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的發展

中國共產黨歷來重視哲學社會科學，強調必須發揮好哲學社會科學在服務國家發展、推動思想變革、促進學術進步中的重要作用。新中國成立初期，也是當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發展的初創期。這一時期，黨和國家加強對哲學社會科學工作的領導，通過完善組織架構、建章立制、制定規劃等推動其發展，為后來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繁榮發展奠定堅實基礎。

構建組織和制度基礎

新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的發展，與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黨領導的哲學社會科學發展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尤其是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發布“五一口號”后，中國共產黨與社會科學工作者一起協商建國，為新中國社會科學發展構建組織和制度基礎。

首先，成立新的社會科學學術團體。黨與全國社會科學工作者在協商建國中，決定以1946年3月31日成立的中國學術工作者協會為基礎重新成立新的全國社會科學工作者的學術團體，並將其作為新政協會議參加單位之一，開創社會科學工作者政治協商、參政議政的先河。1949年6月19日，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第一次全體會議通過的《關於參加新政治協商會議的單位及其代表名額的規定》明確“團體代表”中就有“全國社會科學工作者”。6月21日，新政協籌備會常務委員會第二次會議召開，決定社會科學團體籌備發起與促成工作由周恩來、郭沫若、沈鈞儒負責。7月14日，中華全國社會科學工作者代表會議籌備會召開，推選參加新政協會議的正式代表15人，分別是：陳伯達、陳紹禹、范文瀾、謝覺哉、鄧初民、王學文、艾思奇、何思敬、翦伯贊、侯外廬、張志讓、閻寶航、錢端升、樊弘、吳覺農﹔候補代表2人，分別是：李木庵、胡繩。周恩來在會上指出：“我們要把社會科學在中國發展起來。……擴大組織，動員更多的力量來參加，從事社會科學研究與合作。”此次會議除了要推選新政協會議代表外，還決定籌備成立全國社會科學工作者團體——中華全國社會科學工作者協會，但后來因為一些原因沒有實現。在中華全國社會科學工作者代表會議籌備會召開之際，我國哲學社會科學領域還先后籌備成立五大專門學術團體，分別是新法學研究會（陳紹禹為主任委員，謝覺哉、史良為副主任委員）、新史學研究會（郭沫若為主席，吳玉章、范文瀾任副主席）、新哲學研究會（李達為主席，艾思奇、鄭昕為副主席）、新經濟學研究會（陳伯達為主任委員，馬寅初、杜守素、薛暮橋為副主任委員）、新政治學研究會（林伯渠為主任，陸定一、張奚若、王昆侖、高崇民為副主任）。中國共產黨領導成立新的社會科學學術團體，將全國社會科學工作者團結起來，為新中國社會科學發展奠定組織基礎。

其次，制定新中國社會科學發展政策。1949年9月29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第四十四條規定：“提倡用科學的歷史觀點，研究和解釋歷史、經濟、政治、文化及國際事務。獎勵優秀的社會科學著作。”這一條看似沒有特別之處，但在當時實屬不易，開創新中國制定社會科學政策的先河。比如，“提倡用科學的歷史觀點”，強調的是要“以馬列主義為基礎來團結一切從事社會科學研究和活動的人”，努力搞好全國社會科學工作者的團結和統一戰線，並在中國社會科學領域高舉歷史唯物主義的旗幟。《共同綱領》第四十四條是專門關於社會科學發展政策的規定，為新中國社會科學發展奠定制度基礎。

推進哲學社會科學體系建設

新中國成立以后，中國共產黨領導廣大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從多個層面推進新中國哲學社會科學體系建設。

從領導體制上，新中國構建起統一的科學領導體制。1949年9月27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的《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規定設立“科學院”，由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負責指導，賦予科學院領導和管理全國科學工作（包括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在內）的職責。新中國成立后，中國科學院在領導全國科學工作方面作出努力，組建成立各學科專門委員會，其中包括近代史組、歷史考古組、語言文字組、社會經濟組。1953年11月19日，為了加強黨對科學工作的領導，中國科學院黨組向黨中央報告，提出改善科學領導機構和領導方法的建議，並表示中國科學院要“設法加強社會科學方面的力量”。1954年3月8日，黨中央對科學院黨組的報告作出重要批示，指出：“要把我國建設成為生產高度發達、文化高度繁榮的社會主義國家，一定要有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發展。”黨中央的重要批示突出社會科學的重要性，為社會科學發展提供重要指導。1954年9月，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召開后，中國科學院變成專門的科研機構，不再具有行政職能。1955年6月，中國科學院成立哲學社會科學部，既加強中國科學院對各社會科學研究所的學術領導，又注意組織和團結全國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力量。1956年3月14日，國務院成立科學規劃委員會，負責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規劃工作，但實際上當時主要是負責制定科學技術發展規劃，哲學社會科學發展規劃則由中宣部和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負責。盡管黨和國家建立起統一的科學領導體制，但由於科學事業發展比較落后，加之經驗不足，導致統一的科學領導體制常處於變動調整之中。隨著1956年十二年科學技術發展規劃的制定完成，哲學社會科學逐漸從統一的科學領導體制中分離出來，形成由中宣部負責思想領導、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負責業務的哲學社會科學領導體制。

