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中國作家學者筆下的延安

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發揮著中流砥柱作用，延安也成為全民族的“希望之地”。這一時期，延安接待了一批批的來訪者，其中既有政治人物和社會活動家，也不乏作家和學者。作家學者們觀察延安、體驗延安、記錄延安，留下了豐富的文字資料，為我們了解當年的革命聖地，進而探究中國共產黨取得成功和勝利之道，提供了鮮活的素材。

延安景物

造訪延安的作家學者，很多早已“心向往之”，但剛到這裡時，看到艱苦的生活環境，不少人還是感覺出乎意料。近代以來，陝北地區災害頻生，社會動蕩，基本處於荒僻貧困的境地，1937年到訪延安的記者俞頌華用“地老天荒水枯石爛”來形容陝北。這時的延安城也是“舊式”的。1944年訪問延安的記者趙超構形容“這裡不僅沒有好山好水，也竟沒有一個可以散步的草坪，沒有一個可以駐足的樹蔭。一眼望去，灰塵滿目，沒有一點鮮艷的色彩。”1939年老舍初到延安時，也產生了巨大的“落差感”。在長詩《劍北篇》裡，老舍寫到，抵達延安之前，他“期待著人稠影亂，萬家燈火，氣暖聲喧”。但實際情況是截然不同的：“暮色裡疏星點點，城裡城外一片斷瓦頹垣，寂寂的水，默默的山，山腰水畔微繞著流煙！”1938年到1941年間，日軍飛機對延安實施了多次轟炸，城市受損嚴重，才造成這“一片斷瓦頹垣”的慘景。環境困難，生活艱苦，以至趙超構認為“慣於享受都市趣味的人，到延安來一定要感到悲慘的失望”。

雖然物質層面的延安很難談得上有什麼“風景”，但社會層面的延安卻絕不會令人“失望”。作家們很快就發現，這朴素的小城裡社會安定、秩序井然，路不拾遺、夜不閉戶。華僑領袖、教育家陳嘉庚1940年訪問延安時，曾遇到幾個南洋女生，她們在招待所用完晚餐，要走十裡路返回學校。陳嘉庚問她們“夜時有無關礙（困難危險）”？回答是“此處風俗甚好，一人原常夜行”。更讓作家們印象深刻的，是延安絕無國統區、淪陷區比比皆是的社會陋習與弊病。作家丁玲1937年寫下長詩《七月的延安》，稱贊延安“街衢清潔，植滿槐桑，沒有乞丐，也沒有賣笑的女郎，不見煙館，找不到賭場。百事樂業，耕者有田”。教育家黃炎培1945年在延安觀察到，這裡的公教人員和他們的家屬“不論男女都是制服，女子學生裝短發，都代表十足的朝氣。當地老百姓，衣服也都很整潔，衣料是藍或白的土布”，“沒有看到一個游手閑蕩的人”。延安正是這樣一個地方，在最艱苦的環境下，生發出巨大的活力，擔負著保家衛國的使命，也預示著新中國的未來。

延安氣象

延安城清朗質朴的社會風貌，透射出延安人奮發昂揚的生活氣象。就像詩人艾青寫到的，“這裡的土地雖不肥沃，也缺乏江南的風光，但是這裡……人民生活得很滿足，很安寧，倉裡有余谷，冬天有棉襖﹔代替了陰郁愁苦，他們的臉上含著微笑”，抗戰中的延安“就像初升的太陽滾動在澄碧的空中”。

詩人筆下“燦爛的日子”是奮斗得來的。盡管環境惡劣、生活艱苦，延安人絕不向困難低頭。他們努力發展生產、從事建設。“如今，懷抱著崇高理想的人們，正在改造這黃土高原。信不信由你，然而這都是現實！”這是1940年茅盾訪問延安后發出的感慨。作家陳學昭對此感受更深，她1938年來到延安並長居於此。在報告文學集《延安訪問記》中，她贊嘆延安“是天天在變，天天在進步，天天在改良，幾天不進城，你就會起一種跟不上了或隔膜了的感覺”。尤其是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在極為嚴峻的斗爭形勢下，黨中央帶領邊區人民開展“大生產運動”，黨政軍民學齊上陣，開荒種地，織布紡紗，自己動手，豐衣足食。大家你追我趕，掀起勞動的熱潮。延安作家吳伯簫曾描繪一場“紡線競賽”的盛況：“天地是廠房，深谷是車間，幕天席地，群山環拱”，“一聲號令，百車齊鳴，別的不說，隻那嗡嗡的響聲就有點像飛機場上機群起飛，揚子江邊船隻拔錨。那哪兒是競賽，那是萬馬奔騰，在共同完成一項戰斗任務”。大生產運動既造就了實際的物質成果，更帶來社會氣象的深刻變化。茅盾敏銳地捕捉到了這一點，“有說各種方言的，各種家庭出身的，經過各種社會生活的青年男女，在那裡‘開荒’……舉起古式的農具，在和那億萬年久的黃土層搏斗”。對干部和學生而言，學習工農，熱愛勞動，既是生產建設的需要，更是思想的洗禮——脫去“城市趣味”，做真正的勞動者、真正的革命者。

