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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都夜渡 遠征啟航

章熙建

2026年08月06日08:34    來源:解放軍報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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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迢迢,秋風涼。敵重重,軍情忙。紅軍夜渡於都河……”

在江西省於都縣於都河畔的中央紅軍長征出發紀念碑前,當地紅歌隊演唱《長征組歌》的嘹亮歌聲,又把人們帶回到了那風雨如磐的歲月。

1934年10月17日至21日拂曉,中央紅軍各部隊在於都河以北地區集結完畢后,按照中革軍委頒布的渡河計劃分別從於都、花橋、潭頭圩(龍石咀)、賴公廟、大坪心(龍山門)、峽山圩(孟口)等10個渡口渡過於都河。

奔赴!奔赴!一部中國革命歷史上的壯麗史詩,從這裡開篇。

長河落日,殘陽如血。

1934年10月18日傍晚,毛澤東同志帶著警衛戰士走出何家老屋,踏上於都河北岸城東門渡口。

城東門渡口排滿整裝待發的紅軍隊伍,還有依依惜別的群眾。毛澤東佇立渡口一側,靜靜注視著身上挂著糧袋、草鞋的隊伍通過浮橋,奔向南岸。

1933年9月,蔣介石調集50萬兵力,對中央蘇區發動第五次“圍剿”。彼時,錯誤的軍事指揮,讓紅軍陷入被動苦戰,紅色政權岌岌可危。《中國共產黨歷史》載:“(1934年)5月,中共中央書記處作出決定,將中央紅軍主力撤離根據地。”

時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的毛澤東,雖然在王明路線主導的寧都會議上被撤銷紅一方面軍總政委和總前委書記職務,離開決策中心,但他仍密切關注著局勢變化。隨著廣昌失守、國民黨軍逼近中央蘇區腹地,高瞻遠矚的毛澤東迅速對黨中央和中央紅軍的下一步戰略行動作出准確判斷。

1934年9月中旬,毛澤東從瑞金來到於都縣城,拖著病軀四處奔波,調查軍情。9月20日,毛澤東在於都給周恩來發去一封電報,報告了贛縣、於都、登賢等地敵情及紅軍和地方武裝的防務情況,提出“於都、登賢全境沒有赤色戒嚴,敵探容易出入,現正抓緊西、南兩方各區建立日夜哨及肅反”。

時逾92年,存放在中央紅軍長征出發紀念館裡的電報格外醒目:“信豐河(下)游從上下灣灘起,經三江口、雞籠潭、下湖圩、大田至信豐河沿河東岸十裡以內一線,時有敵小隊過河來擾,但最近一星期內不見來了……”片紙千鈞,曾任少共中央局組織部部長的劉英后來回憶說:“中央紅軍安然地過了於都河,走的就是毛主席選定的路線。”

於都河,是贛江支流貢江在於都境內的別稱,又稱雩河、貢水,年徑流量約134.24億立方米。曾幾何時,古老貢水孕育出“仙娘鎮水”“鯉精報恩”等美麗傳說﹔又曾幾何時,於都河水為當地人民運輸竹木、土紙等農副產物帶來楫舟之便,滋養了兩岸20余萬畝紅土地和世代黎民百姓。

1934年秋,於都河擔當起一項史無前例的使命。中央紅軍8.6萬余人由此展開史詩般的遠征。

“紅軍抗日事長征,夜渡於都濺濺鳴。”1962年建軍節前夕,葉劍英元帥回憶起當年長征出發夜渡於都河,戰友劉伯堅前來送別的場景,感而成詩。

1934年秋的於都河,雖值枯水期,但寬達600余米的河道,最深處約20米。當時,沒有足夠大的渡輪,沒有現成可用的橋梁,8.6萬余人的龐大隊伍,要在敵人眼皮底下安然渡河,豈非神話?

