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十三年體現的政績觀

在1935年至1948年延安十三年艱苦卓絕的局部執政環境中，中國共產黨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根據地建設實際相結合，逐步形成了以為民造福、求真務實、清正廉潔為主要特征的執政實踐。這些實踐雖然並未以“正確政績觀”的概念直接呈現，卻集中體現了正確政績觀的歷史基因和價值內核。延安十三年的執政實踐，為一代代中國共產黨人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提供了不竭的源頭活水與深刻的歷史鏡鑒。

為民造福是延安十三年政績觀的價值底色

民生是最大的政治，為民造福是最大政績。共產黨人干事業、創政績，為的是造福人民。延安時期，黨把民生保障提升到政治高度，將解決人民群眾的基本生存需求作為首要任務，“站在無產階級的和人民大眾的立場”，真心實意地為人民群眾辦實事、解難題，“心中裝著全體人民，唯獨沒有自己”，開展了全方位的民生改善行動。

完善邊區基礎設施，促進經濟生產。發展經濟是改善民生的前提。陝甘寧邊區經濟環境落后，要取得農業生產的進步需要有配套的基礎設施條件。1939年4月，邊區政府頒布實施《陝甘寧邊區抗戰時期施政綱領》，規定要在邊區“開墾荒地，興修水利，改良耕種，增加農業生產，組織春耕秋收運動”。延安時期，黨中央在邊區開展生產節約運動，廣泛建設多種類型的特色模范村，倡導“自己動手，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克服困難”，從開源和節流兩方面推動經濟生產發展。1939年，邊區政府針對群眾食鹽、布匹和日用品購置不便問題，專門選址修建新市場，便利了民眾日常生活。1940年，中央機關、附近部隊和當地群眾在延安棗園川修筑一條長6公裡的“幸福渠”，解決了當地5個村1200畝土地的灌溉問題，使大片旱地變為水澆田，庄稼連年豐收，基本結束了靠天吃飯的歷史。

加強社會救濟和生產改造，重塑基層生產生活秩序。針對涌入邊區的大量災民、難民，先進行妥善安置，開展社會救濟，解決他們的實際困難，“撫恤老弱孤寡，救濟難民災民，不使流離失所”。對於不從事生產的游民分子，則開展生產勸誡運動，將無業游民改造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明確“給社會游民分子以耕種土地、取得職業與參加教育的機會，糾正公務人員及各業人民中對游民分子加以歧視的不良習慣”。通過全面的社會救濟與社會改造，中國共產黨重塑了基層鄉村社會的生產生活秩序，促進了邊區經濟發展。

推動文教普及，提高群眾文化水平。1937年4月，邊區文化教育建設委員會提出要“把廣大的群眾從文盲中解放出來，普遍地進行普及教育。使每個特區人民都有受教育的機會，掃除一切教育上的壟斷和畸形發展”。結合邊區實際，因地制宜採用識字班、夜校、半日校、冬學及民眾教育館等靈活的模式，“既提高文化政治認識，又可交流生產與變工的經驗，提高變工隊與生產”。邊區文教普及運動的開展，打破了農村的信息閉塞局面，加深了邊區干部群眾對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理解貫徹，也為后續在全國開展大規模掃盲運動提供了經驗。

加強衛生防疫，保障群眾健康。延安時期，邊區衛生條件較差，傳染病和地方病多發。為改善群眾健康狀況，黨和邊區政府通過報刊宣傳、行政動員和制度建設等方式，推動衛生運動廣泛開展，喚起邊區群眾對醫療衛生的重視，培養群眾的現代醫學觀念與衛生意識﹔針對鼠疫、克山病等邊區高發的地方病，推動建立衛生防疫體系，普及衛生知識，降低群眾患病率。1939—1940年，邊區政府陸續發布《陝甘寧邊區衛生行政補充大綱》《陝甘寧邊區衛生委員會組織條例》《關於健全各級衛生組織的指令》等，運用行政手段推動邊區衛生工作開展。1941年5月，毛澤東親自修改《陝甘寧邊區施政綱領》，要求“推廣衛生行政，增進醫藥設備，歡迎醫務人才，以達減輕人民疾病之目的”，把群眾健康納入邊區建設的重要內容之中，體現了黨把人民生命健康放在突出位置的執政取向。

求真務實是延安十三年政績觀的集中體現

求真務實是衡量政績的關鍵標尺。真抓實干才能真出政績、出真政績。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在陝甘寧邊區施行了一系列民生改善舉措，他們並沒有追求規模宏大的形象工程，而是聚焦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健康、安全及衣食住行等“廣大群眾的切身利益問題，群眾的生活問題”，以“小切口”實現“大改善”，在具體的實踐中創造實實在在的政績。把好事實事做到人民心坎上，解決群眾的實際困難和問題，讓群眾切實感受到中國共產黨的執政溫度，“使廣大群眾認識我們是代表他們的利益的，是和他們呼吸相通的”，便會“真正圍繞在我們的周圍，熱烈地擁護我們”，從而密切了黨群關系，筑牢了革命的群眾根基。

秉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按客觀規律辦事。1941年8月，中共中央發布由毛澤東親自起草的《關於調查研究的決定》，再次指出“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這一真理，強調進行“系統的周密的社會調查”是“決定政策的基礎”，要求全黨“力戒空疏，力戒膚淺，掃除主觀主義作風，採取具體辦法，加重對於歷史，對於環境，對於國內外、省內外、縣內外具體情況的調查與研究”。在毛澤東和黨中央的大力倡導下，中央調查研究局和各類調查團陸續成立，全黨調查研究之風逐漸興盛起來。張聞天、林伯渠、習仲勛等黨中央與邊區政府領導人，廣泛深入基層一線開展調查研究工作，形成了《出發歸來記》《農村十日》等扎實的調查報告。這些調查研究使得黨對陝甘寧邊區的經濟發展現狀與群眾生活情況有了直接而深刻的認知，從而為黨中央立足實際制定與調整政策、因地制宜發展生產奠定了堅實基礎，也深刻體現了中國共產黨求真務實的工作作風。

