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北抗日根據地的生產救災及其經驗

在1942—1943年抗日戰爭的艱難時期，敵后根據地的救災工作不僅影響自身生存與發展，也關乎抗日戰爭能否堅持並取得勝利。在黨的堅強領導下，太行山區整合政府救濟、社會互濟和民眾生產自救，大力恢復和發展生產，積累了有效救災渡荒的歷史經驗。這充分展現了中國共產黨在戰時且發生災荒環境下進行資源整合、社會重構和危機處理的強大能力。

一

救災攸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馬克思主義政黨鮮明的人民性本質，內在決定我們黨和根據地政府在革命實踐中，高度關注救災工作。全民族抗戰初期，毛澤東就把賑濟災荒作為十大救國綱領的重要內容。面對1942—1943年嚴峻的災荒，太行山區根據地把救災定為災區中心工作，大力開展救災運動，並提出“不餓死一個人”的口號，將之作為政治任務下發到村、具體到人。1942年11月，晉冀魯豫邊區政府召開太行區救災委員會會議，提出“不餓死一個人”的保証。1943年春，太行旱災救濟委員會第四次會議要求加強組織領導，盡力避免餓死人，並制定相應紀律。

太行山區生產救災揚棄了傳統救災備荒經驗。古代中國自然災害頻發，救災關乎災民生死和政權穩定性。傳統民本思想即主張“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歷朝歷代都高度重視救災備荒，積累了豐富的救災經驗，輔以民間傳統的自覺救災行動和賑災措施，形成政府救濟為主、民間賑濟為輔的傳統救災模式。中國共產黨有意識地提倡民間樂善好施、節約救災和扶危濟困的優良傳統，同時通過組織動員和宣傳教育最大限度地整合社會互濟力量。不過，傳統救災模式有著較高的政府投入要求，在嚴峻的戰爭與災荒背景下實難滿足，還容易引發其他問題。在災民方面，單純靠救濟發糧發款，容易使災民陷入過度依賴，導致災情更為嚴重的局面。在救災物資方面，傳統救災模式不僅囿於有限的政府救濟力量難以持續，還容易浪費物資，引發糾紛事件，等等。基於此，太行山區的生產救災積極反思傳統救災模式不足，有意識地將救災和生產結合起來，通過恢復和發展生產來救災渡荒。

面對華北敵后抗戰極其艱苦的形勢，中央指示各根據地積極開展大生產運動，通過生產解決財政經濟困難。敵后根據地不僅要解決災荒問題，而且要解決教育、反特等一系列政治、經濟、社會問題。這些問題的解決都建立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中共中央太行分局要求全體干部把生產當作一切工作的中心環節，“否則無法解決軍需民生，經濟建設、對敵斗爭都是空話，根據地亦難以堅持”（《太行黨史資料匯編》第6卷，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16頁）。晉冀魯豫邊區政府認為，不能把救災工作看作賑濟與救急的事情，否則勢必流於消極的耗費和被動的突擊，最終導致社會儲蓄消耗殆盡，根據地陷入嚴重困難（《晉冀魯豫抗日根據地財經史料選編（河南部分）》二，檔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114頁）。

二

1942—1943年太行山區大部地區長時間干旱，而根據地主要是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深受氣候影響。長時間干旱破壞了農業生產，導致麥收、秋收歉收，亦引發了蝗災，部分地區還遭雹災和水災。在連續災害、日偽肆意破壞、連年戰爭的不利條件下，根據地的財政經濟日趨艱難，軍需民食瀕臨枯竭。據統計，太行六專區缺糧戶達到60%~70%（《太行革命根據地史稿》，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70頁）。

面對如此嚴重的災荒，時任八路軍副總指揮、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書記彭德懷，決心暫時用軍費以高於敵人的價格，從敵佔太行山西部產糧區大量購進糧食。到1943年4月底，太行山區根據地已從西線購買3153萬斤糧食（《財政經濟建設》，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36頁）。與此同時，大力減免災民負擔，開展社會互濟和以工代賑，下撥貸款貸糧，發展水利開渠修灘。發展運輸和重視紡織也是根據地重要的救災措施。1942年10月，晉冀魯豫邊區政府要求各地組織運輸，獎勵紡織合作。從1942年秋到1943年6月，太行五專區各縣有23968名婦女參加紡織，紡花織布166090斤，得工資386255斤小米，而六專區各縣20599名婦女參加紡織，紡花織布150412斤，得工資114681斤小米和225698元（《晉冀魯豫抗日根據地財經史料選編（河南部分）》二，第110頁）。

晉冀魯豫邊區政府充分肯定1942年的救災工作，認為“這一年的救災成績是很大的，令人滿意的。在根據地基本區說來，在一九四三年六月以前，可以說是‘沒有餓死一個人的’，一九四二年的災荒，基本上是渡過去了”（《財政經濟建設》，第248頁）。不過，災區的公糧減免直接減少了財政收入，貸糧賑濟糧和以工代賑等措施也擴大了財政支出。1943年5月25日，晉冀魯豫邊區政府指示要克服賠錢救災的不足，這樣容易使一些救災工作難以繼續進行（參見《抗日戰爭時期晉冀魯豫邊區財政經濟史資料選編》第2輯，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0年版，第348頁）。

