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石銘訓 廉脈永續

官箴是古代勸誡官吏的文字，所論多是為官者應具備的道德修養與從政能力，具有豐富的廉潔文化內涵。“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這十六字官箴又稱《戒石銘》，是我國古代流傳極為廣泛的一則官箴，自宋代起便刻石立於州縣衙署中，時時警醒為官者。追溯《戒石銘》的源流與演變，既能洞悉古人以石警吏、以文化人的智慧，亦可為今天的我們培育廉德提供歷史滋養。

一箴流傳，見千年沿革

《戒石銘》的文本源頭可追溯至后蜀后主孟昶所作《頒令箴》。后蜀是五代十國中以成都為中心的一個政權。后蜀廣政四年（941），孟昶目睹地方官員貪腐成風、民生凋敝，深感吏治不修則國無寧日，遂親撰《頒令箴》，頒行於蜀地所有州縣，以此訓誡各級官吏。《頒令箴》四字一句，共二十四句，計九十六字，全文既述君主憂民勤政之心，又明確官吏撫民守職之責，還提到了東漢“時苗留犢”等典故。后世通行的《戒石銘》四句，在《頒令箴》中並不相連：“下民易虐，上天難欺”在前，“爾俸爾祿，民膏民脂”在后。

北宋乾德三年（965），后蜀滅於北宋，宋太祖趙匡胤親身經歷五代更迭亂象，將整肅吏治作為治國要務。之后，宋太宗趙光義摘取《頒令箴》中的四句，更定其次第，“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的十六字官箴由此問世。南宋洪邁的《容齋續筆》載，宋太宗“書此以賜郡國，立於廳事之南，謂之《戒石銘》”。

南宋紹興二年（1132），宋高宗趙構命摹勒北宋書法大家黃庭堅所書《戒石銘》，頒行天下，“頒黃庭堅所書太宗御制《戒石銘》於郡縣，命長吏刻之庭石，置之座右，以為晨夕之戒”。兩年后，南宋使臣魏良臣奉使金營，接待他的金人亦稱“自泗水來，所在州縣，多見《恤刑手詔》及《戒石銘》”，足見其傳播范圍之廣、社會影響之深。

元、明、清三代，官制雖然有所改變，但在官署中刻立《戒石銘》的做法傳承了下來，且在形制上不斷完善。宋室南渡之后，設置戒石的做法在北方並未中斷。金代沿襲宋制，仍置戒石於官署，今山西芮城尚存金朝明昌元年（1190）刻石。元代州縣立石，所承多為金代之舊。元代立石是否出於朝廷統一規定，已難確考，但部分地區（以浙西為主）對銘文內容有所調整，“至元癸巳，浙西廉司移治錢塘，司官大使容齋徐參政改書其銘曰：‘天有昭鑒，國有明法，爾畏爾謹，以中刑罰。’”元代在地方上設立了肅政廉訪司作為監察機構，“容齋徐參政”即徐琰，曾任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使，他對銘文的調整，更加突出“國法”的威嚴。

明代官府設戒石亭，以亭覆石。田藝蘅在《留青日札》中說：“我朝立石於府州縣甬道中，作亭覆之，名曰‘戒石’。鐫二大字於其前，其陰刻‘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十六字。”清代沿用明代規制，考慮到戒石亭立於甬道中央有礙通行，后逐步將亭改建為石質或木質牌坊，也就是所謂的“戒石坊”。坊之正面多刻“公生明”三字，與背面《戒石銘》十六字互為表裡，“公”與“廉”在官署中遂成一體。如今河北保定直隸總督署、河南內鄉縣衙、山西平遙縣衙等保存較為完好的古代官署舊址中，戒石坊依舊矗立。

一石載道，成千古范式

觀《戒石銘》載體，從一方青石到巍然亭坊，千年間幾經更迭﹔究箴言之深意，十六字雖短，卻可讀出三重內涵：遏貪念於未萌，明吏治於德法，鑒清濁於民心。

青石銘訓遏貪萌。戒石不藏於秘閣、不懸於深宮，而是立於衙署中的顯眼位置，目的就是使官吏日日經過、時時得見，見銘文而常懷戒懼，慎獨慎微慎初，對照箴言自警自省，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因此，《戒石銘》具有很強的教化功能，它時時提醒為官者注意自己的行止，勿突破為官底線。

德法兼修明吏治。《戒石銘》十六字平白如話，包含兩層治吏智慧。“爾俸爾祿，民膏民脂”兩句言民本仁德，為官者的俸祿來自百姓勞作所得，於道德層面喚醒為官者的良知與自覺﹔“下民易虐，上天難欺”兩句言天道律法，昭昭天道與森嚴國法構筑了一道不可逾越的屏障，逾越則必受懲罰，為官者應心存戒懼，不能恃權妄為、欺壓黎庶。前兩句倡德、后兩句明戒，既有內心的道德浸潤，也有外部的規則約束，二者剛柔並濟，共同構成了德法兼用的治吏邏輯。

