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平會議：“偉大轉折的起點”

在貴州黎平縣城翹街，坐落著一座青磚小瓦馬頭牆的徽式建筑。拾級而上，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偉大轉折的起點”幾個鮮紅的大字。90多年前，在這裡，中央政治局會議因為“往哪走”的問題產生過激烈的爭論。最終，多數人的意見獲得通過，會議形成了一份改變紅軍命運的正式決定，使瀕臨絕境的中央紅軍免遭落入敵軍重圍的巨大風險，由此轉向貴州北部進軍。這份泛黃的決定，正靜靜地躺在中央檔案館裡。

通道之后，分歧未解

中央紅軍長征出發后，連續突破了敵人的三道封鎖線，但在突破第四道封鎖線時發生了湘江血戰，紅軍為此付出極為慘重的代價。危急關頭，中共中央部分負責人於1934年12月12日在湖南通道縣城召開緊急會議，即通道會議，著重討論中央紅軍戰略轉移的前進方向問題。毛澤東建議從根本上改變戰略進軍方向，放棄與紅二、紅六軍團會合的原定行軍路線，改向敵人兵力薄弱的貴州進軍，以擺脫優勢敵軍圍追堵截的被動局面，奪取主動權。這一主張得到多數與會人員的認可，但是由於博古、李德等人的干擾，毛澤東提出的正確主張並未被會議採納，只是在行軍路線上做了一些調整，改變由通道北出湘西與紅二、紅六軍團會合的行軍路線，決定繞道貴州黎平、錦屏再北上與紅二、紅六軍團會合。

通道會議沒有形成書面決議，沒有改變中央既定的戰略方針，換言之，通道會議隻作了一個“轉兵”的決定，卻沒有完成“定策”的程序。如果不把分歧拿到更高層級的會議上加以解決，部隊隨時可能被拉回原來的方向。因此要從根本上實行戰略轉兵，必須經過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決定才行。

為此，周恩來在通道會議后隨紅一軍團第一師先頭部隊行動，尋求可以召開會議的合適地點。同時，為了徹底挽救黨和紅軍的前途命運，毛澤東也繼續同博古、李德等人的錯誤開展斗爭，爭取支持。

12月15日，紅軍攻佔黎平縣城。從通道到黎平，6天時間，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被帶到了黎平翹街二郎坡52號胡榮順商號的那棟房子裡。

一場爭論，一紙決定

12月18日，就在翹街這棟臨街的店鋪裡，中共中央召開了長征以來的首次中央政治局會議，出席會議的人員包括：博古、周恩來、朱德、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等。李德因身體不適沒有出席會議，但他將自己的意見帶到了會上——必須北上湘西，與紅二、紅六軍團會合。

會上，博古發言，強調中央紅軍沿著紅六軍團前進的路線進入湘西，同紅二、紅六軍團會合是經共產國際同意的戰略計劃，中央紅軍必須執行，不能越雷池一步。毛澤東再次系統分析敵我態勢，仍然堅持從實際情況出發：蔣介石已在湘西布下重兵，並正向黔東北集結，中央紅軍如果繼續北出湘西，必將與敵軍重兵決戰，對疲憊已極、減員嚴重的紅軍來說十分危險。因此，他力主改向貴州西北進軍，在以遵義為中心的川黔邊地區創建新的根據地，如有可能還可以入川與紅四方面軍會合。王稼祥、張聞天、朱德相繼發言，一致贊成毛澤東的主張，並對第五次反“圍剿”以來的錯誤軍事路線進行了批評。據《張聞天年譜》記載，他在這次會議上“堅決站在毛澤東一邊，贊成毛澤東的意見”。爭論從白天持續到深夜，最終經過民主表決，與會多數同志接受了毛澤東的主張。

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政治局關於戰略方針之決定》。決定指出：“鑒於目前所形成之情況，政治局認為過去在湘西創立新的蘇維埃根據地的決定在目前已經是不可能的，並且是不適宜的。”“不可能”講的是客觀條件，“不適宜”講的是主觀判斷。兩層判斷疊加，形成了對原定計劃完整的否定。決定進一步明確了新的戰略方向，“政治局認為新的根據地區應該是川黔邊區地區，在最初應以遵義為中心之地區，在不利的條件下應該轉移至遵義西北地區”。決定還規定，“在向遵義方向前進時，野戰軍之動作應堅決消滅阻攔我之黔敵部隊。對蔣、湘、桂諸敵應力爭避免大的戰斗”。決定的第四條具有特殊意義，“政治局認為，為著保証這個戰略決定之執行必須反對對於自己力量估計不足之悲觀失望的失敗情緒及增長著的游擊主義的危險”。這說明決定准確把握部隊當時的士氣狀況——三個月的連續行軍和作戰，特別是湘江一役傷亡過半，消極情緒在蔓延。

會后，中央書記處立即轉發了中央政治局這一決定，並要求傳達到師以上干部。大家接到政治局的決定后，無不稱快。會議次日，中央紅軍進行了軍事整編：撤銷紅八軍團，余部並入紅五軍團，軍委第一、第二縱隊合並為軍委縱隊，由劉伯承任司令員。黎平會議后，中央紅軍經貴州腹地向黔北挺進，連克錦屏等7座縣城，12月底佔領烏江南岸的猴場。

決定之后，走向遵義

黎平會議在紅軍長征史上具有重要意義，被稱作“中國革命偉大歷史轉折之始”，是紅軍走向勝利的起點。時任紅軍總參謀長的劉伯承回憶道，“當時，如果不是毛主席堅決主張改變方針，所剩3萬多紅軍的前途隻有毀滅”。時任中央紅軍第三軍團政治委員的楊尚昆也回憶說，“我和德懷同志沒有參加通道會議和黎平會議，黎平會議的決定是在行軍途中由軍委電告我們的。我們當即向師以上干部傳達，大家聽了十分高興”，“德懷同志和我立刻聯名向軍委發電，堅決支持新的戰略方針”。可見，黎平會議是一次十分重要的會議。

政治上，毛澤東的正確主張以中央文件形式得到確認。博古、李德的錯誤主張被否定，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央紅軍的戰略方向，也為以后糾正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在軍事上的錯誤，確立毛澤東在黨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奠定了基礎。

軍事上，會議使紅軍不再朝著蔣介石預設的包圍圈前進，避免了陷入絕境。時任紅一軍團政委的聶榮臻后來回憶：“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決議，是我們戰略轉變的開始。其中最主要的是指出，去湘西已不可能也不適宜，決定向遵義進發。這樣一下子就把十幾萬敵軍甩在了湘西，我們爭取了主動。”

組織上，恢復了黨內集體決策的程序。決定強調，“責成軍委依據本決定按各階段制定軍事行動計劃，而書記處應會同總政治部進行加強的政治工作以保証本決定及軍事作戰部署之實現”。這樣，軍委、書記處、總政治部的職能作用得以發揮，個人獨斷專行受到限制。

黎平會議還作出了另一項決定：在適當的時候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總結第五次反“圍剿”以及長征以來軍事指揮上的經驗教訓。1935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在烏江南岸的猴場再次召開會議，重申了黎平會議確定的戰略方針。1月7日佔領遵義，不久遵義會議召開，實現了黨的歷史上的偉大轉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