、事事都要“實”。有學生請教他修身之道，他直言相告“其誠乎，吾生平力行之，未嘗須臾離也”。何謂“誠”，司馬光在《迂書·三欺》中說，“鞠躬便辟，不足為恭﹔長號流涕，不足為哀﹔弊衣粝食，不足為儉。三者以之欺人可矣，感人則未也。君子所以感人者，其惟誠乎？欺人者，不旋踵人必知之﹔感人者，益久而人益信之”。本著至誠之心，敢於依據原則表達自己的觀點，以最誠實的態度對待自己和他人，是司馬光一輩子做人的准則。正如蘇軾在《司馬溫公行狀》中對他的評價，“自少及老，語未嘗妄”。

對於誠這一美德，司馬光以身作則、身體力行。例如，司馬光退居洛陽編撰《資治通鑒》期間，因少用坐騎而將其出售，他特意囑咐仆人如實告知買主此馬有疾。又如，司馬光為編寫《資治通鑒》而“研精極慮，窮竭所有”，但他從不貪冒他人功勞，對其助手劉恕、劉邠、范祖禹等人所作出的貢獻都給予了高度評價，絲毫不掠人之美。再如，司馬光早年曾“從龐籍辟，通判並州”，當時龐籍為河東路經略安撫使、知並州事，司馬光為並州通判，是龐籍經略河東邊事的重要助手。司馬光奉命巡邊期間，麟州知州、通判向他建議在屈野河西修筑城堡以保護原本屬於宋朝的良田，這一帶飽經西夏侵擾，司馬光認可這一建議並上報了龐籍。但在修筑城堡期間，因麟州守將有勇無謀、輕狂冒進，導致宋軍在與西夏的戰役中慘敗。龐籍被嚴肅問責，麟州知州、通判也受到處理，而司馬光未受影響，這讓他深感不安，接連上奏朝廷，表示“獨治臣罪，以正典刑。雖蹈鼎鑊，亦無所畏”。

司馬光在《家范》中認為家人之間應以誠相待，他特別強調父母要以誠教育兒童，使誠實不欺的種子自幼根植在其心中。他舉了兩個故事來說明。一個故事是“曾子殺豬”，曾子的妻子外出，孩子跟在母親后面哭鬧，為了安撫孩子，她說回家后殺豬給他吃。妻子回到家后將此事告訴了曾子，曾子立刻殺豬給孩子做飯，認為若不這樣做，為人父母者便是教孩子騙人。另一個故事是“孟母買肉”，孟子幼時見到鄰居殺豬，就問母親他們要干什麼，孟母隨口說要給你吃，說罷她就懊悔道，“吾聞古有胎教，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隨即買肉給孟子吃。為人誠實不欺，不僅是語言不欺，也在行動不欺。

教：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個老師，如何教育子女是每個父母都應思考的重要問題。司馬光在《家范》中說，“自古知愛子不知教，使至於危辱亂亡者，可勝數哉！夫愛之，當教之使成人。愛之而使陷於危辱亂亡，烏在其能愛子也？”在他看來，父母對子女的慈愛不僅體現在養育他們使之身體長大，更要教育他們以促心智成長。

雖然每個父母都知道要愛子女，但如果把握不好度，就會變成溺愛而最終毀了子女。司馬光尤為反對父母對子女的盲目溺愛，姑息縱容。父母如果不以道義教導子女，反而過分寵愛，則必然會導致子女變得驕奢淫逸，一無所成。他指出人都愛自己的孩子，在孩子還小的時候都不忍心過分強求孩子，總是說“兒幼未有知耳，俟其長而教之”。司馬光用比喻來說明這一觀點的錯誤及可笑，“猶養惡木之萌芽，曰‘俟其合抱而伐之’，其用力顧不多哉？又如開籠放鳥而捕之，解缰放馬而逐之，曷若勿縱勿解之為易也”。真正的愛子之道就在於教育和引導，“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通過早期教化幫助子女形成正確的價值判斷和行為准則。

時代更迭，家風永傳。歷史中的司馬光也許並非完人，其家風家教思想也不可避免地帶有傳統宗法社會的歷史局限性。但若以批判性繼承的眼光看待這份珍貴遺產，我們仍能發現他所倡導的以禮立序、以愛維情，勤儉持家、清廉傳家，以誠立身、教子成人等理念，不僅體現了其對家庭倫理、人格養成和道德實踐的深刻思考，更蘊含著先賢對於禮序井然、親情和睦、家業長久、精神充盈的美好生活理想的執著追求。今天我們重讀這部經典，當以理性眼光萃取精華、摒棄糟粕，讓其中蘊含的修身之要、齊家之道、為官之德成為當代人正心明道、懷德自重的文化滋養。

（作者單位：安徽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