延安十三年黨在邊區建設方面的務實作風，不僅體現在民生改善上，還體現在採取一系列措施保障邊區各階層群眾和愛國黨派、民主人士參與政治的民主權利上。抗日民主政權建設，“採用直接、普遍、平等、不記名的選舉制”。堅持黨的群眾路線，“和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取得最密切的聯系”，積極傾聽群眾難題、關心群眾疾苦、征求群眾意見、回應群眾呼聲，“注意民眾的每一要求與每一提議”，了解群眾真實需求，“在人民群眾那裡學得知識，制定政策”，將群眾的意見建議轉化為執政決策的重要依據，並且“根據人民的實際需要和意見，不斷修改我們的措施”。1941年11月，毛澤東在陝甘寧邊區第二屆參議會第一次會議閉幕式上發表講話，強調“黨就是要集中人民意見，加以系統化，堅持下去。那一天不去集中人民意見，不聽取人民意見，即無意見，便要腐化，便要沒有前途”。1944年11月，綏德分區召開司法會議，時任綏德地委書記的習仲勛在會上表示，貫徹司法工作的正確方向要“替老百姓服務”，必須“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這一方面”，“不當‘官’和‘老爺’”，要“走出‘衙門’，深入鄉村”。這種民主執政的實踐，打破了傳統官僚政治的特權邏輯，形成了“實行民主真行憲，隻見公仆不見官”的執政風尚。

清正廉潔是延安十三年政績觀的作風體現

清正廉潔是取得政績的重要保障。延安時期，黨中央和邊區政府高度重視廉潔政治建設，堅持制度約束和思想教育相結合，嚴明紀律、厲行節約、反對貪污腐化，努力營造風清氣正的政治生態，形成延安“一沒有貪官污吏，二沒有土豪劣紳”等“十個沒有”的昂揚向上的社會風貌。

黨中央和邊區政府不斷完善懲治貪污和開展廉政建設的制度法規。自1938年起，邊區政府設立了法令研究委員會、地方法規起草委員會、邊區法制委員會、法令審查委員會等專門性的組織機構，起草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規。相繼頒布《陝甘寧邊區政府懲治貪污暫行條例》《陝甘寧邊區各級政府干部獎懲暫行條例草案》《陝甘寧邊區政務人員公約》《陝甘寧邊區政紀總則草案》等，制定《邊區干部考績書》，在制度法規層面明確規定，“發揚艱苦作風，厲行廉潔政治，肅清貪污腐化，鏟除鴉片賭博”。邊區政府對公務人員實行最低津貼制度。國民黨縣長月工資180元，相較之下，邊區縣長月津貼僅2元5角，邊區政府主席月津貼也不過5元。正如毛澤東所感嘆的：“誰人能夠實行這些呢？誰人能夠只要每月五塊錢薪水呢？誰人能夠創造這樣的廉潔政治呢？”這些制度安排，為邊區廉政建設提供了基本規范。

黨中央和邊區政府堅持有腐必反、有貪必肅。毛澤東在修改《陝甘寧邊區施政綱領》時明確提出：“共產黨員有犯法者從重治罪。”這一規定表明，黨員干部不能因身份特殊而享有法外特權，越是黨員干部，越應嚴守紀律、接受人民群眾監督。肖玉璧案是這一時期的典型案例。1940—1941年，曾經的老紅軍、戰斗英雄肖玉璧在金錢的誘惑面前蛻化變質，利用職務之便貪污受賄、克扣公款達3050元，甚至把根據地奇缺的糧、油等物品偷偷倒賣給國民黨軍隊，從中牟利。1941年，陝甘寧邊區高等法院依據《陝甘寧邊區政府懲治貪污暫行條例》之規定判處肖玉璧死刑。面對這樣一位對革命有功卻腐化墮落的黨員干部，毛澤東明確表示：“我完全擁護法院判決。”1942年1月，《解放日報》專門發表評論《從肖玉璧之死說起》，指出：“在‘廉潔政治’的地面上，不容許有一個‘肖玉璧’式的莠草生長！有了，就拔掉它！”這集中展現了中國共產黨堅決懲治公務人員貪污腐敗的決心。

黨中央和邊區政府把廉潔自律同黨性修養緊密結合起來。1938年10月，毛澤東在黨的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上強調：“共產黨員在政府工作中，應該是十分廉潔、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報酬的模范。”“共產黨員無論何時何地都不應以個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應以個人利益服從於民族的和人民群眾的利益。因此，自私自利，消極怠工，貪污腐化，風頭主義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無私，積極努力，克己奉公，埋頭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中國共產黨採取的一系列黨性教育措施取得了顯著效果，1945年4月，毛澤東在黨的七大上系統總結黨的三大優良作風時指出，“掌握思想教育，是團結全黨進行偉大政治斗爭的中心環節。如果這個任務不解決，黨的一切政治任務是不能完成的”，強調了對黨員進行思想教育的重要性。除了加強廉潔教育外，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任弼時、林伯渠等黨中央與邊區政府領導人還以身作則，始終保持艱苦朴素的生活作風，在延安“住窯洞、吃粗糧、穿布衣，用‘延安作風’打敗了‘西安作風’”，以實際行動為全黨樹立清正廉潔的榜樣。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中共黨史黨建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研究生）

來源：北京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