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征時期毛澤東的會議斗爭策略

長征時期，黨內正確路線與錯誤路線、正確領導與錯誤領導之間的斗爭十分激烈。黨中央召開的一系列重要會議要成功解決事關全局的路線和領導問題，必須把握科學的黨內斗爭策略：既要糾正錯誤路線、排除錯誤領導的干擾，又要維護全黨全軍團結大局。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長征途中各類重要會議上，緊緊抓住不同階段主要矛盾，堅持講政治、顧大局、求團結，運用原則性與靈活性相結合的斗爭策略，以高超斗爭藝術開展黨內思想斗爭，為長征勝利、開辟中國革命新局面筑牢路線與組織保障。

以顧全大局、團結大多數的斗爭藝術，促成遵義會議成功召開

黨的六屆四中全會后，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者依靠共產國際支持進入中央領導層，博古、李德掌握最高領導權。軍事上，“左”傾領導人否定毛澤東總結形成、經受蘇區實戰檢驗的游擊戰、運動戰方針，第五次反“圍剿”先后犯下冒險主義、保守主義錯誤，戰略轉移階段又實行逃跑主義，最終導致第五次反“圍剿”失敗。湘江戰役紅軍遭受慘重損失，黨和紅軍陷入空前危機，廣大指戰員對“左”傾錯誤軍事路線的不滿持續高漲。

毛澤東清醒認識到，單憑個人力量難以扭轉被動局面，必須爭取中央高層多數領導支持。湘江戰役之后，他重點爭取原本屬於“左”傾陣營核心成員的張聞天、王稼祥。當時掌握最高軍事指揮權的“三人團”中，周恩來認同毛澤東的軍事主張，但勢單力薄。張聞天是政治局常委，王稼祥為政治局候補委員、中革軍委副主席兼總政治部主任，兩人均具備強大黨內影響力。爭取二人轉向正確路線，才有可能打破博古、李德的錯誤領導，挽救紅軍。長征出發之初，毛澤東以張聞天患病、王稼祥負傷為由，申請三人編入中央縱隊擔架隊一路同行，創造持續和便利的交流條件。行軍途中，毛澤東同二人深入剖析博古、李德軍事指揮的嚴重失誤。經過充分思想溝通，王稼祥堅定站到毛澤東正確路線一邊，提出要開會糾正錯誤﹔張聞天也逐步覺醒，確立“真理在誰手裡，就跟誰走”的立場。毛澤東成功團結張聞天、王稼祥，在高層形成反對錯誤軍事路線的核心力量，為遵義會議召開奠定思想與組織基礎。

在凝聚張聞天、王稼祥共識之后，毛澤東持續加強與周恩來溝通。湘江慘敗后，周恩來竭力支撐危局，迫切希望依靠毛澤東正確軍事策略扭轉困境。通道會議上，毛澤東提出西進貴州的方案獲得周恩來、張聞天、王稼祥支持，否決李德北上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計劃。這是寧都會議之后，毛澤東重新參與高層軍事決策，正確意見首次得到採納，紅軍就此轉向貴州，避開蔣介石預設的包圍圈，取得反對“左”傾錯誤斗爭的關鍵先手。隨后黎平會議、猴場會議進一步確認進軍黔北遵義的戰略，持續否定博古、李德的原有方案，並限制其軍事指揮權限。猴場會議明確規定，紅軍作戰相關事項，軍委必須向政治局報告，從制度上約束獨斷專行，為進佔遵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創造條件。

遵義會議與會20名代表中，除博古、李德、凱豐三人外，其余代表均支持毛澤東的觀點。這一局面，一方面源於毛澤東的分析立足國情，堅持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另一方面得益於他始終堅持團結黨內大多數，依靠真理凝聚軍心民心。會議進程中，三位中央領導的發言起到決定性作用。博古作總結報告、周恩來作副報告之后，張聞天依據三人共同研討、以毛澤東的思想為主導的提綱作“反報告”，系統批判博古、李德軍事指揮錯誤，定下會議批判錯誤軍事路線的基調。毛澤東發言后，王稼祥率先響應，主張撤銷博古、李德軍事指揮權，要求由具備實戰經驗的毛澤東指揮紅軍。周恩來在發言中主動承擔第五次反“圍剿”失利的領導責任，深刻自我批評，並正式提議由毛澤東領導紅軍行動，得到多數與會者贊同。毛澤東后來評價，在遵義會議上，“恩來同志起了重要作用”。

