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長征的戰略決策是如何作出的

中央紅軍的長征，是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在極其緊迫的情況下作出的重大戰略決策。1934年4月廣昌失守之后，中央紅軍在根據地內粉碎國民黨軍隊的第五次“圍剿”已極少可能。在嚴峻的態勢面前，中共中央開始決策部署戰略轉移的計劃，並進行了多方面的准備工作。中央檔案館保存的《一切為了保衛蘇維埃！》《為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宣言》，是紅軍長征發動的歷史見証。

長征前的決策部署

1934年5月初，李德受中共中央委托，草擬了5月至7月關於軍事措施和作戰行動的季度計劃，並提出了“紅軍主力撤離中央蘇區的建議”。中共中央書記處在瑞金召開會議，討論李德擬定的計劃，“無論是政治局還是軍事委員會的絕大多數委員，這時原則上都同意突圍”。5月下旬，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決定，將紅軍主力撤離中央根據地，實行戰略轉移。6月2日，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通過在上海的電台向共產國際報告，提供了兩個方案：一是紅軍留在中央蘇區，堅持打游擊﹔二是將紅軍主力撤離中央蘇區，進行戰略轉移。16日，共產國際在對中央紅軍的撤離問題進行審議后復電，指出：“我們完全贊成你們目前根據對形勢的正確評價而實行的計劃。”並要求：一是必須從現在起就開始為將來的撤離做必要的准備，“只是為了撤出有生力量，使之免遭打擊”﹔二是必須派出一支強有力部隊“經福建向東北方向發起戰役”，以牽制敵軍﹔三是紅軍主力必要時“向湖南方向撤離”﹔四是中央蘇區的資源還沒有枯竭，紅軍還可以在中央蘇區堅持一段時間，為紅軍主力撤離蘇區贏得准備時間。為籌劃戰略轉移事宜，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周恩來組成的“三人團”，全權指揮軍事。

收到共產國際的復電后，6月下旬，中共中央書記處開會，但博古沒有在會上提出討論紅軍主力戰略轉移的問題，也沒有傳達共產國際關於同意紅軍主力突圍轉移的電報指示。毛澤東在會上建議紅軍主力應盡速向外突圍轉移，轉移的方向不宜往北，可以往西。博古、李德沒有採納毛澤東的正確主張，只是決定派紅七軍團作為抗日先遣隊北上，派紅六軍團從湘贛蘇區到湖南中部去，發展游擊戰爭，開辟新的根據地。9月上旬，各路敵軍加緊對中央蘇區中心地區發動進攻，中央紅軍已無在原地扭轉戰局的可能。17日，博古致電共產國際，報告紅軍將向湖南南部和湘桂兩省的邊界地區撤退，並表示期待“這裡不晚於9月底作出最后決定”。30日，共產國際致電中共中央，同意紅軍實施戰略轉移。

戰略轉移前，輿論宣傳承擔著統一思想、穩定民心的重要使命。9月29日，張聞天在《紅色中華》報上發表了題為《一切為了保衛蘇維埃！》的社論，指出：“為了保衛蘇區，粉碎五次‘圍剿’，我們在蘇區內部求得同敵人的主力決戰。然而為了同樣的目的，我們分出我們主力的一部分深入到敵人的遠后方，在那裡發動廣大的群眾斗爭，開展游擊戰爭，解除敵人的武裝，創造新的紅軍主力與新的蘇區……我們有時在敵人優勢兵力的壓迫之下，不能不暫時的放棄某些蘇區與城市，縮短戰線，集結力量，求得戰術上的優勢，以爭取決戰的勝利。”該文為根據地中層和基層干部了解當前形勢提供了依據，在紅軍內部引起強烈反響。各級政治機關迅速組織學習討論，廣泛傳達“轉移不是失敗，而是為了爭取更大勝利”。

可見，紅軍長征的戰略決策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經過了多層次反復商討研究、逐步完善形成的，既是應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被迫無奈之舉，又是審時度勢、客觀判斷戰爭形勢、始終保持戰略主動的結果。

長征前的擴大紅軍與物資補充

為做好中央紅軍戰略轉移，中共中央在謀劃戰略轉移的同時，也秘密進行了一系列的准備工作。

擴大紅軍力量是戰斗動員的中心工作。5月12日，中共中央發出《給各級黨部黨團和動員機關的信》，提出“為三個月超過五萬新的紅軍而斗爭”的任務，並對反對國民黨第五次“圍剿”最后決戰關頭的擴紅運動作出具體指示。為此，中央蘇區掀起了擴大紅軍的高潮，多次進行擴紅，在突圍轉移前各軍團補充了大批新兵，這在部分紅軍指戰員的日記中均有體現。如紅五軍團第十三師師長陳伯鈞在日記中寫道，6月30日到的一個團有1200余名新戰士，7月11日撥來一個營200余人，7月16日派來新戰士300余名。在擴紅運動中，福建涌現出上杭才溪，長汀中坊，寧化淮土、禾口等擴紅模范區。福建人民將自己的子弟整營、整連、整隊地送往紅軍隊伍，為中央紅軍補充了大批兵員。5月至7月，中央蘇區總計擴大紅軍6.2萬余名，比計劃的5萬名超額了近四分之一，這些新戰士，有的在保衛蘇區的戰斗中犧牲，有的跟隨部隊走上了長征路。