這不是神話,是英雄紅軍與蘇區人民攜手創造的奇跡。

時任紅軍工兵分隊指揮員的王耀南在回憶錄中寫道:一九三四年十月上旬的一天,洪超師長和黃克誠政委把我和劉子明同志找到師部。洪師長開門見山地說,總部命令你們務必在十二日以前趕到雩都執行架橋任務。

王耀南率部趕到深水河段渡口時,贛南省蘇維埃政府調集的800余條船已經到位。大家與動員前來的千余名船工和木匠,採取“木船橫排、鐵錨固定,繩索串連、木板鋪面”的方法,在河道上架設浮橋。為避開敵機偵察、轟炸,掩護紅軍秘密渡河,浮橋統一在黃昏后架設,晝拆夜搭。中央紅軍主力渡河期間,於都河上的5座浮橋先后架、拆達15次。

自10月17日起,中央紅軍主力從10個渡口分批渡河。18日傍晚,大病初愈的毛澤東揮別蘇區的鄉親,周恩來等向蘇區百姓鞠躬拜謝,依依不舍地從於都的東門渡口踏上浮橋。

時任紅1軍團第2師第4團政委楊成武回憶道:“橋下的水徐徐流著,我們的隊伍從橋上緩緩地通過,前不見頭,后不見尾……向前,向前,迎著蒙蒙的暮靄,聽著那越來越小的水聲,漸漸地,那聲音被急行軍的腳步聲代替了。”

在鯉魚、石尾、漁翁埠等渡口,紅軍使用小船擺渡或涉水過河。時任紅1軍團政治部宣傳科科長彭加倫在回憶錄中寫道:“紅色戰士一隊一隊地由各個村庄涌現出來,一線一線不斷地繼續向雩都河畔進發,馬聲、擔子聲、刺刀摩擦聲、步伐聲、歌聲,相互錯雜著……船夫不斷地搖著他的木櫓,一船一船渡過去了……”

夜色蒼茫,貢水嗚咽。身后是含淚相送的蘇區群眾,前方是未知的漫漫征途。告別中央蘇區的紅軍官兵,神情剛毅,步履鏗鏘。

在“長征第一渡”舊址前,貢江鎮漁民村船工后代李明榮幾十年如一日,深情述說父輩們夜送紅軍渡河的故事——“那幾天,我父親李聲仁、母親王九發及幾十個族人,把各家的20余條漁船劃到羅坳石尾渡口,一夜來回往復幾十趟。我家那條船,父親劃槳,母親搖櫓,一連數晚,把紅軍一撥撥送到對岸。”

在中央紅軍長征出發紀念館,兩份戰略轉移計劃表吸引了眾多參觀者的目光。

一份是《野戰軍由十月十日至二十日行動日程表》。計劃顯示:紅5軍團擔負后衛,其他各野戰軍團及各中央縱隊實施機動集結﹔統一安排全軍休整、籌糧、架橋、傷員轉運,實現作戰、行軍、后勤統籌安排。

另一份是《野戰軍南渡貢水計劃表》。計劃表明確兩個軍委縱隊及各軍團渡河時段、渡口安排、船隻調度等要素,實行錯峰夜渡,避免扎堆搶渡及被敵機偵察突襲的情形,確保野戰軍隱秘快捷、安全有序地完成渡河機動。

當時,戰略轉移的所有籌劃和准備都在隱秘中推進。劉英在回憶錄中這樣描述抵達於都后見到毛澤東時的情景:“我又問毛主席:‘我們走到哪裡去呢?’他說:‘不知道’。”

但一切都在有組織、有計劃地推進。9月29日,張聞天在《紅色中華》發文指出:“要做好准備突破敵人封鎖線,進行長途行軍與戰斗的動員解釋工作”﹔10月7日,中革軍委命令紅24師及地方部隊接替各野戰軍團防務﹔9日,紅軍總政治部發布《關於准備長途行軍與戰斗的政治指令》﹔10日,中共中央、中革軍委率直屬機關從瑞金出發,向於都地區轉移﹔此前,各野戰軍團已陸續從各自駐地開拔,向於都河沿岸集結地域集中。至10月16日,中央紅軍各部隊基本在於都河以北地區集結完畢。

1934年10月12日8時半,中革軍委主席朱德向各軍團、縱隊下達命令:“將該表(《野戰軍由十月十日至二十日行動日程表》)規定野戰軍全部行動,按日推遲一天執行,但中央第一縱隊仍於今十二號晚移動。”

10月16日19時,朱德致電董振堂、李卓然,告知紅軍獨立第3團將於明(17日)到達興國以南地域接替紅5軍團抗擊周渾元縱隊任務,紅5軍團則應於17日晚轉移至社富地域……紅5軍團應與獨立第3、獨立第13兩團取得聯絡,規定他們的行動部署。