在揚棄1942年救災經驗基礎上，1943年太行山區立足實情，強調組織起來生產自救，要求干部組織和領導災民恢復和發展生產來救災渡荒。1943年7月，鄧小平指出：“我們救災的辦法，除了部分的社會互濟之外，基本上是靠生產。”（《鄧小平文選》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1頁）中共中央北方局、晉冀魯豫邊區政府、晉冀豫區黨委等先后發出緊急號召和指示，發動災民用生產戰勝災荒。1943年7月20日，晉冀豫區號召所有共產黨員以模范行動來說服群眾，動員群眾積極開展有效的自救運動。1943年7月24日，晉冀魯豫邊區政府號召克服連續災荒，要求救災工作首先樹立長期、整體、自救、生產的新觀點，其中生產是“最根本也是最重要的一點”。1943年7月31日，中共中央北方局指示打破災民依賴心理，反對聽天由命的宿命論調，必須“依靠勞動人民自己救自己”（《抗日戰爭時期晉冀魯豫邊區財政經濟史資料選編》第2輯，第350頁、第352頁、第355頁）。1943年9月12日，晉冀魯豫邊區政府回顧此前救災工作，總結經驗教訓，指示“救災工作必須從頭到尾貫串生產的精神，也隻有這樣救災才能收到積極的效果”（《晉冀魯豫抗日根據地財經史料選編（河南部分）》二，第114頁）。

這一時期，在連年災荒重擊下，一些基層干部缺乏領導災民生產救災的信心，不少災民無心也無力從事生產，甚至一度滋生宿命思想與怨命情緒。有鑒於此，各級黨政機構積極開展思想宣傳，通過召開會議等方式，幫助干部群眾樹立生產自救信心。一些支部會議以紅軍二萬五千裡長征爬雪山、過草地、吃草葉、吃皮革的艱苦卓絕教育支部成員，指出共產黨員應該積極想辦法克服任何困難。晉冀豫區黨委指出“必須充分相信我們能夠戰勝自然所給予我們的困難，我們曾經過雪山與草地等人類所不能想象的困難，我們有艱苦奮斗的優秀傳統，曾經不隻一次地戰勝了一切天災人禍，度過與克服一切困難”（《抗日戰爭時期晉冀魯豫邊區財政經濟史資料選編》第2輯，第349頁）。各地通過村村組織大會、挨家挨戶教育災民，不斷提高群眾思想認識。

三

這一時期，太行山區生產救災得益於強大的組織力量，又推動組織進一步發展。全民族抗戰爆發以后，中國共產黨在太行山區大力發展干部、黨員和積極分子，並將群眾組織到各系統各團體中。1943年黨政軍民學的各類組織深入各鄉各村，幾乎觸及每家每戶每個人。在此基礎上，太行根據地從組織力量的縱橫兩方面保障生產救災的貫徹。橫向上，救災委員會由各級政府首長直接領導負責，動員與調配各單位各部門力量參與。與此同時，各級黨委督促各級政府切實執行，形成黨政軍民學多軌落實。縱向上，晉冀魯豫邊區、專區、縣、鄉、村都成立救災委員會，生產救災可以貫徹到鄉村，直至落實到家庭和個人。

嚴峻災荒下根據地災民深陷生活和生產困境，缺乏糧食、種子和工具等。在這種情況下，太行山區根據地借助組織力量對災民生產進行細致入微的組織管理。要求干部學會領導生產，訂立長期救災計劃﹔從按家計劃著手，具體是以家庭為單位，以計劃為基礎，訂出農業生產計劃，組織勞動互助和合作經營﹔黨員干部深入每家每戶，幫助災民制定具體計劃，安排農事工作與家庭生活。

太行山區有效恢復和發展生產，推動財政經濟狀況快速好轉。根據地整合政府救濟、社會互濟和民眾的生產自救，組織黨政軍民學全體人員參與生產，最終不僅幫助災民順利渡過嚴重災荒，而且迎來全民族抗戰以來最大的豐收年，推動根據地財政經濟狀況基本好轉，有效穩固和促進了根據地發展，使根據地重新出現“兵強馬又壯”的有利局面。

太行山區的探索為革命根據地應對災荒積累了經驗，1944年8月12日，中共中央指示其他根據地注意太行山救災經驗，“動員組織黨內外的群眾進行生產自救”。由此，太行山區的生產救災經驗被迅速推廣開來。解放戰爭時期，各解放區普遍踐行生產救災，有助於凝聚全體人民戰天斗地的巨大能量，為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最終勝利奠定了物質基礎和群眾基礎。

（作者系中國農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