從研究體系上，新中國構建起不同層次的社會科學研究體系。新中國成立后，黨領導廣大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構建起不同層次的社會科學研究體系。從社會科學研究機構來說，中國科學院以原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等機構為基礎組建成立新中國第一批社會科學研究所，分別是近代史研究所（所長范文瀾）、社會研究所（所長陶孟和，1953年更名為經濟研究所）、考古研究所（所長鄭振鐸）、語言研究所（所長羅常培）。中國科學院成立哲學社會科學部后，又加強對各社會科學研究所的學術領導。到1956年，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所屬研究所，主要有：經濟研究所，語言研究所，考古研究所，歷史研究所一所、二所、三所，哲學研究所，文學研究所，少數民族語言研究所。從高等學校來說，有部分學校重視社會科學研究，並專門成立社會科學研究機構。如中國人民大學自1951年起舉辦科學討論會，廈門大學成立經濟研究所（1950年）、南洋研究所（1956年）等。這個時期，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體系主要由中國科學院和高校社會科學研究機構組成。其中，中國科學院各研究所及其后設立的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是全國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的中心，高校社科研究機構則是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的重要方面。

從學科體系上，新中國適時調整改革哲學社會科學學科建制。新中國成立之前，中國共產黨組織成立全國社會科學學術團體，主要學科為哲學、經濟學、歷史學、法學和政治學。新中國成立之后，中國科學院最初設立的研究機構所涉學科為歷史、考古、經濟、社會、語言等。1952年，教育部按照“發展專門學院，整頓和加強綜合性大學”的思路對高等學校院系進行調整。其中，綜合性大學設立文、理兩類系科，其他則分設財經、政法、師范、外語等專門學院。到1956年底，十二年哲學社會科學規劃初稿編制完成時，逐步形成哲學、經濟學、法學、國際問題、歷史學、考古學、少數民族研究、教育學、語言學、文學、藝術學、中國自然科學和技術史、檔案學、圖書館學、博物學、新聞學等學科建制，基本確立起當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學科體系的基礎架構。

制定哲學社會科學發展規劃

新中國成立后，黨和國家高度重視哲學社會科學發展的計劃性。1955年6月，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在學部成立大會上提出要“有計劃地進行哲學和社會科學研究工作”。1956年，黨和國家在制定十二年科學技術發展規劃的同時，也組織制定十二年哲學社會科學規劃，即《1956—1967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草案（初稿）》。

1955年底，為了完成十二年哲學社會科學規劃制定工作，中央宣傳部決定成立由周揚、胡繩、張稼夫、潘梓年、楊秀峰、錢俊瑞、董純才、楊獻珍、於光遠等組成的“研究制定發展哲學和社會科學十二年計劃九人小組”，由中宣部副部長周揚負責。12月27日，九人小組召開第一次會議，決定按學科和問題另設11個小組分別進行，由各小組分別提出各學科發展計劃、研究項目以及培養人才的任務。1956年1月31日，國務院召開制定科學發展規劃動員大會，對哲學社會科學發展規劃制定工作提出要求。自1956年2月起，十二年哲學社會科學規劃制定工作加緊展開。經過4個多月時間的努力，到1956年6月，《1956—1967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草案（初稿）》制定完成。

《1956—1967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草案（初稿）》規定我國哲學社會科學各學科研究工作的總任務是，“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實際問題和理論問題，研究和總結我國革命的歷史經驗，研究我國的歷史”﹔內容主要由4部分組成，分別是“說明”“各學科的重要問題和重要著作”“幾項重要工作”“干部的培養和研究機構的設立”。十二年哲學社會科學規劃初稿完成后，中宣部曾向各省市自治區征求意見，經多次修改形成《1956—1967哲學社會科學規劃綱要（草案）》。1957年3月，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辦公室將十二年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草案印發中國科學院、各產業部門、各高等學校以及各省、市人民委員會。1957年6月，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召開第四次擴大會議，原則上通過十二年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草案。1958年3月，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召開第五次會議，正式通過《1956—1967哲學社會科學規劃綱要（草案）》。

十二年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雖然后來在研究實踐中沒有得到貫徹執行，但它作為黨和國家制定的第一份中長期哲學社會科學發展規劃，在當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發展史上具有開創性意義，為當時哲學社會科學研究者提供了方向指引和藍圖擘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