走進歷史深處,不難看到,中央紅軍主力從於都集結開始長征並不是孤立的行動。

當時,在江西省德興縣重溪山區,於7月初從江西瑞金出發執行北上“調敵”任務的紅7軍團,正大踏步向閩浙贛蘇區挺進﹔在貴州省石阡縣甘溪地區,孤軍西行“探路”的紅6軍團,在與敵激戰數日、損兵過半的情況下,繼續向黔東方向挺進。一北一西,兩路先行,奏響了中央紅軍長征的序曲。

中央紅軍出發后,項英、陳毅等率紅24師和地方武裝共1.6萬人以及3萬余名傷病員留在蘇區,堅持游擊戰爭。后來,他們大部分犧牲,幸存下來的官兵成為新四軍第1支隊的骨干。

在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英雄紅軍以大無畏精神和鐵一般的執行力,聞令而動,各擔重任,為中國革命保存了有生力量。

2019年5月20日,習主席在於都河畔的中央紅軍長征出發紀念館,親切會見於都縣紅軍后代、革命烈士家屬代表時,動情地說:“革命戰爭年代,江西人民為革命勝利付出了巨大犧牲、作出了巨大貢獻。”

在紀念館,牆上一組數據令人震撼:中央紅軍出發前,蘇區人民籌集糧食90余萬擔、銀圓80余萬塊﹔趕制草鞋和斗笠各20余萬雙(頂)及大批棉被(衣)等﹔提供大量生鐵、銅錫、土硝等兵工材料,紅軍彈藥生產猛增6倍以上﹔沿河老表們自發捐獻門板、床板、瓜棚板等架橋板材達十幾萬塊。

王耀南曾回憶架設浮橋時一件往事:“當時一位姓曾的大爺,執意要把自己的壽材捐獻出來。我不忍心收,曾大爺火了:‘這位同志啊,怎麼硬是不通情理,紅軍打仗命都不要了,我拿出幾塊棺材板算什麼?’我拗不過他,隻好收下。”

在蘇區人民心裡,有本明白賬:紅軍打勝仗,老百姓頭頂才有一片晴朗天空。

中央紅軍出發之際,數萬蘇區青壯年踴躍參軍,僅於都縣就補充兵員近萬人﹔另有萬余人參加擔架隊、運輸隊隨軍行動﹔無數家庭接收安置傷病員和紅軍后代,最多一戶安置了7名傷病員。據不完全統計,僅於都縣參加長征的紅軍和民工,就有超過1萬人犧牲在長征路上。收養紅軍傷病員和后代的家庭,后來大多遭到國民黨反動派迫害。

蘇區人民把身家性命與黨和紅軍命運緊緊綁在一起,為長征注入了強勁動力。

中央紅軍主力向於都集結期間,沿途赤衛隊、兒童團等勇擔封鎖警戒任務,嚴密封鎖消息。紅軍直到順利渡過於都河,敵軍仍對此一無所知。

30萬於都人民保守一個天大的秘密,為紅軍成功實施大規模行動提供了堅強保証。

聶榮臻曾在回憶錄中寫道:“過於都河,正當夕陽西下……不斷地回頭。凝望中央根據地的山山水水,告別在河邊送別的戰友和鄉親們。這是我戰斗了兩年十個月的地方……根據地人民給了紅軍最大限度的物質上和精神上的鼓勵和支持。想到這些,我不勝留戀。”

歲月流轉,山河見証。1934年秋,中央紅軍夜渡於都河,成為軍民生死相依、同心共赴的生動寫照。此后,從長征路上的搶渡烏江、巧渡金沙江,到八路軍東渡黃河奔赴抗日前線,再到解放戰爭、抗美援朝戰爭……“軍隊打勝仗,人民是靠山”,成為我軍所向披靡的制勝密碼。

日月如梭,滄桑變遷。如今,當年紅軍架設浮橋的5個渡口位置,已建起5座恢弘壯觀的現代化大橋。“橫渡”變成“跨越”,但92年前的那個深夜,周恩來在踏上浮橋出發時那句“於都人民真好,蘇區人民真親”的贊嘆,仿佛仍在於都河上回響,溫暖和激勵著老區人民。

1949年春,人民解放軍橫渡長江。柳亞子說:“人民解放軍很快渡江成功,並且佔領了南京,我們不知道毛主席用的是什麼妙計?”

毛澤東回答:“沒什麼妙計,如果有的話,人民的支持就是最大的妙計。”

(責編:劉圓圓、萬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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