當然，延安人既有艱苦奮斗的豪情，也不乏活潑浪漫的氣質。特別是大批進步青年奔赴延安，共同探求真理，追尋理想，更讓古城煥發出青春活力。“情感淋漓，大氣磅礡”——這是茅盾對延安人，特別是延安青年的心理描畫。他曾記錄下延安魯迅藝術文學院夏夜“歌會”的場景：月明之下，樹影婆娑，三五成群消夏夜談的學生，會突然不謀而合地唱起“風在吼，馬在嘯，黃河在咆哮”。這激揚的歌聲，這熱情與浪漫，最終轉化為投身抗戰的覺悟和力量。曾因目睹延安“斷瓦頹垣”而傷感的老舍，很快被延安的歌聲感染，寫下長詩抒懷：“噢，侵略者的炸彈，有多少力量，幾許威嚴？聽，抗戰的歌聲依然未斷，在新開的窯洞，在山田溪水之間，壯烈的歌聲，聲聲是抗戰，一直，一直延到大河兩岸！”“多麼可憐，轟炸的威風啊，隻引起歌聲一片：唱著，我們開山，唱著，我們開田，唱著，我們耕田，唱著，我們抗戰，抗戰，抗戰！”歌以抒情，歌以詠志，歌聲展現了延安人昂揚蓬勃的氣象，更為激發斗志、共御外侮注入了強大力量。

延安作風

透過延安的風情與氣象，作家學者們開始探求中國共產黨領導邊區政權不斷發展壯大，並在抗戰中發揮中流砥柱作用的內在動因和精神根源。

從作家學者們筆下的點滴情景中，可以看到共產黨人始終把人民群眾的利益放在首位。“舊邦改建新天地，百度端從大眾謀”，這是老同盟會員、詩人錢來蘇1943年《重到延安》詩作中的感嘆。趙超構也贊賞“延安的行政干部，是沒有什麼特殊的威風可以向民眾擺架子的”。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充分依靠群眾。黃炎培在《延安歸來》中寫道：延安街頭“黑板的角上有個意見箱，什麼人都可以把意見書投入，如果他要向政府說話的時候”。真心向老百姓學習，為老百姓辦實事，做百姓的“自己人”，黨也得到了百姓的擁護。當時，“有人惡意地嘲笑共黨是‘唯民眾論’者”。1938年，記者舒湮在延安向毛澤東提出了這個問題。毛澤東如是答復：“‘民為邦本’這是幾千年來我國聖哲的名言，並非共黨的新發明。這般嘲笑和輕侮民眾力量的論客，實在不屑與之作理論上的爭辯，隻消餓他三天，看他怎辦？無農即無米，無織工即無衣，這是很簡單的道理呀！”正是這個“簡單的道理”，奠定了革命事業的堅實根基，更鍛造了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和立場。如吳伯簫所言：從延安走來的共產黨人“不是神人，不是異人，也不是敕令自封的英雄豪杰。他們都是從老百姓中間來也還要回到老百姓中間去的平常人。有一點不同就是他們更有決心，更大公無私為老百姓辦事。老百姓的疾苦就是他們的疾苦，幫老百姓求得解放，他們也跟著得到解放”。

通過深入的觀察，作家學者們還感受到了共產黨人追求真理、探索道路的信念和作風。這種作風，是中國共產黨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成果。趙超構認為，“延安的政風，第一特點是實事求是，不談空話，不唱高調，不迷信洋教條”。黃炎培記錄下當時毛澤東對他講的話：“讀了馬克思主義，沒有能根據它來研究中國的歷史實際，創造出合乎中國實際需要的自己的理論，做了中國共產黨黨員，看不見中國，隻看見書架上的革命文獻，這種馬克思主義理論家，還是少一點好。”對於中國共產黨立足國情，探索和發展馬列主義理論的實踐，趙超構也深有體悟，他在通訊集《延安一月》中寫道：“馬克思和列寧，不再以西裝革履的姿態出現，卻已穿起了中國的長袍馬褂或農民的粗布短襖來了。小如變工隊、秧歌隊、合作社，大如新民主主義，我們都可發現，是馬列理論的內容和民族形式的外衣的綜合品。”

作家學者們更注意到共產黨人“檢討的認真與批評的嚴肅”。延安整風運動期間，秉持“懲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針，黨通過開展嚴肅的批評和自我批評，消除了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等不良作風的影響。趙超構看到，“延安生產、教育工作上的爭取群眾尊重現實”，“延安干部在生活上的平民化，工作上的認真與學習上的虛心”，共產黨人“事有錯誤必求反省，人有錯誤立刻批評”，他認為“共產黨的整風運動也是成功的”。延安作風也深深觸動了陳嘉庚的心，他在1949年5月所作《〈陳嘉庚言論集〉自序》中追憶道：多年來自己對國事“憂慮悲觀，無時或已”，直到1940年訪問延安后，“所見所聞，不論政治與軍事，大出我之意外。軍事則與民眾合作，聯絡一氣，同甘共苦，推誠相待”，“至政治方面，其領袖及一般公務員，勤儉誠朴，公忠耐苦，以身作則，紀律嚴明，秩序整然，優待學生，慎選黨員，民生安定。其他興利除弊，都積極推行”。凡此種種，令陳嘉庚“衷心無限興奮，喜慰莫可言喻，認為別有天地，如撥雲霧而見青天”，“由是斷定國民黨蔣政府必敗，延安共產黨必勝”。

當年作家學者們留下的段段文字，生動地展現了延安景物、延安氣象和延安作風，給苦難迷茫中的大眾帶來希望、指明方向。很多國統區的群眾，正是通過它們開始了解、親近中國共產黨。作家何其芳在《我歌唱延安》中寫道：“延安的城門成天開著，成天有從各個方向走來的青年，背著行李，燃燒著希望，走進這城門。”作家學者們的延安記述，既是這種革命激情和歷史潮流的真實寫照，更是呈給追求光明和進步者的指南，告訴大家——“中國的希望在延安！”