以解決緊迫軍事問題為突破口，聚焦主要矛盾，維護全黨全軍團結統一

在遵義會議這一緊迫而關鍵的會議上，毛澤東確立清晰斗爭策略：會議集中力量解決軍事路線問題，暫不討論政治路線、組織路線調整。會議重點剖析“左”傾領導者軍事失誤，明確單純防御路線是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主要根源。會議指出，在內線作戰取勝希望渺茫時，領導人沒有及時實施戰略退卻保存有生力量，固守陣地拼消耗﹔突圍轉移過程更是驚慌失措的搬家式逃跑行動。會議充分肯定毛澤東創立的人民戰爭、誘敵深入、靈活機動運動戰等軍事思想，認定博古、李德需要為軍事失敗承擔主要責任。

會議決定撤銷“三人團”，選舉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參與軍事決策﹔明確朱德、周恩來負責軍事指揮，周恩來擁有軍事行動最終決定權。遵義會議結束后，“雞鳴三省”會議完成常委分工，張聞天接替博古主持中央工作，毛澤東協助周恩來指揮軍事。紅軍二佔遵義后設立前敵司令部，毛澤東任政委﹔為適應瞬息萬變的戰場形勢，黨中央組建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新 “三人團”，全權指揮軍事。通過遵義會議及隨后一系列貫徹會議精神的組織調整，黨中央事實上取消了“左”傾領導者的軍事決策與指揮權，逐步確立了毛澤東在軍事領域的領導地位，初步形成了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從而為貫徹毛澤東正確的軍事路線與戰略方針奠定了堅實的組織基礎。

遵義會議召開於戰爭形勢異常嚴峻的背景下，是一次具有緊急性質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作為一位深諳辯証法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毛澤東清晰地把握當時軍事與政治之間的內在聯系。在當時的背景下，軍事斗爭已成為全黨壓倒一切的中心任務，亦即最大的政治。只要軍事問題，特別是軍事路線與指揮權問題能夠得到有效解決，便足以扭轉時局，進而挽救黨、紅軍與中國革命的命運。可以說，毛澤東在遵義會議上所採取的這一斗爭策略極為高明，既展現出他作為杰出政治家的長遠眼光與全局視野，也體現了其高超的斗爭藝術。

把握原則性與靈活性辯証統一，戰勝張國燾分裂主義，實現三大主力紅軍勝利會師

中央紅軍與紅四方面軍懋功會師后，北上川陝甘創建根據地，靠近抗日前線，是打開革命新局面的正確選擇。張國燾卻對革命前景悲觀，夸大敵軍力量、低估紅軍戰斗力，認定革命進入總退卻階段，反對北上戰略，主張主力向青海、西康、新疆偏遠區域退卻，本質是逃跑主義路線。

北上還是西進或南下，事關革命前途。兩河口會議上，黨中央有理有據駁斥張國燾錯誤主張，耐心勸說其擁護北上方針。為促進兩軍團結，中央採納毛澤東建議，增補張國燾為中革軍委副主席。但張國燾拒不執行中央計劃，擅自謀劃南下，借機提出改組軍委、由自己出任中革軍委主席等無理要求。黨中央堅決拒絕其不合理訴求，同時為爭取團結作出有限讓步，任命張國燾為紅軍總政委。即便如此，張國燾持續推行分裂活動。黨中央先后通過蘆花、沙窩、毛兒蓋、俄界等會議重申北上抗日方針，多次發電督促其率軍北上，持續開展思想教育。張國燾南下短暫得勢后，公然另立“中央”，嚴重分裂黨和紅軍。

面對嚴重分裂行為，毛澤東與黨中央仍然將矛盾限定在黨內斗爭范疇，沒有簡單定性為敵我矛盾。當時有人提議開除張國燾黨籍，遭到毛澤東反對。他考慮到張國燾麾下數萬指戰員，如果處置過激，會加劇對立、破壞紅軍團結：即便開除張國燾黨籍，依舊難以迅速解決部隊統一問題。這場斗爭中，黨中央堅守底線不動搖，同時保持極大耐心，做到有理、有力、有節。中央紅軍抵達陝北之后，黨中央派遣紅一方面軍西征開辟通道，迎接紅二、四方面軍北上。在黨中央持續努力，加上紅二、四方面軍廣大指戰員反對分裂、堅持團結的斗爭下，張國燾被迫取消另立的“中央”，率軍北上陝甘，三大主力紅軍順利會師，長征取得最終勝利。

在戰勝張國燾分裂主義的斗爭中，毛澤東之所以運用這種原則性同靈活性相結合的黨內斗爭方式，“就是要把犯錯誤的同志團結起來，特別是在困難的時候”。實踐已經証明，正是毛澤東這種“正確處理黨內問題的政策，使大家團結起來，度過了最困難的時刻，完成了長征”。歷史實踐証明，這套處理黨內矛盾的策略，維系了紅軍內部統一，幫助全黨全軍渡過絕境，最終完成偉大長征。

（作者為杭州師范大學中共黨史黨建研究院院長、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來源：北京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