公堂示信鑒清濁。戒石立於衙署之中，不僅能夠警示官吏，也將為官准則公之於百姓面前，即使目不識丁者，通過他人的轉述也能對其了然於心。正因如此，《戒石銘》不僅是對官吏的忠告，也成為百姓衡量官吏的一面明鏡。公堂之上，官吏看到戒石，以此提醒自己天理昭彰、民心如鑒﹔百姓旁聽審案，亦以此觀其言行、察其曲直。由是，官之賢愚、案之清濁，不必等待史官褒貶，民心自有裁斷。

一脈廉風，蘊為政哲思

《戒石銘》從宋代一直流行到清代，千載風雨滄桑，青石或有磨損，但其中蘊含的廉潔文化精髓卻從未褪色。它將民為邦本的治國理念、修身守廉的道德追求、公正用權的價值准則融為一體，在歲月流轉中逐漸沉澱為中華傳統廉潔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並在一代代賢能官吏的踐行傳承中延續至今。

以民本為根，筑牢廉潔從政的初心。心懷百姓、體恤民生，是中華傳統廉潔文化的鮮明特質，亦是《戒石銘》的核心要義。在中國人的政治觀念中，廉並不僅僅關乎自我修為，而是與百姓福祉息息相關的為政大德。“爾俸爾祿，民膏民脂”兩句，以朴素直白的語言，揭示了官吏的衣食住行、國家的運轉開支無一不是百姓勞動所凝的道理，將廉潔的評判標准牢牢錨定在民生福祉之上。自《尚書》言“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淮南子》論“治國有常，而利民為本”，至南宋朱熹注《孟子》復申“國以民為本，社稷亦為民而立”之義，民本始終是中華傳統廉潔文化最深的一層底色。

明代歷任兵部尚書、工部尚書、東閣大學士的范景文為杜絕親友請托，每到一處任職，便在衙門堂鼓邊放置一塊牌子，上書六個大字：“不受囑，不受饋。”百姓交口稱贊，尊稱他為“二不尚書”。同僚為他撰寫一聯：“不受囑，不受饋，心底無私可放手﹔勤為國，勤為民，衙前有鼓便知情”。萬歷四十一年（1613），范景文赴山東東昌府任推官，公正斷案，當地因蝗災引發飢荒，哀鴻遍野，他積極賑災，“條行荒政”，使眾多災民得以活命。從“不受囑、不受饋”的清廉自守，到“條行荒政”的恤民實績，范景文用一生詮釋了何為“廉者，民之表也”。

以修身為本，夯實廉潔自律的內在根基。《戒石銘》雲“下民易虐，上天難欺”，衙前立石示人，靠的是眾目﹔上天難欺警人，靠的是冥冥之威，二者皆自外而加，能使人不敢為，但不足以使人不欲為。若想達到不欲為的效果，根本還在提高自身的道德修養。若心中本無貪念，則無須外在力量的制約，也能做到廉潔自律。這種向內的用功，古人稱之為修身。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強調“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治理邏輯，認為個人道德修養是從政履職的先決條件。守廉必先守心，治人必先治己。

北宋趙抃官至參知政事，《宋史》載其“日所為事，入夜必衣冠露香以告於天，不可告，則不敢為也”，白天做過的事，夜裡必定整肅衣冠、焚香陳告於天﹔有不敢告於天的，就不敢去做。《宋史》有記載他“平生不治貲業，不畜聲伎”，身外沒有可以牽掣的東西，立朝才無所畏懼，所以敢“彈劾不避權幸”，被人尊稱“鐵面御史”。所守既在心中，行止自然不苟，正是修身二字的分量。

以公正為尺，確立廉潔用權的實踐准則。古代社會的基層治理、司法斷案、賦稅征收等事務，由各級官吏執掌，其手中的權力直接關系到百姓的切身利益，甚至決定著百姓的生死禍福。廉潔不僅意味著不貪不佔，也意味著秉公從政、公正無私。

《周禮》記載了“六廉”的官吏考核標准：“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從字面來看，六項標准皆以“廉”字起首，其后各綴代表為政素養與施政能力的字詞。這種構詞方式蘊含著古人深刻的治理智慧，即為官者要有擔當、有能力將“廉”的個人修養外化為治理之道。北宋名臣包拯的事跡可為印証，其“廉善”於鄉裡，侍親至孝，以清節流芳於世﹔“廉能”於政務，在任開封府尹時改革訴訟制度，大開正門，使百姓能直陳冤屈﹔“廉敬”於職守，夙夜在公，鐵面無私﹔“廉正”於裁決，敢於冒著丟失官職的風險彈劾權貴﹔“廉法”於律令，審慎把握法度分寸，不徇私情，其從舅犯法，亦當庭依法杖責﹔“廉辨”於是非，於錯綜復雜的案件中明察秋毫、抽絲剝繭，公正斷案、毋枉毋縱。

青石不語，箴訓長存﹔千年清風，永續不絕。一方戒石銘，鐫刻的是古人的為官警訓，承載的是中華民族綿延千年的廉潔追求，啟迪我們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賡續廉脈、書寫新篇。

（作者單位：西南政法大學行政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