籌集糧食也是一個至關重要的長征准備。6月2日，中共中央、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發出《為緊急動員二十四萬擔糧食供給紅軍致各級黨部及蘇維埃的信》，指出：由於“紅軍的猛烈擴大與革命戰爭的急劇開展，要求我們以更大批的糧食，來供給我們的英勇作戰的紅軍”，決定通過“群眾的節省三升米的運動”“沒收地主，征發富農的糧食”等途徑，保証“動員二十四萬擔谷子來給與紅軍”。如紅一軍團第十五師（即少共國際師）師長彭紹輝在日記中頻繁提到籌糧，6月23日在山塘“動員征集糧食”，8月8日在洪田“征集准備糧食”，8月14日在苦竹“籌集糧食”。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的號召下，到9月，僅長汀縣就完成30594擔的籌糧任務，兆征縣完成20504擔，汀東縣完成16259擔，大大超過了中央政府下達的任務，有力地支援了第五次反“圍剿”和紅軍戰略轉移。

為補充武器彈藥，紅軍各兵工廠加班加點生產。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發出號召，動員蘇區人民將拾到和存留的子彈、子彈殼、鐵、銅、錫、土硝等物資，賣給政府。6月至8月，中央蘇區共收集銅8.2萬斤、子彈殼1.82萬斤、子彈14.09萬發。此外，還發動蘇區群眾收集被毯2萬余床、棉花8.6萬余斤、軍鞋20萬雙。為保障紅軍突圍轉移的醫藥供應，根據中革軍委總衛生部的要求，中央外貿總局要求各外貿分局在兩個月內突擊採購價值10萬元的中西藥品。

為滿足紅軍突圍轉移的軍費需求，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財政部突擊籌款150余萬元。國家銀行原來在江西的石城縣一座靠山的房子內建立了一個秘密金庫，保存了一批戰爭繳獲和打土豪籌集的貴重金銀等。這些財物在突圍轉移前夕被全部帶走，為長征的勝利提供了重要的經濟保障。

長征前的軍事掩護

為了調動和牽制敵人，減輕國民黨軍隊對中央根據地的壓力，並准備實施戰略轉移，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決定紅七軍團以北上抗日先遣隊的名義北上。7月5日，中共中央書記處發出《關於在中國工農紅軍抗日先遣隊旗幟下建立新蘇區給紅七軍團的政治訓令》。訓令指出：“黨中央與軍委決定派遣七軍團到敵人的深遠后方，進行廣大的游擊活動，與在敵人最受威脅的地區，建立新的蘇維埃根據地。七軍團應在中國工農紅軍抗日先遣隊的旗幟之下，經過福建而到浙皖贛邊行動。”紅七軍團是中央蘇區主力紅軍中一個年輕的軍團，軍團長尋淮洲，政治委員樂少華，參謀長粟裕，政治部主任劉英。6日，紅七軍團將士在瑞金葉坪舉行誓師大會，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央領導檢閱了隊伍，朱德在大會上講了話，隨后紅七軍團從瑞金出發北上，經福建向閩浙皖贛邊界前進。15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副主席項英、張國燾，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來、王稼祥發表《為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宣言》。這件檔案保存在中央檔案館，它清晰地記錄了蘇維埃政府與工農紅軍為了同日本帝國主義直接作戰，在反擊國民黨軍“圍剿”的緊急關頭，不辭一切艱苦，以最大的決心派遣抗日先遣隊北上抗日的宣言，同時提出五項抗日主張。

8月1日，紅七軍團佔領福建古田的水口鎮后，公開打出北上抗日先遣隊的旗號。之后，北上抗日先遣隊轉戰於閩中、閩東、閩北、浙西、浙皖邊和皖贛邊廣大地區，長驅數千裡，於10月進至閩浙贛蘇區，同紅十軍會合，之后合編組成新的紅十軍團。由於兵力過小，這支部隊未能牽動“圍剿”中央根據地的敵人，反而以孤軍深入敵后，陷入同十倍於己的敵人艱苦奮戰的境地。1935年1月底，紅十軍團遭受嚴重損失，方志敏被俘。至此，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的行動失敗，紅十軍團余部在粟裕、劉英領導下，轉戰閩浙贛邊，堅持游擊戰爭。

1934年7月下旬，中共中央、中革軍委令紅六軍團撤出湘贛根據地西征。8月上旬，任弼時等率領的紅六軍團9700多人奉命撤離根據地西進。經過兩個多月，行程5000余裡，紅六軍團於10月24日與紅三軍在貴州省印江縣木黃勝利會師。紅六軍團西征帶有為中央紅軍戰略轉移探路的性質，沿途不斷將行軍情形匯報給中共中央，中央紅軍長征前期也基本上是沿著紅六軍團的路線行進的。這一行動為中央紅軍長征起到了偵察、開路的先遣作用。

（作者單位：中央檔案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